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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

箕子

(商朝太師,“殷末三仁”之一)
中文名:
箕子
外文名:
Ji Zi
別名:
胥余
人物簡介:

箕子,名胥余,殷商末期人,是文丁的兒子,帝乙的哥哥,紂王的伯父,官太師,封于箕,在商周政權交替與歷史大動蕩的時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違衰殷之運,走之朝鮮”,建立東方君子國,其流風遺韻,至今猶存。

箕子與微子、比干,在殷商末年齊名,并稱“殷末三仁”,在孔子《論語·微子》中曰:“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 

箕子參與事件/話題
中文名
箕子
外文名
Ji Zi
別名
胥余
國籍
中國
民族
華夏族
出生地
朝歌
職業
太師、國君
主要成就
輔佐紂王、建立箕氏侯國
父親
商王文丁

人物生平

輔佐商紂

箕子因封國于箕(山西省晉中市太谷縣),故稱箕子。是商末貴族,商紂王的伯父,與微子、比干齊名,史稱“殷末三賢”。

箕子佐政時,見紂王進餐必用象箸,感紂甚奢,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果然后來商紂王暴虐無道,整天酗酒淫樂而不理政,揮霍無度。紂王的叔父箕子,見紂王這般無道,苦心諫阻,但屢諫紂王都不聽。

有人勸箕子離去,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尹之惡而自悅于民,吾不忍也”。箕子見成湯所創六百年江山即將斷送在紂王手中,心痛如割,索性割發裝癜,披發佯狂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每日里只管彈唱“箕子操”曲以發泄心中悲憤。紂見此,以為箕子真瘋,遂將他囚禁起來,貶為奴隸。 

武王訪箕子

紂王末年(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興兵伐紂。牧野決戰,紂王兵敗自焚。武王攻入商都朝歌,商朝覆滅。在這商周變易之際,箕子便趁亂逃往箕山(今陵川棋子山),在箕山(今陵川棋子山)過起一段短暫的隱居生活。

箕子利用那些天然的黑白兩色石子擺卦占方,借以觀測天象,參悟星象運行、天地四時、陰陽五行、萬物循變之理。武王滅商建周后,求賢若渴的周武王訪道太行,在陵川找到了箕子,懇切請教治國的道理。 

箕子明夷

武王向箕子詢問殷商滅亡的原因,箕子不說話,因為他不愿意講自己故國的壞話。武王也發覺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詢問怎樣順應天命來治理國家。箕子于是便將夏禹傳下的《洪范九疇》陳述給武王聽,史稱箕子明夷。武王聽后,十分欽佩,就想請箕子出山治理國事,重用箕子。但箕子早對微子說過:"商其淪喪,我罔為臣仆(殷商如果滅亡了,我不會作新王朝的臣仆)。"(《尚書·微子》)他不愿作周的順民,因此不肯再出山,武王無奈而走。

因怕武王再次來請,箕子乘武王走后,他便迅速率領弟子與一批商的遺老故舊一大批人,匆匆離開箕山向東方而去,從此陵川便留下了箕子履跡的傳說,棋子山也漸漸被人們稱作了謀棋山、謀棋嶺。 

東渡朝鮮

箕子一行人從今膠洲灣渡海,奔向與商有一定族緣關系的朝鮮,創立了箕子王朝。同去的有殷商貴族景如松、琴應、南宮修、康侯、魯啟等。

據說,箕子一行到了黃海邊,便乘了木筏向東飄去。幾天后登上了一島,因見山明水秀,芳草連天,一派明麗景象,便將那地方叫做朝鮮。從此,箕子帶領的五千余人在那里定居下來。

相傳箕子到朝鮮后便建筑房屋、開墾農田、養蠶織布、燒陶編竹,還施用八種簡單的法律,來防止和解決人們的爭執。并把故國的文化傳播開來,把圍棋傳向四面八方。

后來當周武王知道箕子遠避東方時,便派人到朝鮮封箕子做朝鮮的國君,并邀請箕子回鄉探望。武王因而封他為朝鮮侯,不把他當臣下看待。這時箕子已經52歲。箕子做朝鮮國君的第十三年,箕子從朝鮮回到國都前來朝見周朝天子。在途經商故都殷商都城遺址,只見原來的宮室已經殘破不堪,有些地方種上了莊稼。心甚傷之,欲哭而不可,欲泣則近于婦人,亡國之痛,涌上心頭,只好以詩當哭,乃作《麥秀歌》,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悔恨商朝亡國。這里“狡童”系指紂王,意為你那時不聽我勸,如今落得這般天地。朝歌殷民聽見,皆動容流涕。

詩歌中的"狡童"比喻不聽忠告的紂王。詩歌采用男女戀歌的形式,反映君臣關系,為后世比興手法的淵源。箕子到達箕子朝鮮以后的情況。 

箕子朝鮮

《尚書》收錄了箕子的《洪范》,

而《周易》卦爻辭唯一提到的可靠的歷史人物,只有箕子。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將箕子、比干、微子并稱為“三仁”。朝鮮王朝的《三國遺事》、《東國通鑒》、《東史綱目》等重要史書,也都比較詳細地記載了箕子的史跡。

中國歷史上所記載的朝鮮最早是西周滅商之后,商朝遺臣箕子到朝鮮半島與當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國”,這個國家在中國的漢朝時代被燕國人衛滿所滅。公元前3世紀末,朝鮮歷史上第一次有所記載。在中國漢代的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商代最后一個國王紂的叔父箕子在周武王伐紂后,帶著商代的禮儀和制度到了朝鮮半島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舉為國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認。史稱“箕子朝鮮”。

約公元前11世紀前后,商周交替之時商的重臣箕子被周武王封于朝鮮。箕子朝鮮的歷史延續千余年,直到西漢被燕國人衛滿所滅,建立了衛滿朝鮮。箕子朝鮮可以說是朝鮮半島文明開化之始,據說今之朝鮮喜愛白色之民俗即商代尚白之遺風。箕子胥余是殷末著名賢臣,因其品行高尚,被孔子譽為殷之“三仁”之一。因紂王無道,受到政治迫害的箕子率其族人出走朝鮮。箕子入朝鮮半島不僅傳去了先進的文化,先進的農耕、養蠶、織作技術,還帶入了大量地青銅器,另外還制定了“犯禁八條”這樣的法律條文,以致于箕子朝鮮被中原譽為“君子之國”。大量中國古代典籍和朝鮮史書的記載與在朝鮮出土的青銅器、陶器以及朝鮮的地面古跡三方面相互印證,都證實了箕子朝鮮的存在。自古以來,中朝兩國人民都珍視這一有據可查的史實。在朝鮮有自己的歷史記載以來,或者說直到上世紀60年代前,朝鮮、韓國的史書、教科書都沿襲了這一歷史學說。

箕子朝鮮乃殷商遺裔在朝鮮半島上所建地方政權,臣于周,后又臣于秦,為周、秦海外之屬國。箕子朝鮮為衛氏朝鮮所取代,衛氏朝鮮為漢之“外臣”、屬國。漢武帝伐朝鮮,裂其地為四郡,為漢的邊疆轄區。有了箕子朝鮮,方有衛氏朝鮮,方有漢之四郡,方有高句麗史、渤海史,從而構成了東北古史、東北民族與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鮮是為中國東北史之開端。

朝鮮野史《三國遺事》造謠,檀君的后人在箕子來到朝鮮之后,帶著人民南遷,以免和箕子帶來的人造成沖突。這些人后來成為了三韓的始祖。 高麗時期成書的《三國遺事》與之相差數千年,中間并無其他史料記載,一般均認為檀君朝鮮系后世杜撰,不足采信。

開發朝鮮

箕子帶去了懂詩書、禮樂、醫藥、陰陽、巫術的知識分子,懂得各種技藝的能工巧匠。他們把中原文明帶到朝鮮半島北部,教化臣民,使古朝鮮習行中國禮樂制度,衙門官制、飲食起居逐漸沿習中原習俗。

政治上,箕子頒布八條成文法,禁止殺人、傷人、盜竊;經濟上,推廣殷商的田畝制度和中原先進的耕作、養殊技術。據朝鮮王朝史學家安鼎福編著的《東史綱目》記載,箕子在朝鮮治理不到三年,當地民風大變,夜不閉戶,沒了盜賊,婦人守貞不淫,男婚女嫁不重聘禮,民眾節儉敬睦,社會和諧安定。還有人把平壤郊外的大同江比作黃河,把永明嶺比作嵩山,編成歌典來歌頌和贊美箕子。

中國唐代大詩人柳宗元所說的箕子“化及民”,就是箕子在朝鮮教化百姓,并形成了良好的社會風氣,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對此,《高麗史》也有記載:公元1102,禮部上奏稱,中國教化禮儀,自箕子始,并乞求為其立祠以祭。

不管是中國文獻還是朝鮮史書,箕子對古朝鮮的開發都是功不可沒的,日本江戶時代前期(公元17世紀初)的史學家林鵝峰認為,箕子到朝鮮開創“東方君子國”,“東方君子國”這種稱謂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據史料記載,箕子王朝共歷41代君王,直至漢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箕子的第四十一世孫箕準被門下衛滿發動政變所推翻,箕準南逃,箕子王朝滅亡。箕子朝鮮在朝鮮半島統治了近一千年。根據《太原鮮于氏世譜》,朝鮮的鮮于氏源自箕子朝鮮的后人。而他們從箕子開始,直到公元前1世紀才被滅。

出于民族主義原因,目前有朝鮮韓國學者對此段歷史的存在有一定爭議,不承認箕子朝鮮的存在。

后繼發展

《史記·朝鮮列傳》明確記載說:西漢建立政權后,與古朝鮮以水為界。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盧綰反叛,投降匈奴;燕人衛滿逃跑到朝鮮地區,后來奪取王位,建立了衛氏王朝,建都王儉城(今平壤)。呂后當權時,衛滿曾經與漢朝的遼東太守約定,稱為漢朝的"外臣"。衛滿傳國三代,至孫子右渠王。右渠王與漢朝關系緊張。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朝使者涉何與右渠王反目,涉何殺死朝鮮的裨王長,右渠王派兵殺死涉何。于是,兩國間爆發戰爭。元封三年,在漢朝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尼相參殺了右渠王投降。漢武帝把朝鮮地區劃分為四郡: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并封右渠王的兒子長降以及尼相參等人為侯。以上史實,是兩國學術界都承認的。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科學院歷史所主編的《朝鮮通史》(賀劍城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出版),就是這樣記述的:"紀元前3世紀,中國周滅亡,分裂為數國,互相混戰。當時古朝鮮的侯也稱為王,擁有相當的官僚機構和相當的武裝部隊。……后來,秦統一中國,筑萬里長城時(紀元前214年),古朝鮮的否王曾企圖利用這個機會,擴張自己的勢力。后來,他的兒子準王收留北中國燕、齊、趙等國避亂和遷徙的居民,使住于古朝鮮西部地區,擴大了古朝鮮的領域。""紀元前206年漢統一中國后,修萬里長城外的遼東故塞,以盧綰為燕王,與古朝鮮以浿水為界。紀元前195年盧綰叛漢,亡命匈奴,其部下衛滿聚眾千余名,渡水入朝鮮。準王賜予博士爵位和百余里土地,令其統率亡命于古朝鮮西部國境之漢人。衛滿在古朝鮮的西部境界擴張勢力,于紀元前194年襲擊王儉城,驅逐準王,自立為古朝鮮'國王'。""漢四郡的設置對朝鮮各部落的政治、經濟、文化上有巨大的影響。漢通過樂浪郡,與朝鮮各部落之間的交易廣泛開展起來了。考古遺跡發掘工作中(僅遼東地方尚不得知),在大同江流域黃海道,直到韓國慶尚道地方,都發現漢朝時代的文化遺物的事實,就說明了這一點。"

方志記載

封國于箕

“箕子,名胥余,因封國于箕(今山西太谷縣東北)”本段此句“在太谷縣東北”有待商榷,有日知錄原文

“●《左傳·信公三十三年》:“狄伐晉,及,”解曰:“太原陽邑縣南有城。”非也,陽邑在今之太谷縣,襄公時未為晉有。傳言“狄伐晉及”,猶之言“齊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國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厲公使呂相絕秦,曰:“入我河縣,焚我、郜。”又必其邊河之邑,秦、狄皆可以爭。而文公八年,有鄭父;襄公二十一年,有遺,當亦以邑氏其人者矣。"為證。

箕子明夷

《太平御覽卷十六》: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歲月日星辰為五紀也。)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相傳為疇。律,年三十三傳之,疇官各從父事。)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遑暇也。亦頗推五勝,(五行相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之也。)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尚黑。漢興,方紀綱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

東去朝鮮

《史記·宋微子世家》、《尚書大傳·洪范》中都有記載。周武王滅殷封箕子于朝鮮,箕子朝鮮侯國正式成立。其受封之地即今之平壤。《三國遺事》記載:“都平壤城(小字注:今西京)。”

《韓非子》: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圣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箕氏世系事跡,見于鮮于氏奇氏譜牒。據譜牒所載,“箕氏凡五十三王。其第五十一世曰元王勛者,有別子三:曰友平,其后為鮮于氏。曰友誠,其后為奇氏。曰友諒,其后為韓氏云。”說亦未必可信。今姑擷其大要如下:其略曰:“武王克殷,箕子恥臣周,走之朝鮮,今平壤也。殷民從之者五千人,詩書禮樂及百工之具皆備。周人因而封之。箕子不受。子松,始受周命為朝鮮侯。亦曰韓侯。韓,方言大也。《詩》所謂王錫韓侯者,即其后也。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引《潛夫論》謂:"昔周宣王亦有韓城,其國也近燕,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又引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又引《水經注》云:"方城今為順天府固安縣,在府西南百二十里。"按《大清一統志》:"韓城在固安縣西南;《縣志》今名韓侯營,在縣東南十八里。"細審詩義,今人多從此說。據現行政區劃,當在北京市通縣之西,固安縣之東北。王符:《潛夫論》,篇三五《志氏姓》:“昔周宣王時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其后,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汪繼培箋:案韓西蓋朝鮮之誤。此說不可取,鄭玄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為侯伯,言為獫夷所逼,稍稍東遷也。固安縣之韓侯國后遷至東北,原姓姬,后改姓韓,以國為姓,可有史書為證,魏略曰:箕子之后朝鮮侯,準與滿戰,不敵也。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可證固安縣之韓侯國后遷至東北,原姓姬,后改姓韓,東北必有韓侯國,后來東北與朝鮮就有了韓姓既而詩云,韓侯受封北土,追其蠻貊,王肅潛夫論言,東北韓侯被衛滿所滅,其后逃入韓地,此韓侯為韓西.。箕子十八傳至貞敬王闕。其十三年,當周桓王十年。饑,使通齊魯語者,泛海買米。二十世曰孝宗王存。使上大夫鮮于益聘于齊。齊行人公孫恪來聘。有伯一清者,自言周人。得軒轅氏之術,能煉丹長生。以訪東海神山,浮海至朝鮮。群臣請試其術。不許。太子孝信之。王卒,孝立,是為天老王。以一清為國師。筑求仙臺于紇骨山,高五百尺。以修道故,傳位于子修道王襄。以一清為國太師。使一清弟子盧龍,駕大船數十,入東海求神山。至竹島,遇風,舟盡覆。盧龍僅免。天老王及修道王,皆以服丹藥毒發卒。修道王子徽襄王邇立,誅一清及盧龍。二十七世曰英杰王黎。周敬王元年立。北胡入寇,自將伐之。拓地千里。北胡,或曰:即中國所謂東胡。或曰:實后世之靺鞨也。二十九世曰濟世王混。禁人民潛商齊魯者。三十二世曰赫圣王隲。燕僖公使來聘。卒,子和羅王諧立。六年,周安王二十二年。燕人侵邊郡,郡守苗春敗之。卒子說文王賀立。五年,周顯王四年。燕將以二萬人侵遼西,上大夫衛文言敗之五道河。燕將移屯連云島。造船筏,將渡海來襲。明年,文言又敗之。射殺其將。余眾遁還。卒,子慶順王華立。十二年,周顯王十九年。北胡酋厄尼車吉汗來朝。請共伐燕。下大夫申不死以兵二萬會之。北胡兵一千,共拔上谷。燕連年來侵,皆不得志。十九年,周顯王二十六年。請和,許之。卒,子嘉德王翊立。二十年,周顯王四十六年。燕稱王,亦稱王。追王箕子以下二十九世。卒,子三老王煜立。元年,周慎靚王五年。使大夫王霖如周。自箕子三十九世至章平王潤,大為燕將秦開所敗。失地二千余里。以潘滿韓為界。未詳何地。北胡酋阿里當夫請助報燕,不許。北胡怨,不朝貢。自將伐之,敗還。卒,子宗統王杏立。王之世,服屬于秦,惟不與朝會。卒,子哀王準立。立二十年而秦滅漢興。二十七年,燕人衛滿,率千余人來歸。封以故秦空地曰上下障者數百里。漢惠帝元年。衛滿告王:漢兵十道至。請入衛,許之。滿遂襲王。王與戰,不勝。將左右宮人及余眾數千浮海。攻馬韓,王之。都金馬郡,今全羅北道益山郡也。傳九世,為百濟所滅。時王莽始建國元年。遺民保聚一隅,奉先王之祀者曰后馬韓。至建武時,降于新羅云。”其所記皆不近情理,偽跡顯然。然天下無可全然偽造之物,總必略有事實為據。據之,亦可推想朝鮮古代之情形耳。

箕子繼序之君。東史無考。而新刊《幸州奇氏族譜》。列錄箕子以后世序。以為奇氏於湖南光州。浚梁得石碑。刻箕子后奇氏世系甚詳。箕子后失國后。復系馬韓世系甚詳。然有節節可疑者。今采錄焉。蓋周武王已卯。箕子來居朝鮮。仍以為君。漢惠帝丁未。箕準為馬韓。合為九百二十九年。而今此四十一代。則為一千三十六年者。可疑也。四十一代之中。東史只有箕否、箕準兩代名。而此則無箕否。可疑者也。且三國中葉以后。始有諡法。而《奇譜》列錄。皆似諡號。可疑者也。東史。以箕準為馬韓始祖。號虎康王而已。無繼序之君。而《奇譜》。則無虎康王。而以康王卓為首。可疑者也。其列錄。太祖文圣王箕子四十年。莊惠王松二十五年。敬孝王詢二十七年。恭貞王伯三十年。文武王椿二十八年。太原王札四十四年。景昌王莊十一年。興平王捉十四年。哲威王調十八年。宣惠王索五十九年。國家晏然無事。誼襄王師五十三年。文惠王炎五十年。盛德王越十五年。悼懷王職二十五年。文烈王優十五年。昌國王睦十三年。武成王平二十六年。貞敬王闕十九年。樂成王懷二十八年。孝宗王存十七年。天老王孝二十四年。修道王襄十九年。徽襄王邇二十一年。奉日王參十六年。德昌王僅十八年。壽圣王翔四十二年。英杰王藜十六年。逸民王岡十七年。濟世王鯤二十二年。淸國王璧三十五年。導國王澄十九年。赫圣王騭二十八年。和羅王謵十六年。說文王賀八年。慶順王華十九年。佳德王詡二十七年。三老王煜二十五年。顯文王釋三十九年。章平王潤二十八年。宗統王恤十二年。哀王準二十八年。馬韓康王卓?021。漢惠戊申立三年。安王龕三十二年。惠王寔十三年。明王武三十一年。孝王亨四十年。襄王燮十五年。元王勛二十六年。稽王名失傳十六年。漢成帝癸卯。為百濟王溫祚所竝。又按馬韓。以康王卓為首。其下列錄七王。且東史。馬韓始於漢惠帝戊申立。成帝癸卯。為百濟王溫祚所滅。當為一百七十六年者。亦可疑而東史往往特書之。以為信跡。則似未為允當也。箕子代序。或以為金草家百鍊所傳。未可據也。箕子子孫。不可略也。故僅得古牒。冥搜幽探。得略干條。兼為辨證之。《魏略》。箕準子支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往?022海中。不相往來。韻書。箕子封於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氏以鮮于。《三國志》。鮮于嗣。魏明帝景初中。樂浪太守。明帝遣嗣及帶方太守劉昕。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晉書》。單于嬰。晉武帝太康二年。平州刺史。鮮卑寇遼西。嬰討破之。鮮于樞。宋趙孟頫贈鮮于樞詩曰。箕子之后多髥翁。洪萬宗《東國歷代總目》。皇明洪武間。有鮮于京者。為中領別將。其七代孫寔。自泰川來。居平壤崇仁殿側。遂以寔為箕子后。拜殿監。子孫世襲。而鮮于氏之聞人鮮于鋏。號遯庵。尤庵宋先生門弟又有鮮于恪。亦知名人。《東史》。馬韓元王。有子三人。曰友平、友誠、友諒。國亡。友平奔高句麗。仕琉璃王。為北原鮮于氏。友誠降百濟。仕溫祚王。為德陽奇氏。友諒亡歸新羅。仕脫解王。為上黨韓氏。李月沙廷龜崇仁殿碑曰。馬韓末。有孱孫三人。曰親后為韓氏。曰平為奇氏。曰諒入龍岡烏石山。為鮮于氏。其曰親者。卽《通考》所謂。箕準子友親。留在冒姓韓氏者也。其曰平曰諒。與《奇譜》同。又有箕氏。《萬姓統譜》。箕姓。箕子之后。以國為氏。周有箕鄭。晉文公問濟饑。對曰以信。箕酆。晉大夫。漢箕堪。西華令。箕肆。臧荼將。箕稠。烏桓校尉。箕澹。晉時勸劉琨攻石勒。我東。則京兆帳籍有箕氏。而皆微賤。余於湖南按察營。見箕姓。役使令者。問其族。則只有一身云。此箕子子孫之大略也。我東。為箕子紀事。堪作箕子朝鮮史者。有尹斗壽《箕子志》。李栗谷先生珥《箕子實記》。徐命膺《箕子外紀》。正廟諸臣所編《箕田考》。按柳泠齋得恭《灤陽錄》。圓明園宴班。王中堂杰。求三國秘史、東國聲詩於副使。本國無此二種答之。又求圃隱、牧隱二《集》。徐公浩修或慮有忌諱處。竝辭以無。中堂懇問他書。不得已以韓久庵《箕子井田圖說》應之。后竟筵稟校正。附柳根、許筬、李瀷諸說。名以《箕田考》。印送。此外。未知有何書也。愚以為於《洪范》之書。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箕子朝周之說。可謂誣罔千秋者也。謹為辨證焉。

開發朝鮮半島北部

中國記載箕子開發朝鮮事跡的書籍,有《尚書大傳》、《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史記》和《尚書大傳》都記載了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的事。

成書于西漢初年的《尚書大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尚書·微子》篇中,微子稱箕子為"父師"。先秦史書《竹書紀年》云:"伯夷、叔齊去隱于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胤子在,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父師在夷,與箕子開發朝鮮吻合。西漢焦延壽《易林》也說:"朝鮮之地,箕伯所保"。它們的記述可以互相印證。其中,《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述得比較系統具體。

《漢書·地理志下》記載得比較具體:"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相傷以谷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箕子后人

《后漢書·東夷傳》還記敘了箕子后代的情況:"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千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茍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三國志·東夷傳》也有相同的記述。《三國志》注引《魏略》記述得更詳細,而且記述箕準南逃以后,"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該國的確既有箕姓,又有韓姓。

歷史成就

箕子作為儒家前驅,其思想上承大禹,下開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其經歷正如柳宗元《箕子碑》所說:“正蒙難”;“法授圣”;“化及民”。

1、“正蒙難”是說他在隱居時心憂天下,以“箕子操”來寄情書懷;

2、“法授圣”是說周武王滅商后向箕子咨詢治國大道,箕子以洪范九疇傳授之;

3、“化及民”是說箕子在朝鮮建立東方君子國。

正蒙難

思想家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見微知著。

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衰象初顯的時候,外表上轟轟烈烈,其實內囊卻上來了,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史記宋微子世家載“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這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夫商之季世,紀綱之廢,道德之墮極矣。”(王國維語)商朝的滅亡決不單單是紂王一個人的過失,而是整個國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墮落習俗里面去了,如歷代王朝末世一樣。

當有人勸他離開殷商另謀高就。他說,我如果這樣去做,是在“彰君之惡”和“自說于民”。于是,箕子佯狂而獨自一人隱居在箕山,閑暇時候借樂曲《箕子操》抒發自已郁郁不得志的苦悶心情。當紂王聞知箕子近況,遂囚禁在今天一個名叫“箕子臺”的地方。箕子臺在今河南西華縣。箕子在那個地方構思出洪范九疇的偉大思想。

法授圣

當周武王以“小邦周”打敗“大邑商”后,曾經恭恭敬敬誠惶誠恐地不恥下教于箕子。箕子就把洪范九疇治國大道傳授給周武王。

這個洪范九疇在中國思想史的地位實在不得了。它闡述了行政方式、行政準則及行政決策方式,是一部中國歷代專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對于中國專制社會形成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奠定了陰陽五行說的基礎,提供了中國人傳統思維的框架。

從洪范九疇的內容看,它涵蓋了對自然世界、人身、行為、治國安民、政綱、天文、歷數、根本大則、做人德性、氣候征象、禍福種類等等人生實踐內容的全部,但它決不是西方認識論意義上的知識,而是完全出于實用目的的一種經驗積累。洪范九疇其實是就社會政治秩序對君王說話行為的經驗總結。陳來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說,“中國上古的天啟文獻竟然全部集中于社會事務,這不能不說華夏族特有的一種文化態度和文化精神。”

社會秩序的得治是“洪范九疇”提出的真正目的,這與亞里斯多德提出范疇理論的本體論目的可謂是天壤之別。就目的的思維特征言,亞里斯多德范疇理論的提出,是出于一種“純知識”的興趣和好奇。而“洪范九疇”的提出則是出于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實用性需要。

從方法的角度看,亞里斯多德對范疇的獲得方法和途徑進行了自覺的反思,在思維上具有思辯色彩,一種遠離人生感覺經驗的純理性態度。這反映在范疇篇前四章內容。相反,洪范九疇是中國人對人生、社會實關懷而求得的經驗知識。“這些分類的標準是經驗,故可視為經驗的綜合。”(成中英)由此我們可以得知西方思維方式是本體、語言、邏輯三位一體的,而中國的傳統思維方式則是社會、實用、經驗的三位一體的。所謂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其實就是這種思維下的“杰作”。

箕子作為思想家最偉大的地方在于首次提出“社會公正”的政治哲學,并且寄希望于“開明君主制”。“五曰皇極......皇極,皇建其有極......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凡厥庶民,極之傅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史記宋微子世家)在這里箕子闡述了“王道正直”的精神史觀。“皇建其有極”就是要國君建立治國的典范,這個典范就是“王道”(即遵王之道、遵王之路、遵王之義)。后人釋“皇”為大,釋“極”為中,又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

化及民

在那次兩人高峰會面之后不久,周武王把朝鮮作為箕子的封地賞賜給他。箕子來到自己的封地后除了頒布實施具有憲法性質的“八條之教”外,教民耕作建立“箕田”、教民禮儀。今天朝鮮穿衣喜歡白色,就是“殷人尚白”這一習俗的延續。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漢書地理志)

“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三國志魏書東夷傳)

個人作品

《麥秀歌》是箕子朝周途經故都朝歌時而作。故地重游,作者目睹宮室毀壞荒涼,淇河之濱,朝歌原野,遍地小麥正揚花秀穗,但今夕縱異,觸景生情,心甚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于婦人,憤然吟詩。寥寥十數字將亡國慘狀和原因和盤托出,而且凄涼悲惋。朝歌殷民聽見,皆動容流涕。

麥秀歌

殷·箕子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箕子還總結治國安邦之道的著作《洪范》 

教育思想

神道設教

箕子在《洪范》篇中所表達的思想是神權至上主義,反映了殷商時期“率民以事神”的社會現實。他總結了商代神道設教的經驗,他認為統治者必須按照天生萬物的法則辦事,違背了這個法則,就要受到上天的懲罰。

“我聞在昔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我聽說從前鯀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攪亂了五行,上帝于是發怒,不把九類大法傳給他,因而他不懂得治國安民的常道。鯀被誅以后,禹繼承了他,上天就賜給他九類大法,因此得到了治國安民的常道,做了這樣的安排。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居九疇之首,各有其性,必須順其性而用之。這個思想雖然籠罩著神秘主義的外衣,但仍有一定的進步性與合理性。如把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放在“相互關系”中加以考察比較,形象地看出了事物在性質上有“潤”與“燥”的差別,在方位上有“上”與“下”的差別,在形體上有“曲”與“直”的差別,這里注意觀察事物的特性和功能,試圖從聯系和差別中去認識事物,包含有差異思想的萌芽,從而為研究事物的矛盾打開了思路。又如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客觀關系,鯀由于不掌握水、土之性,采取以土堙水的辦法而失敗了;禹總結了這個教訓,通過實測來掌握山川形勢,同時按“水曰潤下”的客觀性能,采取疏導法,取得了治水平土的功績。這種對“五行”各種物質性能關系的認識,包含有內在聯系思想的萌芽,給后人帶來了有益的啟示。禹經過治水平土的斗爭,在初步認識“五行”各種性能的基礎上,觸類旁通,促進其能動性的發揮。如認識到“水曰潤下”的特性,就令發展水稻生產;認識到“火曰炎上”的特性,就推行刀耕火種;認識到“木曰曲直”的特性,就促進各種交通工具的制造;認識到“金曰從革”的特性,就發展冶煉鑄造,變革自然,為人所用。

箕子認為天子必須立一標準,使人民遵從。“皇建其有極。”做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人民順從教化,不敢違法亂紀。而人民必須絕對服從天子,“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不要有偏私,要遵守先王的正義;不可夾雜私心的偏好,遵守著先王的大道;不要做壞事,遵守著先王的正路。君子有絕對權威,“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主可以給人恩賜,可以給人懲罰,可以吃美好的玉食,臣民不能給人恩賜,不能給人懲罰,不能吃美好的玉食,所以臣民不能僭奪。

箕子認為筮是探測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須重視,“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選擇能夠用龜殼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們根據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問時,要“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慮,然后再和卿士們商量,再和人民大眾商量,最后再問及卜筮。不過卜筮以龜或筮表示,有決定權。卿士、庶人只是陪襯而已。因此“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龜卜同意,筮占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眾不同意,這也吉利。這即是說,對于君主要做的事,縱使卿士、庶民不贊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愿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見卜筮在帝王神道設教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箕子認為如君主不從天意,天必警以災異,天人相應。因而有“休徵”、“咎徵”之說。所謂“休徵”,即美好的徵兆,順乎天意,則風調雨順,萬事吉利。所謂“咎徵”,即不好的徵兆,逆乎天意,則降災降禍,萬事不順。

補偏就正

箕子指出各種不同類型的個性特征和品格,都應采取補偏救弊的辦法,使之合于正道。他說,“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不要反復,不要偏心,王道是正直的,凡不合乎正直之道,偏剛偏柔之人,都要加以裁抑。他說:“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他主張對那些公平正直的人,就用正直去對付他;對那些強硬不可親近的人,就采取剛強的方式去制服他;對那些平和可親之人,就用柔緩的方式去教育他。糾正沉靜之人的缺點,要用剛強來補救;糾正高傲之人的缺點,要用柔和來補救。

箕子認為正直是德行的最高標準,不要過剛,也不要過柔,這才合乎正直之道。君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份,才不違背正直之道。違背正道,就會有過失。“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者有了過失,影響一年,卿士影響一月,師尹影響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日都沒有變化,百谷就能成長,政治就會光明,優秀之士就能得到任用,國家也就安寧了。王道即正道,補偏就正,平康正直,萬事大吉,國家平安。這是箕子設計的治國方案。

重視五事

箕子在總結殷亡的教訓中,還提出對君主及太子要在“貌、言、視、聽、思”這“五事”上進行教育: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晢,聰作謀,睿作圣。”

箕子說所謂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語,三是視察,四是聽受,五是思慮。容貌要恭敬,言語要有條理,視察要清楚,聽受要聰敏,思慮要通達。容貌恭敬,表現就嚴肅;言語有條理,辦事就順利;視察清楚,就能明辨一切;聽受聰敏,謀事就能成功;思慮通達,就能成為圣人。箕子作為太師,提出重視“五事”,顯然是針對君主及太子的。他認為君主與太子不能只作孤家寡人,還要對外界多所接觸,要“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要在“五事”上多加注意,要謙遜待人,要廣見多聞,才能使自己聰明通達、多謀善斷。這樣,才能成為理想的圣君。

選用平民

平民是商周社會中低于士卿、師尹,高于奴隸的一個階層。箕子主張在平民中選擇合乎貴族統治所需要的人任用之。他說:“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他的意思是說,在平民中,凡是有計謀、有作為、有操守的,你就應該看重他,重用他;凡是沒有能夠上你所建的標準,但是也沒有什么大錯誤的,你也應該寬容他。有猷、有為、有守者是上才,可以重用。就是達不到上才標準的人,也要誘撫之,使之為我所用。這是箕子在人才的任用與選拔方面,突破神權政治局限的例證。

此外,箕子在“八政”中提出國家重要的政府要員八位:“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即一是管理民食,二是管理財物,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住行,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司法,七是接待賓客,八是治理軍務。箕子把管理教育的司徒官,位在第五,可見他對教育的地位是重視的。

八大法律

箕子制定了八大法律:

1,殺人者死

2,傷人者賠償

3,盜竊者為奴

4,男女不能亂搞

5,同姓不得結婚

6,部落人不許越界

7,部落不許仇殺

8,生活中要避諱 

歷史論證

箕子與箕子朝鮮在中國商周古史、中國東北史上占據重要位置。箕子以一個哲學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代表出現在中國歷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其學問、其人品、其影響長時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評說

箕子開發古朝鮮,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得到論證:

1、古代中國史書的記載;2、古代朝鮮史書的記載;3、考古發現與民俗的證明;4、從后代歷史往前推斷。

古朝鮮地區,包括今中國遼東半島的東部與今朝鮮半島的北部。公元前12世紀,殷商遺民箕子在這個地區建立了箕氏王朝,傳國900多年;王朝的最后一個國王箕準被衛滿篡位以后,又南下立國200年,開發了半島的南部。他們作為移民成了后來韓國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中國與古代朝鮮的歷史記載以及考古、民俗資料,都可以證明箕子與箕氏王朝開發古朝鮮的歷史。

考古發現

首先從有關考古發現看。檀君神話說,天神降于太伯妙香山,可以與該國的石器時代相互印證。妙香山在今平安北道、平安南道與慈江道交界處,處于大同江與清川江之間。考古發現,公元前5000年至前1000年初,朝鮮半島正當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典型的文化遺址,多分布在平安南道、黃海北道等處,大同江正好流經這些地區而進入大海。生息在平原、河谷的初民,把妙香山想象為其祖先(天神)降落之處,是很自然的事。妙香山,正如古希臘的奧林匹斯山、古代中國的泰山一樣。檀君神話又說,檀君在箕子進入朝鮮后便移位隱居,正說明古代朝鮮文化接受中國文化影響,由神話時代轉入了文明時代。《漢書》說箕子制定了八條禁令,標志古朝鮮社會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已快速地邁進了有成文法的文明時代。考古發現可以證明這個歷史記載。《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說:"朝鮮青銅時代的年代大體在公元前10世紀至前5世紀,主要遺址在平安北道和黃海北道。""與周圍地區存在著文化聯系。"這時代正好與箕氏王朝開發朝鮮的時代相吻合;箕子朝鮮的國都王儉城的故址也正好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岸邊。而且,古朝鮮的青銅器和支石墓跟中國遼寧和山東的青銅器與支石墓,形制一致。今平壤有箕子墓,也決不是空穴來風。

其次從該國古代的族源神話看。該國族源神話基本是卵生神話。高句麗國的始祖朱蒙是卵生;新羅國的始祖樸赫居世是卵生,新羅國的脫解王(姓昔)和金閼智也是卵生,新羅三大王族(樸、昔、金)都是卵生;南方的駕洛國的6個國王也都是卵生。這些神話本身,與中國卵生神話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卵生神話很多,人所共知的如:簡狄吞燕卵因孕生契(參見《史記·殷本紀》);女修吞燕卵而生秦祖先大業,其后代曰孟戲、中衍,仍然鳥身而人言(參見《史記·秦本紀》);直到明末清初,滿族還有仙女吞鳥卵而生下清始祖努爾哈赤的神話傳說(參見《清史稿·太祖本紀》及蔡東藩《清史通俗演義》)。據諸多學者考證,東夷是華夏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夷始居地在今易水、燕山一帶,后來一支沿渤海南下,一支向東北遷徙,并達到朝鮮、日本等地。更有人認為,虞舜、殷商、秦嬴等皆為東夷分支。《孟子·離婁下》便說過:"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我們即使不把殷商、秦嬴劃為東夷范圍,但它們與東夷諸族相互影響則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因此,從卵生神話這個角度看,古代朝鮮與箕子所帶去的殷商文化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再次從姓氏及有關考古發現看。中國《宋史·禮志》記載,宋徽宗封箕子為遼東公。宋朝羅泌《路史·國名紀》說:唐高祖武德年間"以遼為箕州"。今遼寧集安西有淇水縣,遼寧新民一帶有祺州。1973年,遼寧喀左北洞村出土西周早期銅鼎,腹內底壁銘文有"箕侯"字樣。而且,箕子東去朝鮮時,在路經河北正定時留下了一支子孫,就是后來"鮮于"復姓的來源。《風俗通·姓氏篇》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其子食采于朝鮮,因氏焉。"

朝鮮半島的姓氏也一樣可以作為證明材料。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的姓氏中有箕姓,還有其分支韓姓、齊姓,他們都奉箕子為始祖,并到中國河南省淇水縣朝歌鎮的三仁祠尋根問祖。還可以從服飾、古代歷法、風習等看。朝鮮族喜穿白衣,這與殷商傳統有關。《史記·殷本紀》說:"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可見殷商尚白。《三國志》等史書記載,古朝鮮地區的扶余國"衣尚白,白布大袂",這是繼承了殷商的傳統。這個傳統一直保持到現在。

古朝鮮的歷法也跟殷商相似。《三國志·魏志·東夷傳》說,該地區"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殷商有殺人殉葬的風俗,而《東夷傳》等記載扶余國"殺人殉葬,多者百數"。《東夷傳》還說,該國"水旱不調,五谷不熟,輒歸咎王"。這又使人想起《呂氏春秋·順民》的記載:"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予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以身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悅。""民乃甚悅"說明百姓認為湯這樣作才對,否則就不對,也就是說把大旱歸咎于湯。而且,《三國志·魏志·東夷傳》還說,半島上的許多居民,都自稱是來源于中國的"古之亡人"。

史籍、考古、姓氏、神話、民俗,各個方面相互吻合,都可以印證箕子與殷商遺民對古朝鮮的開發。

主要遺址

箕子陵是古代高麗國為紀念箕子而建的陵墓,原址位于今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平壤牡丹峰腳下,至今已無存(朝鮮炸毀箕子陵興建檀君陵)。1102年,高麗肅宗接受禮部的建議,訪查箕子埋葬的地點。最終認定箕子埋葬于牡丹峰下,肅宗便為箕子修筑了陵墓,又在旁邊建立箕子廟以進行祭祀。不過,中國古代地理著作《水經注》記載:“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今山東省菏澤市曹縣),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若根據記載來推斷,平壤的箕子陵不是真正埋葬箕子的地方,而僅僅是箕子的衣冠冢,真正的箕子墓在今天山東菏澤市曹縣,至今仍然存在。朝鮮半島歷代君主都對箕子陵進行定期祭祀,并進行過數次修繕。箕子陵與乙密臺、七星門、浮碧樓毗鄰,成為古代平壤著名的景觀之一。1959年春季,為了建設牡丹峰青年公園,金日成下令將箕子陵拆毀。

唐朝時,在朝歌南關建箕子廟,文學家柳宗元為共寫了碑文,今存。明正德年間,在南門內路西建有“三仁祠”,以祀其位,遺址尚存。河南省西華縣有箕子臺一座,原址位于縣城東南,為箕子被紂王流放后讀書之所。原址已坍塌,后人在縣城西北新建一臺,仍名箕子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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