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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 | 僅存4年的清華國學院何以成為中國學術界的神話?

來源:講歷史2019-04-26 20:05:46責編:小不點的童話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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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導讀】文 | 秦維憲轉自探索與爭鳴雜志(id:tansuoyuzhengming),本文已獲授權短暫的輝煌1925年4月,清華國學研究院誕生于20世紀初葉中國歷史急遽…

文 | 秦維憲

轉自探索與爭鳴雜志(id:tansuoyuzhengming),本文已獲授權

短暫的輝煌

1925年4月,清華國學研究院誕生于20世紀初葉中國歷史急遽變迀、新舊學術轉軌之際。清華國學研究院僅生存4年,共招收4屆70余名學生,在完成學業的68人中,除11人出國深造外,其余50多人均為中國各著名大學的扛鼎者,其中如姚明達、吳其昌、王力、王靜如、姜亮夫、劉盼遂、徐中舒、高亨、劉節、謝國禎、戴家樣、蔡尚思等一大批知名學者,成為中國20世紀學界星河燦爛的奇觀。

而清華國學院的教師竟不足10人,其中有四大名導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主任吳宓,以及李濟、梁漱溟、馬衡、林志鈞等講師。如果說,人們要排名世界一流大學的話,那么,清華國學研究院是當之無愧的。令人驚詫不己的是,何以在如此短暫的歲月,一個小小的國學研究院,居然創造了中國學術界的奇跡,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

筆者認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成功,從社會條件而言,具有政治、經濟、文化等宏觀因素;從清華大學自身的條件而言,具有辦學特色、人才標準、民主管理等微觀理念。

首先,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使清華國學研究院得以跳出意識形態的束縛,形成卓然獨立的辦學風格。

清華國學研究院存在的4年中,前二年為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1912-1927年),也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以往,在人們的印象中,這一時期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專制、獨裁似乎是它的代名詞。其實,這只是歷史表象的一面,其另一面卻是中國近現代探索民主政治的一段試驗期。不然,就難以解釋這一時期發生的一系列偉大歷史事件,諸如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發展等。

由于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觀念逐步深入人心,加上軍閥割據的“亂世”狀態,即在動蕩的社會環境中,各種力量相互牽制,沒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進行嚴密的專制統治的條件,從而為民主政治提供了試驗和發展的空間。于是,北京政府在形式上采取“三權分立”制度、建立司法獨立體制的前提下,客觀上使人民的權利和自由有一定程度的保障。

北京政府時期相當于憲法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約法》,賦予人民前此未有的權利和自由。即使體現袁世凱獨裁集權的“新約法”也有保障人權和自由的規定,如“中華民國人民,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法律上均為平等”。其第五條到第十條詳細地規定了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如身體、家宅、財產、著作、集會、結社和信教等。最典型的則是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和沒有書報檢查制度。

正是在這一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中,脫穎而出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可以使教育、學術研究不至嚴重依附于政治權勢。清華大學校長曹云樣在國學研究院第一期學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通篇不談空頭政治,而是吸納胡適先生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倡議,他說:“現在中國所謂新教育,大都抄襲歐美各國之教育,預謀自動,必須本中國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時組織研究院,研究中國高深之經史哲學。其研究方法可以利用科學方法,并參加中國考據之法,希望從研究中尋出中國之國魂。”

清華國學研究院存在的后二年為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時期(1927-1949年)。南京政府建立之初,國民黨蔣介石還相對延續了一些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民主理念,但隨著其獨裁統治的強化,終于逐漸建立起嚴密的書報檢查制度,實施特務監督管理,扼殺了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權利。

由此,清華國學研究院不得不隨著主流意識形態運轉。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短期夭折固然有其規模偏小,不注意發展;特別是民族救亡運動的日益高漲,己不容學人心安理得地“整理國故”的原委,但政治上的禁錮確是加速其夭折的一大客觀因素。

一個社會的文化、教育事業是不是發達,關鍵要看這個社會是否具備包容性。按照英國政治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對現代社會的設計,具有包容性的社會應體現出:作為包容性的平等、有限的精英統治、公共空間(公民自由)的復興、“超越勞動的社會”、積極的福利政策、社會投資型國家。從清華國學研究院存在的北京政府時期,也即中國進行政治民主的試驗期看,是多少符合包容性社會的前三條的,因而當時的社會給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崛起提供了自由的空間。

其次,短暫的經濟發展為清華國學研究院提供了物質保障。

清華國學研究院存在的4年,正處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北京政府時期,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我國許多有識之士大辦實業,使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自洋務運動以來的空前發展;南京政府時期(1927—1937年)則在北京政府的基礎上,著力發展市場經濟,居然在世界經濟大危機的夾縫中,創出了年均增長8%-9%的奇跡。這些都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創造了優越的辦學條件。

當時,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辦學經費非常寬裕(其中包括美國的援助),主要從三個方面體現出來:

① 一是教師的科研經費上不封頂,一年四季隨便去何地參加學術會議或考古,只須吳宓大筆一揮。1926年春,李濟從山西考古歸來,足足帶回考古資料49箱,花去的金錢可想而知,而清華大學教務處主任梅貽琦還嫌他帶得不多。清華國學研究院充裕的資料經費、各種善本秘籍的方便借閱,也是令人羨慕的。據王國維致蔣汝藻函,研究院每年購書款1萬元,“在京校中已算第一有力”,而王國維仍不滿意。蓋學術的長進是需要不斷交流、不斷吸收前沿學科的動態的,如果一名大學教師一年僅能參加一二次學術活動,甚至足不出行;或者買不起書,那么他的學術水平怎能提高?

② 二是教師的待遇優厚。據已故華東師范大學史學所教授、著名金文甲骨文專家戴家樣生前告訴筆者,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教授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每人配工作室一間,月薪大洋400元;四大講師李濟、梁漱溟、馬衡、林志鈞等,也每人配一間工作室,月薪大洋100元,外加美國弗利爾藝術館給的300元津貼,他們的收入與教授持平。按當時的生活水平,一名清華校工月薪3元,已足夠養家;請一個全職保姆,每月僅需1-2元;800元能買北京的一處四合院。因此,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師從不為生活、家務所累,他們可以隨便去琉璃廠買古董、字畫和珍貴版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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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清華園

③ 三是學生不僅不用繳學費,而且還有充足的獎學金,以致學生不僅可以大量購書、考察,而且每學期由學生輪流作東,請老師們上館子。

再次,多元文化為清華國學研究院提供了自由思想的土壤。

清華國學研究院存在的時期,正是近現代中國思潮相互激蕩的時期。當時的中國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格局,以致各種社團、報刊如雨后春筍,無論是以陳獨秀、瞿秋白領軍的《新青年》及《前鋒》、《先驅》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好人政府主義的對歧,還是新文學運動與唯美主義、頹廢主義、傷感主義和復古主義的并存,以及科學與玄學之爭等各種思潮交織在一起,沒有哪家唯我獨尊,這就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師生的思想自由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

中國的知識分子最看重的,甚至高于自己生命的就是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1953年11月22日,陳寅恪與汪篯的談話,即“對科學院的答復”中所闡明的一段話,可以看做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辦學理念。

陳寅恪說:“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對于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這段名言深刻地闡明了具有鮮活創造力的學術真諦所在。

關于這一點,王國維也曾對蔡尚思說:“中國歷來的知識分子都以做官為最大目的,所謂‘學而優則仕’是也。而思想家更沒有一個不談政治思想的。其實治學與做官是兩途而不是一途。做官要到處活動。治學要專心研究。二者很難兼長。大政治家多,大學問家少;大學問家兼政治家則更少。究竟最可貴的是哪一種人呢?多一份努力就多一份心得,這是做學問的人所必須首先知道的。我希望年少力富的人,能專心一意地治學。”

表面上是開導學生不要從政,實質上則是他仕途失意后對人生的總結。由于學術是一項艱巨的精神創造,因而它的發展需要寧靜的環境,需要士子心無旁騖,王國維雖然說明了這個問題,但他忽視了問題的另一面,即一個社會在政治禁錮和民族危機的雙重壓力下,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都難以安心治學。

陳寅恪和王國維從不同的角度,剖析了政治與學術的關系,其背后卻間接地啟示我們,多元文化與單極文化對清華國學研究院興衰存亡的影響。

上述證明,一所大學能不能創造輝煌,能不能流芳千古,必須看它在創辦時期是否具備寬松的政治環境、寬裕的經濟條件、多元文化的支撐,這三套馬車缺一不可。

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辦學理念,充分體現了博大的“和而不同”學貫中西和洋為中用的追求。吳宓在《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的演講中,對這一追求作了闡述:

① 一是“值茲新舊遞嬗之際,國人對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擇適當,融化無礙”;

② 二是“中國固有文化各方面(如政治、經濟、管理學),須有通徹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國計民生,種種重要問題,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

③ 三是“為達到上述目的,必須有高深學術機關,為大學畢業及學問己有根基者進修之地,且不必遠赴歐美,多耗資財,且所學與國情隔閡。”總之,就是要培養對于中外文化有精深研究的、有社會責任的、有人文關懷的高級人才。

吳宓所闡述的辦學理念,是契合中國學術轉型期的特點的。當時,中國自洋務運動、戊戌維新以來,西學東漸的激流己沖決了古老的傳統的學術大門,因而伴隨著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學術亦不例外,其實質就是要走開放式的、站在國學基礎上瞭望世界文明的辦學路徑。循著這一路徑,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學大綱由王國維起草,采取舊中國的書院制和英國牛津大學的導師制相結合的教學方式。

這些中國一流學者的問題意識、深邃思考和宏大氣魄;近代以來,歐美日本的思想、學術與制度的啟示;甲骨卜辭、漢代竹簡、敦煌文書、大內檔案的發現;20世紀初葉中國思想學術界欲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思潮,所引出的與歐美日本競學術短長的潮流,交匯成清華國學研究院學子得到世界一流教育的平臺。從這個平臺出發,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子充分地吸收了中外文明的精華,這從王國維致馬衡的一封信中可略見一斑,“現在大學是否有滿蒙藏文講座?此在我國不可不設者。其次則東方古國文字學并關緊要。研究生有愿研究者,能資遣法德學之甚善,惟需擇史學有根柢者乃可耳。”

在開放式辦學理念的基礎上,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課程分基礎課和專題研究兩類,另有臨時演講。按規定,所有學生必須聽基礎課,教授要安排答疑。這對學生了解各種學問,感受不同的治學風格,開闊學術視野,促進師生交流無疑是有益的。更重要的是,這種多元教學打破了傳統的一言堂,形成了雙邊教學的互動。

如前所述,1926年春,李濟從山西考古歸來,梁啟超、王國維組織了一堂師生交流課。這堂課布置得像個會場,先由李濟講述自己選擇山西為工作對象,是因為《史記》上講到“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這些行政名城都在山西。接著,他取出發掘的半個新石器時期的被割裂過的蠶繭,學生們都伸長了脖子看,有的說年代那么久,還是這樣白:有的說既然是新石器時期的遺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呢?然后由王國維來解釋新石器時期的文化遺存、石片割蠶繭的原理,并巧妙地傳授將傳世文獻與地下發掘材料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使學生受益匪淺。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高等教育曾與古代科技一樣,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隨著近代西方生產力的發展,文化、教育呈多元開放的態勢,中國的高等教育難以融入其中,亦難以順利地演變為近現代意義的高等教育,這也許是“李約瑟難題”中的一個子題。

然而,清華國學研究院走“后發外生型”的發展道路,在教學過程中引入了西方高等教育中的學生本位理念,即以追求個性教育和創造性教育為宗旨:以前者而言,由于自由和個性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自由的基礎是個性的充分張揚,而且只有人格發展的完全自由化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以后者而言,由于創造是人的最高境界,因而高等教育的教學和評價機制應有利于打破學生的惟命是從、附和重復、疲于應付、沒有創意的傳統教學局面。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學打破了一言堂,充分發揚課堂民主,踐行了上述西方高等教育的兩大理念,從而脫離了古代高等教育獨自封閉發展的狀態。

與清華國學研究院辦學特色相輔相成的,是它在制度層面的兩大特點:

其一,選拔人才不看資歷和論文數量而重實際水平。

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之初,吳宓推薦陳寅恪任教授。校長曹云樣因陳寅恪一無學位、二無論著,面有難色。梁啟超勸薦道:“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曹校長被說服。

清華大學領導的寬容,還表現在聘梁漱溟為講師上。梁漱溟當時才20多歲,根本沒什么學歷、論文,但他的佛學知識,對儒學的獨到見解,打動了曹云樣和吳宓的心,遂從此登上中國學術前沿陣地。

戴家樣僅是個中學畢業生,且家境貧寒,1926年赴北京參加考試,經過嚴格的筆試,他力挫群雄,考了第7名;但還有面試一關,當王國維召見他時,發現他已讀過自己的《觀堂集林》,并有終身鉆研古文字的志向,便高興地錄取了他。果然,戴家樣在90高齡時,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金文大字典》,實現了其師王國維的遺愿。

清華國學研究院不拘一格降人才,也即對人才的評估標準,決不呆板劃一,講究靈活務實。中國古代官本位的教育體制,最大的弊害,便是教條化和絕對化。后來的高等院校逐漸發展出量化的標準,對師資的聘用與評價,必須以學歷與論著數量為標準。

從表面上看,這種門檻似乎很科學,形成了可以機械操作的“規則”但有個性、有創造性的人才,很可能被這種機械的操作規則拒之門外,或扼殺在搖籃里。因為一個人是否具有真才實學,是不能絕對以有無所謂博士、教授頭銜,是否著作等身作為衡量標準的。

一部中國學術史業已證明:好些學者,真正能流傳于后世的,往往就是一本書或一篇文章,已足流芳千古。所以,清華國學研究院大膽起用人才,對高等教育致力于學生獨立、自主、求實、懷疑、批判等人格因素的養成不無裨益,因為學生具有了這種人格因素才能激發創造潛能,才能進行知識創新,才能有以堅毅的意志,實現宏遠抱負的決心。

1927年編輯的《清華學校研究院同學錄》,生動地記述了前后兩屆同學在風華正茂年代,互道珍重,各抒壯懷的情景。戴家樣出人意外,他說自己向往的是,要成為一個“勇敢、奮斗、忠實、千古少有的學者”像玄奘那樣,令同窗學友大為感動。

其二,行政主管的服務意識和行政人員的精干。

且不說王國維辭謝院長之聘而轉任教授,吳宓以哈佛碩士之名望和研究院主任之尊位甘愿為師生服務,單就校方對國學研究院師生無微不至的關懷,讓今人聽來好像“天方夜譚”。

例如,國學研究院的教師不僅月薪高于主任(吳宓月薪300元)等行政人員,而且出門用車,只要一個電話,校長辦公室立即予以安排。又如,1927年6月2日,王國維投昆明湖后,戴家樣和劉節因悲傷過度,以致相繼發燒,校方馬上派車送他們去醫院就診。另外,國學研究院每學期舉辦師生話會。屆時,校長、教務長、主任一定到會,畢恭畢敬地向全體師生致敬,感謝他們為清華贏得了榮譽。

再看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行政人員,最典型的是由吳宓這樣的大學者兼行政主管,其他的行政人員更少,院里有事直接讓校方解決,辦事效率很高,真正做到了精兵簡政。在此氛圍下,導師對同學的關懷,也周到備至。陳寅恪為介紹戴家樣、顏虛心去中山大學任教,前后三次致信容庚與傅斯年,言詞懇切,現在仍保存在《陳寅恪集》里。

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管理經驗說明,高等院校的管理除了制度層面的因素外,尚要看管理者的素養。清華大學及國學研究院的校長、主任、教授都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他們在吸納西方希臘民主思想、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人本哲學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人文關懷和民主作風,從而在教授治校的基礎上,讓科學的民主管理滲透到為教師、學生服務的實踐中。管理者盡心為師生服務,是高等教育乃至一切學校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反之,便會異化教育規律,以致嚴重挫傷教師的積極性。

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民主管理,在20世紀初葉中國社會、學術轉型的過程中如同噴薄欲出的一輪紅日,其意義不僅在于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大改革、一大奇跡,更在于讓今人產生廣泛的聯想。

綜上所述,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成功是多種因素相互交融的結果,雖然它在中國教育史上只是曇花一現,但給我們留下的諸多辦學、管理經驗,特別是如何利用社會條件脫穎而出的發展經驗,當給今日創辦世界一流大學以有益的啟示。

(原編者注:①筆者在1996年秋至1997年春,多次采訪戴家祥先生,獲悉不少清華國學研究院佚事,文中關涉戴家祥及他與導師們的交往內容,均為采訪所得,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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