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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三杰黃埔軍校最為突出的三個人物

黃埔“三杰”是指黃埔軍校一期學員中最為突出的三個人物,當時的排列是蔣先云、陳賡和賀衷寒三人。前兩人都是堅定的共產黨人,而賀衷寒則有個轉變的過程,先是共產黨,后又成為共產黨的死對頭。在此我不打算過多的談賀衷寒,而想把另外一個在當時也是風云一時的共產黨人排列進去,這個人就是李之龍,也是黃埔一期的學生。 說來也是的,這四個中有三個人的命運都與一個人有關,這個人就是張國燾,張國燾雖是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但其人品和性情都令人不敢恭維,他在共產黨歷史上也算是做了不少壞事的人,我們所談的四個人中,有三個是被他葬送了的。 

蔣先云

人物生平

蔣先云(1902年—1927年),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優秀黨員、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的杰出領袖、革命烈士、“黃埔三杰”之首;字湘耘,別號巫山。

1902年8月17日(農歷7月14日) 出生,父親蔣繼堃是清末秀才,為人忠厚正直;母親肖玉秀,人稱“大腳婆”,樸實勤勞,性情開朗;蔣先云兄弟姐妹8人,先云排行最小,5個哥哥,兩個姐姐;大哥蔣先烈,跟隨孫中山革命,參加同盟會,1913年,在湖北進行反對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的革命活動,就義于武昌;蔣先云早年入保合小學讀書,1917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師范學校。

“五四”期間,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任湘南學生聯合會第一屆總干事,與夏明翰、黃靜源共同領導組織湘南25個縣學生罷課運動。在校期間組織革命團體“心社”,創辦《嶷麓警鐘》月刊,傳播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是湘南革命組織之開端。

蔣先云成長為湘南學生運動領袖,深得毛澤東賞識;1921年10月,經毛澤東介紹并經中共湘區委員會審查,與夏明翰、賀恕、蔣嘯青、黃靜源、屈子健一同加入中國共產黨。

次年,受中共湘區委派至江西安源路礦,與李立三、劉少奇于1922年9月14日共同組織、領導17000余人參加的安源路礦大罷工,取得完全勝利,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黨支部書記兼文書股長。

后受組織委派,到湖南水口山于1922年12月5日組織領導3000余人參加的水口山礦工人大罷工,亦取得完全勝利(任俱樂部主任與黨支部書記),鄧中夏評價“其雄壯不亞于安源”,蔣先云成長為工人運動領袖。

1924年,由毛澤東介紹,在1200余名來自全國各地的有志優秀青年中,以第一名成績考入黃埔軍校(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一期,與陳賡、賀衷寒共稱“黃埔三杰”。

1924年3月19日,蔣先云從上海回到長沙,與李祗欣(湖南省醴陵縣人,李立三同志的胞妹,中共黨員)喜結良緣。

蔣先云在黃埔軍校期間任中共黃埔特別支部第一任書記,在校期間,在廖仲愷、周恩來的幫助下,創建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任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主席,在《中國軍人》上發表革命軍事文章8篇,在廣州民國日報上發表多篇反帝與宣傳革命、反對獨裁文章,成為黃埔軍校最有影響力和威望的學生,影響了一大批青年軍人(包括開國元帥徐向前、紅軍高級將領左權),很多有志青年軍人把“青年軍人聯合會”作為他們革命精神的寄托,會員由開始的2000多人迅速發展到20000多人,活動范圍由黃埔軍校延展到在廣東的軍隊和滇、桂、湘所設的軍校,進而遍及全國,成為一代青年軍人中大部分走革命道路的導航站。

蔣先云深得時任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黨代表廖仲愷、中共廣東軍委負責人兼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賞識,是蔣介石最得意之學生,被譽為“黃埔奇才”,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做了大量有利于兩黨合作的政治活動,多次調和校內黨爭,多次力量勸蔣介石與共產黨合作,期間參加兩次東征陳炯明、平定廣東商團叛亂、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的戰役。

1925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被選派黃埔教導一團一連任黨代表,后調任蔣介石侍從參謀任國民革命軍一師二團二營營長;9月28日,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師第七團黨代表,參加第二次東征,攻打惠州城大戰中,組織并帶領敢死隊攻克了號稱南中國的第一天險——惠州城,同年冬,被任命為第一軍第三師政治部主任。

1926年1月,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6月,黃埔同學會成立,蔣介石任會長,曾擴情為秘書,蔣先云為監察委員。

北伐戰爭開始后,蔣先云任北伐軍總司令部機要秘書,“北伐文告,多出其手”,旋任補充第五團團長,授陸軍少將軍銜。

北伐軍攻克武昌,占領南昌以后,革命重心逐漸北移,長江中游的武漢三鎮成為國民革命的中心,國民黨決定遷都武昌,蔣介石卻以“政治與軍事發展便利起見”,力主遷都南昌,在“遷都之爭”失敗后,蔣介石徹底背叛革命。

1927年2月8日,蔣先云接到周恩來的密信,告訴先云蔣介石已公開反共,叫先云到武漢工作。2月14日,先云離開南昌來到武昌。

蔣先云在武昌,由劉少奇介紹,擔任中共湖北省軍委委員、武裝部長兼湖北省總工會工人糾察總隊總隊長。先云通過學運、工運到黃埔從軍一系列磨煉,深感中共必須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裝,今后走武裝奪取政權道路。于是,他積極擴大糾察隊,盡最大努力從各種渠道獲得更多武器,按軍隊編制進行訓練,工人糾察隊壯大到5000余人,3000多條槍,成為中共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

面對蔣介石的公開叛變,武漢國民黨中央宣布開除蔣介石黨籍,武漢國民政府宣布罷免蔣介石一切職務,中共中央發表《為蔣介石屠殺民眾宣言》;1927年4月23日,武漢各界成立“反蔣委員會”,公推蔣先云為主席,在武昌閱馬場舉行聲勢浩大的三十萬余人“討蔣大會”,通過《反蔣宣傳大綱》、《告(黃埔軍校)各期全體同學書》等文告,出版《討蔣特刊》,高呼:“昔日校長,今日校賊!”“蔣賊不除,世無天日!”

1927年4月18日,在武漢的國共兩黨召開聯席會議,決定繼續北伐,4月19日,任命蔣先云為北伐軍第一縱隊第二十六師七十七團黨代表兼團長;5月28日,在河南臨穎作戰時不幸英勇犧牲。,

周恩來、徐向前、惲代英、郭沫若、張發奎、高語罕、羅章龍均在不同時期發表悼詞與紀念文章追憶蔣先云;中共中央刊物《向導》198期發表《悼蔣先云同志》一文;周恩來則在同年6月8日親自主持蔣先云的追悼大會,國民革命政府追贈其為中將軍銜。

同樣令人悲痛的是,在這一年,蔣先云之妻李祗欣(1906年1月14日—1927年4月11日)亦病故于武昌紅十字醫院,年僅21歲。 

領導學運和工運

中國

共產黨早期優秀黨員、革命烈士、“黃埔三杰”之首的蔣先云烈士是湖南新田大坪塘人,1902年8月17日(農歷7月14日)生于普通農民之家,自幼聰明過人,只因家境貧窮,本已入學無望,幸因親朋戚友給以支持,出錢出米,才得勉強上了村立國民小學讀書。

由于讀書勤奮,所習各科都取得優異成績。被老師認為他“秉賦聰穎”而深為器重。于是很快得以跨過高小而被湖南三師破格收為學生而免費入學。

據載,有一次學校老師以“月”字為題,要學生造句聯對。蔣先云以舊社會腐敗沒落,行將消逝,而新社會則如旭日東升、大地光明為意境,寫出“殘月西斜,漫灑人間;日出東方,大地紅遍。”的警句造成聯語,博得國文老師十分贊賞,立刻揮筆寫上“寓情于景,寓理于景,含義深厚,超脫異常。傳閱 ”等贊語。

時值1917年“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運動”先后爆發。他與夏明翰、黃靜深等一起受到這革命浪潮的影響也在衡陽開始宣傳馬克思、列寧的革命思想和新文化運動。在衡陽三師,他帶頭發起組織“學友互助會”,團結新田、宜章等一帶地區的進步同學創辦《嶷麓警鐘》,自任主編 。又繼長沙湖南學生聯合會之后,也在衡陽成立“湘南學生聯合會”,受推為聯合會第一屆的總干事,并在何叔衡指導下率領愛國進步學生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群眾性的革命運動。

蔣先云曾發展和組織了湘南二十五縣的愛國學生開展罷課斗爭,會同師生們舉行集會游行,到街頭演講,散發傳單;又親自起草反對賣國的二十一條宣言,倡行抵制日貨。他振臂高呼:“誓死爭回青島!”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等口號;還與夏明翰一起,英勇地沖開軍警阻撓,闖入販賣日貨的奸商店鋪,捉拿走私販賣日貨的奸商示眾和斗爭,使衡陽日貨為之斂跡,國貨暢銷!

宣傳新文化運動,蔣先云是不遺余力的。曾在衡陽三師建立文化書社分社,開設書報販賣部,經常出售宣傳馬克思、列寧思想的書報刊,大量銷售《共產黨宣言》、《向導》、《新青年》、《少年中國》、《勞動界》等革命刊物。1921年,他更以毛澤東創建的新民學會為榜樣,發起組織革命的“心社”。

蔣先云親自起草心社章程,其宗旨是:“犧牲個人利益,圖謀群眾幸福,結合真純同志,謀社會實際改進。”這與長沙新民學會規定要“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宗旨,是一脈相承的;亦可謂南北呼應,而異曲同工,為湘南成立革命組織首創開端。

同年五月,蔣先云又利用“五一”、“五四”、“五九”等革命紀念節日開展大規模宣傳活動。在“五九”國恥紀念群眾大會上,親自登臺作了《怎樣洗雪我們的國恥》 的動人報告。聽眾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顯示蔣先云在學生群眾運動中發揮著先鋒作用。

由于蔣先云在湘南三師的出色表現,毛澤東在1921年從上海參加成立黨的“一大”之后,回到長沙就趕到衡陽聽取蔣先云的匯報,決定以衡陽三師為革命學生活動的基地,成立中共湖南三師黨支部。同年,吸收蔣先云等為湘南地區第一批共產黨員,為湘南地區革命斗爭揭開嶄新的一頁。

1922年,年僅二十歲的蔣先云在三師畢業后,他隨即受黨的派遣,到安源會合李立三、劉少奇一起,從事工人運動。他們通過開辦工人夜校、成立工人俱樂部,很快就把礦工群眾組織起來,由李立三與蔣先云分任俱樂部主任和文書股長。

在工礦群眾中,他們以反對壓迫剝削,保障工人生活利益為號召,發起了一萬七千多路礦工人舉行了一次全國聞名的大罷工,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隨后,蔣先云又轉往水口山礦,他應水口山工人代表的邀請,向工人傳播安源罷工斗爭的經驗,幫助他們組織工人團體,開展為捍衛工人生活利益而斗爭的工人運動。

經過蔣先云的策劃,水口山工人在1922年11月27日就正式公開成立工人俱樂部。幾天之內,就有成百成千的工人群眾踴躍加入俱樂部活動,并成立水口山中共黨支部。由蔣先云擔任書記兼俱樂部主任。12月經他親自從事深入思想工作,發動三千水口山地區礦工實行罷工,堅持斗爭達23天之久。

在斗爭中工人俱樂部選出“十代表”、“百代表”,而以蔣先云為罷工全權代表。直接同礦主和礦局開展面對面談判。反動當局曾企圖賄賂白銀五百兩,收買兇手行刺蔣先云。工人聞訊就將蔣先云秘密保護起來,使他得以轉危為安。

反動礦局此計不成,又以偽軍營部的名義張貼布告,懸賞捉拿蔣先云。說“凡拿獲解部者,賞洋一千元;來部引導,因而拿獲者、賞洋五百元”等等,以期陰謀必要殺害蔣先云而后快。但都被一一被識而失敗了。最后反動當局無計可施,只得答應水口山工人罷工條件而使水口山工人贏得完全勝利。

在慶祝罷工勝利的大會上,由全權代表蔣先云宣布罷工勝利的經過和條件。最后,會上三呼萬歲:“工人萬歲!水口山工人俱樂部萬歲!全世界無產階級萬歲!”并游行而結束。

由上可見,早在二十出頭的青年時代,蔣先云在投身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中,他就顯示了卓越的才能和享有威望,成為朝氣勃勃的青年革命家。

黃埔軍校時期

正當蔣先云在湖南衡陽、安源、水口山等地嶄露頭角、名聲廣傳之際,適遇孫中山首倡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由兩黨先驅者們積極醞釀而逐步實現,并決定仿效蘇俄紅軍經驗,建立培養軍事與政治人材的革命軍官學校。于1924年6月在黃埔港一個四面環水的長洲島開辦。

黃埔軍校的學生和教官是國共兩黨依靠地方黨組織,采取公開與秘密的兩種方式,招收革命先進的軍官和青年來校報考而取錄的。如湖南地區就先后多批招來蔣先云、陳賡、宋希濂、郭一予等青年經過考試取錄的黃埔一期生。那時從各地招來的學生考試都很嚴格,一般是各地兩黨組織自行初試,送經上海中轉站復試,到廣州再經總復試方正式取錄。以期經過革命培養,成為武裝革命的高素質的軍事骨干。

由于蔣先云在衡陽讀書時早在投身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中經受不少政治鍛煉,受到不少革命的思想熏陶。所以他到軍校學習和考試都得心應手,成績優秀而獨占鰲頭。

據一期同學宋希濂等多人的回憶:當年入學考試和畢業考試,都是蔣先云連得第一。這就恰如科舉時代的學人士子經歷縣試、省試、京城會試能連中三元而得到金榜題名第一的狀元一樣,校長蔣介石得知蔣先云的出色表現也特別高興。

據周恩來說:“蔣介石也因此把蔣先云視為自己最得意的學生。從此,他們二人結下不解情緣,備受重用。當時按照國共兩黨合作的決策:在軍校里是要求師生們一律參加國民黨的。因此在軍校里就有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也有國民黨參加共產黨,成為跨黨黨員。由于蔣先云進校前已參加共產黨,也遵照學校的決定參加國民黨,成了跨黨黨員。由此他成了國共兩黨都倚重的驕子,師生敬重的寵兒,一面揚威軍校內外的旗幟。

軍校開學之后,來自各地的共產黨人都朝氣勃勃,成立了中共黃埔軍校特別支部,由中共粵區委委任蔣先云為第一任書記 ,陳賡、楊其綱、王逸常等三人為干事、直接受軍委書記周恩來領導。他們從此為宣傳孫中山三大政策,馬列思想和發展組織做了開創性工作。

為了壯大軍校革命聲勢,蔣先云還發起成立包括校內兩黨青年及駐守南粵各地的湘、粵、滇、桂軍中的青年而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號召會員們實行“救國救民救自己!”發出“團結即是力量、聯合即是幸福!”的呼聲;高喊“打倒封建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頓時,廣州地區的兩黨革命軍人與青年都紛紛參加,響應各項革命活動,會員發展到二千余人。于是,從最初原定稱“青年軍人代表會”也改名為“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隨即召開代表大會選出了領導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公推蔣先云為常務委員(主席),國民黨人賀衷寒為秘書。也出版了會刊《中國軍人》和《青年軍人》,都由蔣先云擔任編輯和主要撰稿人 。刊內的文章作者如湘耘、巫山等,也是他的化名。這個由兩黨成員組成的青軍會,曾為軍校開創和兩次東征發揮了積極作用。

黃埔一期學生在校的學習和訓練,是采用政治與軍事并重,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方法,實行邊學習邊打仗的快速方法培養成材的。在開學不久,一期學生就走出課堂,參加平定商團的戰斗。學生剛畢業,多數都派入軍校教導團擔任下級軍官和戰斗骨干。使軍校與軍隊實際結成統一的戰斗整體。那時在軍校里的教官和學生們濟濟一堂,平時在課堂上教學是師生,在戰時走上戰場則是官兵,校長就是司令。

蔣先云由于得到兩黨領導的器重,所以在軍校和軍隊中都長期擔任各種重要職務。首先是蔣介石調他在自己身邊,任校長秘書,一次東征軍的參謀秘書;又先后是周恩來屬下校政治部,東征前方政治部的秘書,連、營黨代表,二次東征軍的第七團黨代表等。國民黨內,在軍校改組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后,仍與張治中等九人一起受選為執行委員,參與工作。

由于校里的青軍會與孫文學會兩派斗爭與糾紛已越演越烈,蔣介石下令取消兩組織之后又以校長的名義在“《廣州民國日報》”署發成立黃埔同學會第一號公布,委出以蔣先云名列第一。 包括賈伯濤、曾擴情等九人為籌備委員。負責促成一個能團結兩黨師生的同學會。

在同學會選舉代表之日,據關鞏《黃埔同學會成立經過》一文所說,“蔣(先云)同志本以欲赴前方為理由,自己聲明不受選 ,而免了擔任會中領導職務。但仍推選他為監察委員之一”。這反映了蔣先云實在成為當年黃埔俊秀群中不可缺少的一員。

在此之前,自蔣先云受任為中共黃埔特別支部首任書記后,在共產黨內則始終受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在軍校和軍隊中從事促進團結,排解兩派糾紛的工作。

1926年7月北伐進軍開始,黃埔軍校經歷掃除軍閥,統一廣東歷次戰斗,以第一軍為核心骨干的國民革命軍已擴建成八個軍。在戰斗中成長的師生不少成了的各級將領和骨干,以蔣介石為北伐軍總司令。

備受黃埔師生及官兵所景仰的蔣先云也出任北伐軍總司令部秘書、總司令侍從秘書。軍中頒發的宣言和文告,不少都出自他的手筆。同時,又相繼兼任軍中補充(警衛)團第五團團長,湖北武漢工人糾察隊總隊長,第二次北伐第四軍七十七團團長等職。,不幸的是,自后在革命陣營中形勢逆轉,竟出現了一個武漢政府和南京政府對立,共產黨與國民黨分裂的嚴峻局面,蔣先云要挽救蔣介石回到革命陣營是難有可能,他唯有毅然奔向武漢走上新的征途。

東征與北伐時期

蔣先云備受革命重用,享有尊榮,是廣有傳聞的。可是,他還不甘在司令部里的溫室里成長,而要勇于到戎馬倥傯、炮火紛飛的戰場,沖鋒陷陣,屢立功勛!

在第一次東征的淡水之戰,是黃埔出師首戰告捷的揭幕戰。正當校軍進抵淡水城邊,實行扶梯爬墻攻城時,有十名黨代表奉命率隊冒著激烈炮火沖鋒。是時國民黨人蔡光舉最先中彈倒地。近在蔣介石身邊的蔣先云便搶先奉校長之命上前,在炮火熾烈的戰地為他扶侍治傷。

蔡光舉在傷重臨危時說:“先云,趕快為我醫治,逆賊正待我們痛殺。”這是黃埔東征軍第一次實行兩黨成員為攻城破敵而安危與共,救死扶傷的實例,蔣先云為此首樹風范,獲得師生們的一致贊揚。

正當東征勝利,正要擴大戰果之時,卻有滇、桂軍閥陰謀叛亂,霸占廣州,后方告急。校軍被迫撤離東江、回師平亂。蔣先云奉命擔任營長,直趨廣州而來。他率領校軍前鋒走在前頭,并統領城區工人武裝糾察隊,郊區農民軍,最先聯合搶占城東廣九車站,并親自率領尖兵強攻滇軍總指揮部。

當年目擊者說:“那時蔣先云躍先端著槍、喊著:‘同志們,沖啊!’的口號,率領工農兵大隊人馬、沖倒滇桂軍設置的鐵絲網,終而占領了滇軍總指揮部,為打倒滇桂軍閥立下大功。

平定楊劉之后,又遇廣州人民為聲援上海“五卅慘案”舉行示威游行。周恩來特別派出蔣先云為校軍營長,率領黨軍第二、四、七連官兵參加東教場群眾大會,然后出動參加群眾游行。豈料當隊伍走到沙基街時就遇上沙面帝國主義侵略者官兵開槍瘋狂掃射。曹石泉等黃埔官兵與入伍生數十人當場中彈倒地,血肉橫飛。先云也被槍彈炸傷。在這千鈞一發之際,他不顧個人安危而英勇地以救護百姓為己任;也不甘自匿而置游行群眾于不顧。于是一面嚴令所屬監視敵方行動;一面掩護群眾轉移安全地帶。

蔣先云自己則忍著傷痛堅守崗位,直至廖夫人(何香凝)何師長(應欽)聞訊趕來,作出指示后才率隊歸營 。自始至終,表現英勇果敢堅貞不屈的黃埔精神。

攻克“天險惠州”之戰,是剿滅陳炯明老巢,肅清軍閥殘余楊坤如,最后統一廣東之戰。是時黃埔黨軍已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命何應欽與周恩來分任軍長和政治部主任,先云又馬不停蹄,肩負軍事與政治的雙重任務,調任第三師第七團黨代表。10月中旬,強攻“天險”惠州城的戰斗打響了。

蔣先云所部第七團,奉命直插城西的小西門和南門城邊,伺機待命爬墻入城巷戰。據校史記載:是日蔣先云一手舉著盒子槍,一手握著指揮刀、帶著所屬敢死隊冒著敵軍炮火扶梯登城,與守城敵軍士兵開展肉搏戰,因此他多處被刺傷,血流不止,在頰上留下傷疤,為人所見,贏得了“青年軍人楷模”的稱號。

在1926年7月出師北伐的進軍中,黃埔師生以長勝之師,從廣州誓師出發,不到一年就飲馬長江、連克長沙、武漢、南昌、南京、上海、福州而雄據祖國東南各省,擊潰軍閥吳佩孚,孫傳芳數十萬大軍揚威天下、使黃埔軍校的聲威到達新的高峰。

在此期間,為了攻占孫傳芳巢穴南昌,卻經歷最艱辛的“三進兩出”的惡戰。據當年蔣先啟《先云史略》一文所說:“是時蔣介石親臨南昌前線督戰,但遇到孫傳芳大軍突然包圍了戰地指揮部,蔣介石陷入重圍而危于旦夕之中。只因侍從秘書蔣先云從容應敵,情急智生,首先自己孤軍拒敵 。然后指示警衛團掩護總司令安全脫險”,他因此在這次“救蔣”戰斗中贏得“突破重圍,火線救主”的戰斗殊榮,帶動了全軍士氣為之一振。而總司令與秘書在炮火中安危與共,生死相依的同袍之義,也傳為北伐軍中的美談。

就在1927年1月,在兩黨公開決裂之前,蔣介石以北伐軍得勝將軍的威風,率司令部軍政要員從南昌乘軍艦到武漢視察時,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廖仲愷夫人何香凝與進駐武漢的國共兩黨要員都前來碼頭迎候,盛況開前。蔣介石在鳴放禮炮101響聲中徐步登岸。更有蔣先云身佩指揮刀第一個率軍樂隊為前導;指引大隊司令部人馬沿路接受三十萬市民夾道歡迎, 從此總司令與秘書的名聲更廣傳天下了。

國共分裂之際

正當北伐軍節節勝利,黃埔師生聲威大震之時,以國共合作為核心的北伐戰爭理應乘勝前進,擴大戰果。無奈是時革命陣營內部分歧已日形嚴重而公開化,黃埔兩派師生的斗爭正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機。

蔣先云深知國共兩黨是堅持團結合作還是半途夭折,勢將關系整個北伐戰爭和黃埔軍校的成敗。因此他依靠蔣介石和周恩來的器重和信賴仍舊毅然肩負兩黨兩派賦予的使命;利用他們二人既矛盾又合作的關系,勇于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革命派與頑固派之間為調和矛盾,消除內斗,挽救革命而作出不懈的努力,因而總能贏得師生們的支持與擁戴。

蔣先云先后頻頻奔走于廣州、汕頭、南昌和武漢之間,為了溝通誤會,求謀團結,解決糾紛而充當使者和橋梁。對校內校外的頑固派則開展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斗爭。

早在軍校六月開學不久,戴季陶于七月底就在校里寫下留言。說“此地(黃埔)不可久留 ”,對校長蔣介石不辭而別。然后從上海來信說:“兵兇戰危,復舟以此,載舟亦以此。操之為難,恐倍于他業”。并去函汪精衛,胡漢民和許崇智等人,勸以勿受“cp”挑撥。“其目的是要搬弄是非,反對兩黨合作,制造兩黨不和。”“還把孫中山說成是我國古代周公孔孟思想的繼承人等等,周恩來面對戴季陶的思想言行就研究設計一幅表現他背著孫中山塑像走入孔廟,而贏得洋人,軍閥財主拍手稱快的諷刺漫畫, ”還翻印出來,由蔣先云組織學生廣為張貼。生動地給戴季陶以辛辣的揭露和批評,以求戴季陶收斂其反共行為。

教授部主任王柏齡,自稱是右派學生的后臺。他唆使學生秘密監視和偷聽進步學生開會,竊取共產黨人文件。身為中共支部書記,對他的破壞團結,傷害兩黨交情的行為忍無可忍,于是就出面向蔣介石當面告發。王柏齡自知理虧,無言以對,只好靠蔣介石陽奉陰違地在師生的唾罵聲中過關而已。

以上戴、王等人在校內挑起的爭端,雖然是以個人對個人的形式反映出來。實際是他們背離了兩黨合作的精神,為黨派紛爭而公開沖突的反映。頑固派在早期斗爭中無疑是“斗輸”了。但他們不是知難而退而是繼續搞分裂活動。王柏齡拉攏賀衷寒等糾集一批右派學生成立孫文主義學會。

這樣,在軍校里,就先后成立了以蔣先云為主席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另一個以賀衷寒為會長的孫文主義學會。他們二人本是最早青軍會的籌備委員之一,分別受推為主席與秘書。是時竟成了互為對立,各樹旗號的學生頭人。

以兩會成立為標幟,軍校首先分裂的序幕就此揭開了,兩派師生之間的斗爭也驟然升級。群眾性的打斗與論爭,不時在學生宿舍、課堂、飯堂和社會公共場所爆發起來。

青軍會與孫學會分別有《中國軍人》與《國民革命》等會刊和宣傳品,也各自撰文掀起罵戰!你說我:“赤化”;我說你:“反動”。

文斗不足,又有武斗隨后,不一而足。據教官李俠公的回憶:曾有兩會成員在大佛寺內開會。是時何應欽先行離場,竟因雙方論爭而拔槍相向,行將火拼! 由于熊雄主任及時趕到,才把一場流血事件制止了。在當年維新路頭的中央公園和文明路的廣大操場,都為開會游行爭論排隊而釀成群眾毆斗。引起報刊嘩然,市民大驚,影響極壞。

面對師生的互相傾軋和紛爭愈演愈烈,蔣介石和周恩來,總是指派蔣先云先行聯系及權宜處理。

據一期學生郭一予回憶:時值周恩來在潮汕前線,他獲悉后方兩派師生吵鬧不息,又派出蔣先云回校調解 。他遵行“顧全大局、團結對敵”原則,勸勉同學們各守本份才把矛盾紛爭暫時平息了。

蔣介石為調解兩派糾紛,促進兩黨合作而依靠找蔣先云處理的事例也很多。

據載,第二次東征剛結束,在惠州城頭,竟有巡夜哨兵為兩派論爭而釀成流血事件。因事關軍事機密不敢對外傳揚。他見事態日形嚴重,乃在汕頭乘夜召見蔣先云,要他負責“調和內部事務,解決校內國共兩黨之間的問題。 ”

在快將出師北伐前夕,適逢共產黨人鄧中夏、李立三和蘇兆征三人分率全國勞動大會,省農民大會及教育界大會出席代表數百人前來黃埔參觀和演說。由校長親臨致歡迎詞,也派校秘書蔣先云致答謝詞。由他講述依靠工農商學兵團結戰斗才取得統一廣東勝利的經過,還代表全校學生誓言 “遵照總理遺囑,服從校長領導,繼承先烈未竟之志。”這都生動有力地營造了黃埔軍校與共產黨人及各界人士團結戰斗的決心,為工農商學支援出師北伐,發揮積極作用。

無奈駐軍南昌之后,留守后方的師生內訌還在發展,先云只得奉命從總司令部回校會見方鼎英、曾擴情 等人,到軍校里發表著名的《在紀念周中的演說》,全文見載十二月《黃埔日刊》。 文里反復勸勉師生們“不要各自拿出主意與主張而引起糾紛,要一致的聽從校長主持”,“要無條件的團結起來,努力于國民革命”……可謂苦口婆心,無以復加。

1927年2月,在武漢政府和南京政府兩大集團已貌合神離,其矛盾與分裂正日益白熱化時,適逢武漢分校在武昌舉行開學典禮,兩黨要員赴會不少。蔣先云也受指派為北伐軍總司令代表,到武漢與孫夫人等一道出席典禮 。他與到會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各界人士一一會見。利用這個機會,他又面對左、右兩派的上層人士,力陳舍棄兩派紛爭,團結對敵的主張。他以不偏不倚的中和姿態,強調國民革命軍和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都是革命的精華。若能彼此消除誤會,堅持合作、中國的前途是燦爛的。否則,將不堪設想。

又據當年身在黨中央的張國燾回憶:蔣先云既向中央和張國燾說明與蔣介石合作的重要性;也向蔣介石進言繼續實行聯俄聯共的政策、切實與共產黨人真誠合作 。這是有識之士的最高策略,是取得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戰爭完全勝利的正確道路。這樣才可以避免歷史上黨派相殘、國人相殺而血染河山的悲劇在中華大地重演。可見蔣先云作為周恩來所重用的黃埔最早的中共黃埔支部書記及親信,又是蔣介石寵信的秘書,而長期充當兩黨兩派矛盾沖突之間的使者和橋梁亦堪稱不辱使命了。實在可尊可敬,可欽可仰!

公開反蔣與犧牲

盡管蔣先云為黃埔的成長和國共兩黨的團結合作付出長期不懈的努力;與黃埔各期師生還一度掀起了“救校長運動”,但革命形勢竟不是按照他善良的心愿發展。

蔣介石終于發動了一場彌漫全國的白色恐怖大屠殺。著名的黃埔師生如熊雄、孫炳文、肖楚女、楊其綱等等,都在上海“四·一二”、廣州“四·一五”等事件中被逮捕,殺戮于南石頭監獄,虎門集中營等地,受害者之眾,實以千百計。

要爭取蔣介石回到革命陣營已完全無望,蔣先云只有服從需要鄭重誓言:“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革!”;“頭可斷,革命氣節不可丟!”在南昌北伐軍總司令部掛冠而別,與蔣介石一刀兩斷,秘密潛回武漢中央駐地。這大大激勵了革命軍中全體將士們的精神,士氣為之大振。

返抵武漢后,他受推為黃埔軍校各期學生的討蔣大會主席,到會的黨、政、軍各界人民團體四十余個,群眾三十余萬之眾,在武昌閱馬廠廣場舉行聲討大會,由蔣先云和中央黨部代表高語罕,國民政府代表彭澤民和總政治代表李鶴林等登臺演說,歷述蔣介石種種反共反革命罪行 。

大會并宣讀致黃埔全體同學電、討蔣大會通電等,也親自擔任黃埔各期學生討蔣委員會監察委員,以期促進討蔣斗爭堅持到底。但自后則革命形勢繼續逆轉。

蔣先云目睹耳聞國共兩黨公開決裂,互相廝殺的斗爭火花,正以星星之火,燎原于神州大地。本以兩黨合作,生死共赴聞名的革命搖籃黃埔,演成了師生相殺,兄弟相殘的悲劇。蔣先云黃埔從戎的崇高理想,竟成泡影;為革命奔走效力的心血也為之白流,心情之沉重是可以想象的,也是當年真純革命者們所共有的。而蔣先云還有國民黨的頑固派和黨內“極左”者責難,諷刺,一時變得好人難做,左右兩邊不討好,正是盡得哥情失嫂意。

那時怪話多多、從天飛來。一邊是說:蔣先云過去投靠蔣介石是為升官發財;回歸共產黨是偽裝革命;另一邊又說:忠于革命是假、忘恩負義是真……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據當年代蔣先云擔任七十七團團長的黃埔一期生孫天放及屬下的第九連連長三期生黃偉斌和張國燾等的記述:他回到武漢時期,經常顯得悵惘若失。不時表現了苦悶、失望,失意和心緒不定之情。他雖然再三向說怪話者解釋,申辯無濟于事。雖經孫天放、黃偉斌多次對他勸慰,但總感到嘖有煩言、疙瘩難解。于是他決志請纓北伐,到河南對奉軍作戰以求革命殉職表明心跡。

據同在陣地上的黃偉斌說:“掩蔽身體,發揚火力,”是應該遵循的軍事原則。他打了不少勝仗,理應這樣做。但他卻騎著白馬飛入炮火前線帶頭沖鋒。要吸引敵軍炮火射向自己。

在這次戰斗中,蔣先云身先士卒,策馬飛馳直沖敵陣;第一次,槍傷腿部,本可下火線退休,卻不顧,指揮如故;第二次,炮火傷其馬,人馬倒地,亦不顧;第三次,槍傷其胸,流血不止,仆地不起,猶呼喊追敵不止。終由下級官兵強來救護始退,乃氣絕殉職!這就是蔣先云最后在河南臨穎作戰“三仆三起”壯烈犧牲,終而取得完全勝利的經過。

1927年6月8日,在武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操場,中共中央為蔣先云烈士舉行追悼大會。武漢國民政府要員,國民革命軍高級將領以及各界人士6萬余人參加追悼會,周恩來主持追悼會并發表沉痛講話,惲代英致悼詞,羅章龍宣讀悼亡詩……

追悼會后,按照蔣先云的遺言,本來準備把蔣先云和夫人李祗欣合葬于武昌陵園,行國禮厚葬。但先云母親及親友強烈要求將靈柩運回新田安葬。北伐軍第一縱隊司令官張發奎遂派先云生前副官徐懋祿等8名軍官,協同其兄蔣先澤護送先云靈柩回湖南省新田縣。

蔣先云為中國民主革命奮斗終生,做出了卓越貢獻,舉行國葬實不為過。然而,先云親屬的選擇卻恰恰相反。讓先云魂歸故里,這實際上與先云的為人不謀而合。先云一生以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無產階級革命立場,馬克思主義的眼光,用平淡純真的心態來對待事和人,“托體同山阿”,確確實實是先云人生的忠實寫照。

人物軼事

蔣先云從小才思敏捷、聰明過人;1917年,年僅15歲的他跳級考入湖南衡陽省立第三師范學校,在校期間即發起成立“學友互助會”,主編《岳麓警鐘》月刊;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他發起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并被推選為總干事,十分活躍,是當時公認的湖南學生運動領袖;1921年初,他又組織成立革命團體“心社”,并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宣傳新文化運動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1921年10月,蔣先云向剛從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歸來專程趕到衡陽的毛澤東匯報湘南革命活動情況,同年冬由夏曦、夏明翰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湘南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之一。

1922年春,蔣先云以優異成績從第三師范畢業,同年夏受中共湘區區委書記、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澤東的指派,到江西安源路礦,協助李立三參與工人俱樂部的領導工作,任文書股長,后來又擔任安源黨支部負責人,與李立三結下深厚情誼,安源罷工勝利后,經李立三介紹,蔣與李的小妹李抵欣戀愛結婚,兩家關系進一步加深。9月中旬,蔣先云與李立三、劉少奇一起領導發動了14000多人參加的安源路礦大罷工。11月又赴湖南常寧水口山鉛鋅礦,組織工人俱樂部,12月領導發動了3000多人參加的水口山礦工大罷工,并擔任黨支部書記、工人俱樂部主任。當時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鄧中夏曾高度評價說:“水口山鉛鋅礦罷工其雄壯不亞于安源路礦”——蔣先云時年僅20歲。

1924年春,著名的黃埔軍校第一期開始招生,吸引了全國一大批有志青年踴躍報名。蔣先云也由中共湖南黨組織選派(當時蔣因組織工人罷工,而正被北洋政府懸賞通緝),經毛澤東、夏曦、袁達時介紹投考黃埔軍校。當時考試要求非常嚴格,報考者要經過初試、復試、總考試三關,先在全國19個省區進行招生初試,然后再到上海、重慶等市進行大地區范圍的復試,合格后方可到廣州參加總考試。時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的毛澤東,負責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并負責黃埔軍校在上海地區(長江流域及其以北各省)考生復試工作,這也是為什么黃埔一期湖南學生最多的原因之一吧。

總考試包括國文、數學、歷史、地理等科目,在1200余名考生中,蔣先云名列第一。非但如此,從入學開始一直到畢業考試,蔣先云囊括了所有科目成績的第一名,創造了黃埔軍校史上一項“后無來者”的奇跡,在校其間他還潛心鉆研古今兵法,“學術兩科,冠于全校”。無怪乎廖仲愷驚嘆他是“軍校中最可造就的人才!”這在中外軍校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無獨有偶,也許只有當年麥克阿瑟在西點軍校創下的紀錄才可與之比肩。更不可思議的是,蔣先云不僅成績優異,而且愛好廣泛,社會活動頻繁,是無可爭議的學生領袖,正如他當年的同學回憶時所感嘆:“蔣先云猶如恒星一般,無論身在何處都不減其光輝,他是天然的領袖,好像天生就是人中龍鳳。”

1924年8月,在中共廣州地委(后又改為廣東區委,又稱兩廣區委)的領導下,第一個黃埔共產黨支部成立,蔣先云當選為第一任支部書記。在中共黨史上,中共黃埔直屬支部的地位和作用是非比尋常的,在我黨早期為數不多的黨員中,許多黨員都集中到了黃埔軍校,且多是各地區的精英骨干。蔣先云能從中脫穎而出,也足見他出類拔萃的領導活動能力和黨組織對他的充分信任。

在當時國共兩黨爭奪優秀青年人才異常激烈的情況下,黃埔黨支部從600百多名在校學生中發展了80多名共產黨員,著名的有周士第、徐向前、張際春、袁仲賢、王爾琢、左權、蔡申熙、孫德清、唐澍等,還有宋希濂、鄭洞國、侯鏡如、李默庵等,可謂人才薈萃。1925年1月,蔣先云又與李之龍、賀衷寒等發起成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原定名為“青年軍人代表會”),并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即主席)。“青軍會”發展迅速,成立僅兩個月會員就達二千多人,一年半后竟增至二萬余人。可以說蔣先云功不可沒!后來從黃埔軍校走出了許多共產黨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與蔣先云等人的宣傳鼓動和思想灌輸分不開的。

蔣介石曾聲言:“將來革命成功后解甲歸田,黃埔軍校這些龍虎之士只有蔣先云才能指揮。”也并非是聳人聽聞、夸大其詞!

蔣先云不但才華橫溢、天資超群,而且相貌英武、勇氣過人。1925年初蔣先云畢業留校后,擔任校長蔣介石的秘書,2月“小蔣”隨“老蔣”參加第一次東征,兩次負傷; 6月在廣州平定“楊劉”叛亂中,只身帶領一個連沖進市中心,占領了滇軍總指揮部,立下奇功;8月又參加第二次東征,已擔任第1軍3師7團黨代表的他在三次負傷的情況下,親率敢死隊一舉攻占了惠州城,再立新功。

蔣先云雖深得蔣介石的鐘愛和青睞,并被迅速提拔躍升,黃埔眾學子無不羨慕,但他卻信仰篤定、剛正不阿,1926年“中山艦事件”發生后,蔣介石以“中將教育長”的職務誘導他脫離共產黨,而具有雙重黨員身份的蔣先云卻第一個公開聲明脫離了國民黨。

1926年7月,蔣先云參加北伐,任北伐軍總部秘書,旋又任補充第五團團長,轉戰粵、湘、贛、鄂,在攻打孫傳芳老巢南昌時,時蔣介石親臨前線督陣,卻遭敵包圍危在旦夕,小蔣孤軍迎敵掩護老蔣脫險,贏得了“突破重圍,火線救主”的戰斗殊榮,一時傳為佳話!

蔣介石深愛蔣先云之才,數次派人力邀蔣先云,許以其擔任嫡系第1軍第1師師長的要職,但前提是“必須發表退出共產黨的聲明”,蔣先云卻不為所動,拂袖而去,1926年底毅然離開蔣介石,來到革命中心武漢,在時任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兼湖北省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的領導下又從事工運,并擔任湖北全省總工會工人糾察隊總隊長,劉、蔣素有舊交,合作得也很好。而老蔣并不善罷甘休,甚至在報紙上別有用心地刊登自己與小蔣兩人的合影,企圖用離間計斷其后路,歸附于他。時任中共中央代表兼中共湖北區委書記的張國燾果然表現出對蔣先云的不信任了,對蔣進行立案調查并惡語相傷,張國燾甚至對人講過“他(蔣先云)要不去投靠蔣介石,我不姓張。”的話來!讓蔣先云非常心寒和苦悶。結果是查也查不出什么問題,但組織上也不信任重用他。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政變徹底反共,15日武漢召開30萬人聲討蔣介石大會,蔣先云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討蔣演說,表明自己與老蔣徹底決裂的心跡。

1927年4月19日,時年25歲的蔣先云滿懷一腔熱血和革命情懷,又投入到第二次北伐戰爭,并被任命為第11軍26師77團團長兼黨代表;5月28日,蔣先云率部在河南臨潁與奉系軍閥激戰。初左腳中彈,帶傷跨馬,手舉軍刀,率隊沖鋒。然再次中彈,人馬俱翻,仍高呼不絕:“沖鋒!沖鋒!向前殺去!”并對師長說:“我蔣先云不捉住張作霖,決不下火線!”最后不顧師長勸阻,又讓士兵護衛重跨戰馬,向前沖鋒,卒被彈片擊中,死在戰場。其時情形感人慘烈之深!是役,我國民革命軍僅2個師兵力,而奉軍有7個多師兵力,還動用了坦克大炮甚至毒氣,少帥張學良撤換軍長1人,殺掉旅長1人、團長3人,最終還是潰敗。戰后《向導》報文章稱贊蔣先云道,“臨陣負傷,三仆三起,仍追敵不稍退,這是何等的勇將!”

蔣先云,這顆黃埔軍校最耀眼的明星,一個本可以成為共和國元勛的天才將領(或許能成為“中國的麥克阿瑟”),如同燦爛流星劃過黑暗夜空一般,就這樣凄美地過早地隕落了!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選擇了一條殺身成仁似的告別方式,也給我們留下了永久的遺憾和懷念!

人物年譜

1902年8月17日(農歷7月14日) 蔣先云出生于湖南省新田縣大坪塘村一個破落的書香之家。

1913年 蔣先云入本村保合小學讀書。

1917年 蔣先云以優異成績越級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師范學校。

1918年夏 蔣先云聯絡湖南省立第三甲種工業學校機械科一班學生夏明翰等秘密組織群眾團體“學友互助會”。主編《嶷麓警鐘》月刊,宣傳新文化運動。

1919年6月17日 蔣先云發起成立以“聯絡感情、交換知識、促進文明、改造社會”為宗旨的湘南學生聯合會,當選為聯合會第一屆總干事。并與夏明翰、黃靜源等發動和組織了湘南25個縣的學生罷課運動。

1920年8月 蔣先云與蔣嘯青負責創辦了“三師書報販賣部”。用馬克思主義啟迪教育學生。

冬 經毛澤東、何叔衡介紹,蔣先云與黃靜源等在長沙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1年3月 蔣先云發起組織衡陽愛國學生的革命團體“心社”。“心社”章程明確規定以“犧牲個人樂利,圖謀群眾幸福”“改造自己和改造社會”為宗旨。

10月 蔣先云經毛澤東介紹,與夏明翰、黃靜源、蔣嘯青等第一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2年1月 蔣先云受中共湘區委指派到江西安源協助李立三從事工人運動。

5月1日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成立,李立三任俱樂部主任,蔣先云任黨支部書記兼文書股長。

9月上旬 蔣先云向毛澤東匯報了“五一”游行情況,俱樂部前段工作進展情況以及工人要求罷工的激昂情緒。毛澤東對罷工的組織準備工作作了周密部署。

14日凌晨 蔣先云同劉少奇、李立三領導了震驚全國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迫使局方在18日答應了工人提出的13條要求,取得了罷工斗爭的巨大勝利。

11月22日 應水口山礦工人代表的邀請,蔣先云受中共湘區委指派與謝懷德從安源到常寧水口山礦開展工人運動。

27日 水口山3000多工人集會慶祝俱樂部成立,蔣先云任黨支部書記兼俱樂部主任。

12月5日 水口山工人大罷工爆發,蔣先云擔任同礦局談判的全權代表。罷工持續了22天,礦局于26日不得不答應工人提出的18條要求。

1924年3月 經中共湘區委推薦,蔣先云赴廣州報考黃埔軍校。

4月28日 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入學考試放榜,正取生350名,備取生100名,蔣先云以名列第一的成績被錄取為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編入學生第一隊。

8月初 蔣先云任中共黃埔軍校特別支部書記。

11月30日 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畢業考試,蔣先云取得第一名。被選派黃埔教導一團一連任黨代表。

1925年2月1日 以“聯合軍人,挽救時局”為宗旨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在廣東大學舉行成立大會,蔣先云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即主任委員)。

2月上旬 蔣先云跟隨周恩來出師東征,負責政治處宣傳及組織民眾的工作,爭取了地方農民自衛隊的有力支持。3月底取得了第一次東征的重大勝利。

5月 蔣先云調任蔣介石侍從參謀。

6月 蔣先云兼任國民革命軍一師二團二營代理營長。

20日 蔣先云奉命率部回師廣州,參加鎮壓楊希閔、劉震寰叛亂的戰斗。

23日 蔣先云奉命率部參加廣州各界人民援助上海“五卅”運動的示威游行,親歷“沙基慘案”,憤怒地寫下了《6月23日沙基慘案報告》,在《中國軍人》刊物上公開發表,以鐵的事實對帝國主義的罪惡行徑進行了無情的揭露。

9月28日 蔣先云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師第七團黨代表。

10月 蔣先云奉命參加第二次東征,在攻打惠州城大戰中,組織并帶領敢死隊攻克了號稱南中國的第一天險——惠州城。

冬 蔣先云被任命為第一軍第三師政治部主任。

1926年1月 蔣先云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4月 蔣介石許以高官,再三誘令蔣先云退出共產黨。蔣先云毅然答道:“我是共產黨員,永做共產黨員,頭可斷,而共產黨籍不可犧牲!”

5月10日 第三次全國勞動暨廣東省農民協會、教育代表大會代表千余人到黃埔軍校參觀。軍校為三會代表舉行盛大歡迎會。會上,蔣介石致歡迎詞,蔣先云代表軍校同學致答詞。

23日 軍校選舉第四屆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及監察委員,蔣介石為主席,蔣先云、張治中等九人為執行委員。

30日 黃埔軍校派出師生參加廣州東校場舉行的紀念“五卅”運動一周年大會。蔣先云在會上發表演說。

6月16日 黃埔軍校校友會舉行成立兩周年紀念大會及東江陣亡烈士墓落成典禮。蔣介石在會上發表演說,蔣先云作《本校烈士事略》報告。

27日 黃埔同學會成立,蔣介石任會長,曾擴情為秘書,蔣先云為監察委員。

7月9日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典禮在廣州北校場舉行。蔣先云任北伐軍總司令部秘書。總司令部頒發的宣言和文告,多系先云手筆。

蔣先云被授陸軍少將軍銜。

8月 蔣先云因患目疾回新田診治。期間,他一面養病,一面組織群眾成立農民協會,多次在大坪塘和縣城發表演說,親自點燃了新田南鄉農民革命運動的烈火。

9月 蔣先云離別家鄉回到北伐軍總司令部(時駐長沙)兼任第五補充團團長。

11月 蔣先云隨軍攻克南昌,期間,蔣先云率警衛團冒死救出蔣介石后,蔣介石又以“第一師中將師長”的高官誘令蔣先云退出共產黨,遭蔣先云拒絕。

26日 蔣先云到上海向黨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匯報工作。

28日 撰寫了《給蔣介石的信》,轉述陳獨秀意見,勸說蔣介石認清革命前途,不要懷疑共產黨。要十分信任共產黨。免使國共聯合戰線繼續遭受損失。

1927年2月12日 武漢分校在武昌兩湖書院舉行6000余人參加的開學典禮。鄧演達、宋慶齡、董必武、吳玉章、孫科等出席了大會,蔣介石委派蔣先云到會致訓詞。

3月 蔣先云毅然與蔣介石不辭而別,離開南昌來到當時革命中心武漢,擔任中共湖北省委軍委委員、武裝部長兼湖北全省總工會工人糾察總隊總隊長。

在武漢期間,蔣介石多次派人和電邀蔣先云回南昌,封官許愿,被先云嚴詞回絕道:“官可以不作,而命不可不革”。

4月23日 武昌閱馬場舉行30萬人參加的討蔣大會,蔣先云以大會主席的身份作報告、歷訴蔣介石反革命罪行,聲討蔣介石。

5月7日 武漢國民政府決定舉行第二次北伐。蔣先云由國民政府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二十六師七十七團黨代表兼團長。

同日 蔣先云向全國發表《敬告本團官佐》的公開信,闡述他作為一個革命軍人的要求和能堅忍、能犧牲的精神。

中旬 蔣先云率全團官兵,離開武漢開赴河南。

28日 北伐軍與奉軍主力決戰于河南臨潁。是日,北伐軍全線出擊,蔣先云身先士卒,率全團官兵沖鋒在前,奮勇殺敵,最后身負重傷,英勇犧牲。

蔣先云犧牲后被追謚為中將軍銜。

6月8日 周恩來親自在武漢主持蔣先云烈士追悼大會,惲代英親致悼詞。 

人物評價

蔣先云

曾是紅透了黃埔軍校的一期高才生,“黃埔三杰”之首,他以其卓越的才能,成了國共兩黨合作與交往的橋梁;在承上啟下,出謀定計,溝通信息和促進團結合作,發揮過無可代替的作用。

在黃埔從戎的前后,蔣先云歷來都以姣姣者的驕姿,作出卓越的表現的,從而得到鄉親、同學、戰友和官兵們的贊佩,進入軍校以來更為突出。

蔣先云短暫而悲壯的一生,極具傳奇色彩——從早年學生運動的領袖,工人運動的斗士,到后來黃埔軍校的奇才,北伐戰爭的名將,幾乎每時每刻,無不光彩奪目!他既算毛澤東的得意門生,又是蔣介石鐘愛的學生,出眾的人品和才華,也使他成為國共兩黨爭相邀寵的人物。

可惜的是,當年的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張國燾革命熱情高昂,卻對于國共合作本就持有不同意見,對黃埔諸士也無惻隱之心,且與周恩來矛盾猶深,故對蔣先云、李之龍這等恃才傲物的黃埔英才素無好感,張國燾后來到鄂豫皖蘇區,對許繼慎、曾中生、蔡申熙等黃埔出生的將領也甚為反感,打擊迫害者居多,很難說是完全處于公心!

“峣峣者易折,佼佼者易污”——蔣先云,一個生活在那個火熱的年代又具有新思想的革命青年,胸懷遠大抱負,追求個人理想,且不被高官厚祿所誘惑,不為權貴勢力所屈服,文韜武略,堪稱全才,真可謂天之嬌子,人中龍鳳;縱然拼個飲血沙場,也換得一世青名!是會讓共和國歷史深深銘記的!也是我們青年人學習的楷模和典范!

蔣介石對蔣先云甚為看重,在黃埔軍校時他就曾聲言:“將來(我)革命成功后解甲歸田,黃埔軍校這些龍虎之士只有蔣先云才能指揮”;其后他數次殷切拉攏蔣先云,許以各種高官厚祿,但蔣先云不為所動。

黃埔軍校一期同學徐向前,在回憶他們二人在黃埔軍校生活時說:“蔣先云是我的良師益友,他斗爭堅決,作戰勇敢,頭腦敏捷,堪為青年軍人的模范。”

郭沫若追述他們在北伐軍總司令部的歲月里,也自認:“蔣先云比我強。 ”對他表示深深的敬意。

張國燾當年是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重要成員,與蔣先云有很深的友誼。他從中熟知“蔣介石與中共的聯系,往往都是經由他辦理的”,又說:“他那時曾多次奔走南昌與武漢之間,企圖挽救雙方的破裂,”“成為國共兩黨之間,一道直接協商的橋梁。 ”

周恩來對他在政治與軍事的本領也極力稱贊,說“蔣先云是個將才 ”,長期委以駐職黃埔的重任。

國民黨將軍張發奎在蔣先云犧牲后為《漢口民國日報》撰文評論“蔣先云是一位沖鋒陷陣,百戰百勝的將軍 ”之后,也同聲贊美“此種健兒,天下能有幾人? ”之憾。

人物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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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6月8日,周恩來在武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主持蔣先云追悼會并發表沉痛講話,惲代英致悼詞,號召“同志們,踏著蔣先云的道路前進!”

羅章龍為蔣先云撰寫悼詩:“東南北戰斗猶艱,戰士升騰武勝關。千古悲風臨穎路,中原忍見將星殘。”

郭沫若在蔣先云犧牲后曾撰文《蔣先云的詩》,在文中他這樣說:“先云戰死了,但他的精神是從此不死了。我本來想做一篇文章來紀念他,但我覺得我們有時間性的文章不足以紀念超時間性的烈士。足以紀念烈士的,只有他自己生前的行動,生前的言論。”

“青年人是有好勝的習氣的,他當然也不免。”

“先云是最愛惜士卒的。他率領士卒有一種天才的手腕,無論怎樣的新兵,只要經他訓練一兩禮拜,使人人都變為效命……如此將材,竟而早逝,我們為革命的前途,不能不深致悼念。” 

黨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報第198期也刊登了題為《悼蔣先云同志》的悼詞。

蔣先云犧牲后,遺體由其兄蔣麓山和侄兒蔣方正運回家鄉,葬于家族墓地,墓位于大坪塘鄉大坪塘村境內,高1.5米,長4米,坐東朝西,1946年同姓親族為其立石碑;新中國成立后,中共新田縣委、新田縣人民政府把蔣先云烈士墓列為德育教育基地;2011年蔣先云故居被列為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10月24日,新田縣在舉行“蔣先云烈士故居修繕工程開工典禮”活動。 

1984年,蔣先云在黃埔軍校時的同期同學——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徐向前在其回憶錄里,稱“蔣先云是我的良師益友,他斗爭堅決,作戰勇敢,頭腦敏捷,堪為青年軍人的模范”,并題詞:“蔣先云烈士永垂不朽!”現存于新田博物館;199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上將肖克同志為蔣先云故居題詞“蔣先云烈士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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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賡

人物生平

陳賡于1903年2月27日出生于湖南湘鄉市龍洞鄉泉湖村。1909-1911年就讀于本村私塾,1912年進入譚家祠堂私塾就讀。1915年進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1年[未畢業]。

1916年投筆從軍,編進湘軍魯滌平部第6團2營當兵。1916-1920年,參加討伐吳佩孚,驅逐張敬堯、趙恒惕,“護法”之役,湘鄂之役等戰役。[1916—1920年,由2等兵升至上士。] 

1921年,從岳陽脫離軍隊到長沙,一邊在粵漢鐵路湘局作辦事員,一邊進入補習學校和業余中學繼續學習。并在長沙參加“青年救國會”等群眾團體,積極從事反帝愛國活動。 

1922年進入毛澤東同志倡導開辦的自修大學,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革命團體有了較密切的接觸,參加革命活動。1922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后曾經武漢沿長江到上海,并曾在上海大學旁聽。 

1923年2月,參加湖南“27”慘案的罷工和示威。1923年6月1日,任“湖南外交后援會”執行委員,參加反日斗爭并負傷。1923年12月考入廣州進陸軍講武學校。1923年2月前往廣州進陸軍講武學校。1923年5月考入黃埔軍官學校第1期,1923年10月參加平定商團的戰斗。1923年11月黃埔軍官學校畢業。

1925年留校任黃埔軍校第2期入伍生連連長,第3期本科副隊長。1925年5月參加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的戰役。1925年6月23日英法帝國主義制造“沙基慘案”時,參加抗擊英法侵略軍的戰斗。1925年6月29日在省港大罷工中,被派往省港罷工委員會,參與訓練工人糾察隊的工作。1925年8月2日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右派暗殺,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積極捉拿兇手。1925年10月參加第2次東征戰役討伐陳炯明。 

1926年3月任黃埔軍校第4期步科7連連長。參與領導左派學生組成的“青年軍人聯合會”,跟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進行了頑強的斗爭。1926年3月2日國民黨右派制造“中山艦事件”,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與蔣介石面對面地進行斗爭。1926年5月1926年5月,國民黨2屆2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黨務整理案”,要求國民黨內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陳賡堅決反對退出,公開其共產黨員身份,并聲明脫離國民黨。1926年7月廣東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參加北伐誓師。1926年9月被黨中央派往蘇聯學習政治保衛工作和群眾武裝暴動經驗。 

1927年2月從蘇聯回到上海。1927年3月前往武漢,在北伐軍第2方面軍任特務營營長。1927年4月出席在武漢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5次全國代表大會。1927年5月在漢口與上海代表王根英結婚。1927年7月15日武漢的國民黨叛變革命后,被迫將特務營交出。1927年8月1日參加南昌起義。1927年8月24日在賀龍同志的第2軍第3師第6團第1營任營長,在會昌戰斗中左腿負傷。1927年10月起義軍撤離潮汕后,經香港轉往上海,進牛惠霖骨科醫院治療腿傷。 

1928年-1932年,化名王庸,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隱蔽斗爭。并在1931年6月由中央特科派往天津工作。 

1931年9月被派往鄂豫皖紅色區域,任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第13師318團團長。1931年11月7日,紅四方面軍成立,被凋任第12師師長。1931年11月至1932年5月率部參加鄂豫皖蘇區第3次反圍剿作戰。 

1932年6月率部參加鄂豫皖蘇區第4次反圍剿作戰。1932年9月調任紅四方面軍參謀長,在新集西北胡山寨戰斗中右腿負傷。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鄂豫皖蘇區,行至豫南地區,離隊潛往上海治傷。1932年11月到上海又進牛惠霖骨科醫院治療腿傷。1932年在上海中央局揭發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并曾兩次會見魯迅先生,講述鄂豫皖蘇區軍民的斗爭事跡。 

1933年3月24日在上海被捕。1933年5月從南京逃出,被派往中央紅色區域,任紅軍第1步兵學校即彭楊步兵學校校長。 

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長征,任紅軍干部團團長。 

1935年5月1日率干部團巧渡金沙江,一舉飛越皎平渡。1935年8月紅軍干部團與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合并,調任紅一軍團工作。1935年9月,紅一、三軍團在甘肅哈達鋪改稱陜甘支隊,任第13大隊隊長。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任紅軍第十三團團長。1935年11月率部參加直羅鎮戰斗,第3次負傷,彈穿左手拇指。1935年12月任紅軍第一師師長。 

1936年3月紅軍東征,率部進軍山西,轉戰同蒲鐵路沿線。1936年6月率部回陜北后參加西征,協同兄弟部隊解放甘肅、寧夏地區。1936年10月8日紅二、四方面軍進抵甘肅的靜寧、會寧地區,結束長征;并在會寧城關與紅一方面軍會合,實現了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會師。1936年11月率部參加山城堡戰斗。 

1937年2月進延安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第2期學習,并兼任第1隊隊長,7月調往紅311軍工作。1937年7月22日至25日參加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在銀川西南之平羌堡召開的高級干部會議。1937年8月6日前敵總指揮部命令紅軍各部到陜西3原地區集結待命。7日,率紅311軍從駐地甘肅鎮原縣出發,于8月下旬到達3原城西的石橋鎮地區。1937年9月4日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八路軍第129師第386旅旅長。1937年9月6日129師在陜西省3原縣石橋鎮召開抗日誓師大會,任閱兵總指揮。1937年10月7日率部渡黃河進入山西。1937年10月16日率部進抵平定以東地區,執行側擊西犯娘子關日軍的任務。1937年10月22日率部夜襲井陘、舊關間的長生口,一戰而解舊關之危。1937年10月25日劉伯承師長向陳賡旅長指示作戰方法;(1、以我小部隊應付日軍大部隊,而以主力打它的小部隊;2、大力破襲鐵路交通線;3、加強對日軍的政治攻勢。)1937年10月26日率部在娘子關以南7亙村設伏,殲滅日軍2師團輜重部隊,斃傷日軍300余人,繳獲騾馬300余匹和大批軍用物資。1937年10月28日率部再次設伏7亙村,殲日軍百余人,繳獲騾馬數十匹。1937年11月2日率部在昔陽縣黃崖底設伏,殲日軍109師團135聯隊300余人。1937年12月22日至26日率部協同385旅粉碎敵人對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的6路圍攻。 

1938年2月22日率部設伏于長生口附近,斃日軍130余人,俘井陘警備隊長荒村豐谷少佐等5人,擊毀汽車5輛,繳獲迫擊炮3門,步槍5十余支。1938年3月,敵人出動兵力3萬以上,對晉東南進行9路圍攻。率386旅協同兄弟部隊,從3月16日起,1個月間進行3次殲滅戰:神頭伏擊戰殲日軍1500余人,繳獲長短槍300余支、騾馬600余匹;響堂鋪伏擊戰斃傷日軍森木少佐以下400余人,燒毀汽車180輛;長樂村追擊戰殲日軍2200余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攻。1938年4月中旬率部乘勝追擊逃敵,直抵石家莊附近。隨即沿平漢線南下,轉道清路沿線,襲擊了漳河以南、道清路以北地區的縣城和車站。1938年5月敵人在道清線放毒瓦斯,在火線中中毒。1938年12月21日率部進入平漢路東,協同兄弟部隊轉戰冀魯豫平原。 

1939年2月10日率部設伏冀南威縣香城固,全殲日軍第十師團第40聯隊的1個加強中隊,斃大隊長以下200余人,生俘8人。1939年3月7日率部返回太行。1939年4月3日率部與兄弟部隊,在黎城縣上趙村接受朱德總司令檢閱。 

1940年1月19日奉命率386旅主力及18集團軍總部特務團進入太岳區,同薄一波同志率領的決死一縱隊會師,統一指揮該區八路軍、決死隊,迎擊蔣閻軍的進攻。1940年5月成立大岳軍區,任軍區司令員。1940年5月5日率太岳軍區部隊協同太行軍區部隊發起白晉戰役,至1940年5月8日勝利結束,共殲日軍350余人,徹底破壞鐵路百余里,毀大小橋梁5十余座。1940年7月9日奉令率部反擊閻錫山軍陳長捷部向太岳區安澤縣晉家山的進犯,殲其2400余人。1940年8月至9月上旬率領太岳軍區部隊破擊正太鐵路西段、橫掃壽陽至榆次間100多里的鐵路沿線,予敵以沉重打擊。繼于9月2日又率部在昔陽縣卷峪溝地區,與由榆社、太谷等地出犯日軍激戰;9月6日在和順縣雙峰殲日軍1個大隊。1940年9月22日劉伯承師長簽發《129師基本命令——關于榆遼戰役計劃》。23日至25日,率部強攻榆社縣城,全殲守敵。敵在榆社放毒瓦斯,身臨火線,中毒數次。1940年9月30日率部協同385旅在榆社紅崖頭、關家垴地區將由武鄉東援之敵600余人包圍。激戰2日,殲敵300余人。1940年10月3十日率部協同兄弟部隊在武鄉關家垴將日軍崗崎大隊500余人包圍。殲敵400余人。在戰斗中,772團第1連多次出擊與敵進行反復肉搏,最后傷亡僅剩3人,仍堅持戰斗。在總攻時,所屬部隊協同友鄰向關家垴陣地之敵連續攻擊18次,與敵反復肉搏多次,表現了前赴后繼、英勇頑強的戰斗氣概。 

1941年3月敵人開始在華北推行“治安強化”運動,進一步實行軍事、經濟、文化、特務“總力戰”,經常對解放區大舉掃蕩。1941年5月19日奉命率部向洪洞北側同蒲鐵路側擊,以配合晉南友軍作戰。1941年8月奉集總命令,以386旅、決死一縱隊、212旅及決死二、三縱隊一部組成太岳縱隊,任縱隊司令員兼軍區司令員。1941年8月6日奉命組成太岳南進支隊,開辟岳南抗日根據地。1941年9月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成立后,設立太岳行政公署。1941年10月3日日偽軍3萬余人,對太岳北部進行“鐵壁合圍”大掃蕩。根據軍區指示,率領太岳軍民以游擊戰困擾敵人,將主力適時轉到外線,乘敵疲憊懈怠,在安澤縣疙瘩溝、沁源縣將軍溝,連續予敵以痛擊。 

1942年10月敵占沁源。1942年12月,指揮部隊一部配合民兵圍困沁源。 

1943年6月,親自到沁源圍困斗爭前線視察,并向參加圍困斗爭的軍民提出“1天殺1個鬼子”的戰斗號召。1943年9月,聽取了圍困斗爭情況的匯報,并作了堅持圍困斗爭到底的指示。這次圍困直至1945年4月11日,堅持戰斗3十個月,沁源宣告解放。 

1943年11月離太岳區前往延安。1943年12月進延安中央黨校學習。 

1945年4月參加黨的第7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1945年8月25日,由延安飛抵太行,隨即返部。1945年9月7日,太岳區紅軍主力組成晉冀魯豫野戰軍太岳縱隊,任縱隊司令員。1945年9月7日太岳區我軍主力組成晉冀魯豫野戰軍太岳縱隊,任縱隊司令員。1945年9月10日至1945年10月12日率部參加上黨戰役。太岳縱隊共殲敵1萬4千余人,活捉閻軍第19軍軍長史澤波,炮兵司令胡三余等將官多人。1945年10月17日根據晉冀魯豫軍區命令,太岳軍區主力部隊組編為第四縱隊,任縱隊司令員。 

1946年2月14日,打擊第13集團軍進犯侯馬,迫使第13集團軍總司令王靖國簽訂晉南停戰協議。1946年2月至6月作為太岳部隊代表,前去臨汾、太原參加軍事調處執行小組工作。1946年7月胡宗南部大舉進犯晉南,率部于13日至16日在聞喜、夏縣地區殲敵第311旅并予敵第167旅以殲滅性打擊。1946年8月9日至9月1日斬斷同蒲中段,殲敵第319師、第619師等部1萬2千余人,解放5座縣城。1946年9月3日,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通令嘉獎太岳縱隊在同蒲作戰中英勇善戰,紀律嚴明。1946年9月22日至24日在臨汾、浮山間殲蔣軍胡宗南部精銳部隊。25日,中央軍委向全軍各部隊首長發出《關于陳賡縱隊作戰勝利通報》,高度評價這次勝利的重要意義和陳賡卓越的軍事指揮藝術;26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向太岳縱隊致敬》社論;29日,晉冀魯豫軍區嘉獎太岳縱隊臨浮戰役殲敵第1旅的勝利。以后,劉伯承司令員在1次晉冀魯豫邊區級干部會議上所作關于自衛戰爭形勢的報告中說:“同蒲打得很好,中央夸獎說是出乎意料之外。”1946年11月至次年1月率部策應保衛延安,配合晉綏部隊進軍呂梁地區。11月24日至1月3日發起晉西南戰役,解放城鎮3十余處,殲敵萬余人;1月17日至29日發起汾孝戰役,又殲敵1萬6千余人。 

1947年4月4日至5月12日指揮第4縱隊與太岳軍區部隊發起晉南反攻作戰,殲敵1萬8千余人,攻克縣城22座。1947年7月前赴陜北參加中央軍委召開的小河會議。1947年7月23日毛澤東主席令劉鄧野戰軍主力躍進大別山;陳賡兵團挺進豫陜鄂;華東野戰軍主力挺進隴海路,進至豫皖蘇地區。遂由第4縱隊和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九縱隊、第318軍組成陳賡兵團。1947年7月27日中央電示陳賡兵團組織前委,以陳賡為書記。1947年8月2日-8月3日,率部分由平陸茅津渡及濟源官渡、青河口橫渡黃河天險,截斷隴海鐵路。1947年10月下旬,殲敵3萬余人,解放縣城15座。1947年9月13日中央軍委電賀陳賡兵團殲敵新1旅及攻克盧氏等城的勝利。1947年10月29日率部發起伏牛東麓戰役,解放縣城十座。1947年11月29日豫陜鄂邊區行政公署成立。1947年12月13日至12月30日率部配合華東野戰軍一部出擊平漢線,解放縣城23座,殲敵2萬余名。陳賡兵團殲敵1萬余名,破壞鐵路400余里。12月12月21日中共中央電賀平漢、隴海大捷。 

1948年1月25日在葉縣的舊縣鎮主持召開兵團前委擴大會議,總結5個月以來的工作。討論了根據地建設和新式整軍等問題。1948年3月14日率部協同華野一部解放古都洛陽。194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電賀解放洛陽。1948年4月5日率部再克洛陽。5月指揮所部及兄弟部隊發起宛西戰役;協同兄弟部隊發起宛東戰役。1948年6月12日中共中央電賀宛西、宛東、江漢3次大捷。1948年8月23日南征,兵團共作戰245次,殲敵11萬余人,解放城市511座,解放人口近千萬,建立了豫陜鄂解放區。1948年10月22日率部協同兄弟部隊解放鄭州。1948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電賀鄭州解放。1948年11月7日率部參加淮海戰役。在戰役第2階段,協同兄弟部隊殲敵第12兵團12萬人。 

1949年1月24日赴商邱參加中原局會議。1949年2月7日任第2野戰軍第4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49年2月11日在兵團召開的團以上干部會議上,傳達中原局關于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1949年2月14日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在漯河宣告成立。1949年4月21日率部在九江以東突破敵軍江防,進入江西,福建。1949年5月22日指揮所部解放南昌。1949年6月23日赴南京參加總前委會議。1949年7月17日中央軍委指示,第四兵團及十五兵團由陳賡率領,經贛州南進,占領廣州。1949年9月14日在贛州主持召開兵團黨委擴大會議。1949年10月14日指揮第4兵團協同15兵團解放廣州;1949年10月26日指揮所部在陽江、陽春地區殲滅廣州逃敵4萬多名。1949年10月21日抵廣州。1949年11月至12月率部陳兵雷州半島,截斷敵人逃往海南島退路;參加粵桂邊大圍殲戰,協同第四野戰軍全殲敵華中長官公署直屬隊和三個兵團部,12個軍,25個整師及另外兩個兵團部、十個師的大部,共計16萬7千9百余人,第4兵團在此戰役中殲敵7萬余人。 

1950年1月4日在南寧主持召開兵團黨委擴大會議。隨即率部發起滇南圍殲戰役,在兄弟部隊協同下全殲滇南敵第八軍、第二十六軍2萬余人。1950年2月5日同宋任窮、周保中等同志在貴州安龍會晤。1950年2月2日和宋任窮同志率領部隊進駐昆明。1950年2月22日西南軍區成立,任西南軍區副司令員。1950年3月任昆明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任云南省主席。1950年3月12日至4月7日指揮所部參加西昌戰役,協同兄弟部隊全殲西昌守敵。1950年4月1日云南軍區成立,任云南軍區司令員。1950年7月7日被任命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越南,率工作組由昆明動身。1950年7月26日到達越南北部太原地區越南共產黨總書記、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住地,會見胡志明同志。1950年9月15日邊界戰役部署完畢,陳賡和工作組到廣西邊境的布局關。1950年9月16日邊界戰役開始。1950年10月12日邊界戰役結束。此役共殲法軍9個營,共8千人。1950年10月27日向越軍營以上干部講話,總結邊界戰役經驗及其他問題,連續4天,至30日結束。1950年11月1日陳賡率工作組回國,離開越人民軍司令部。1950年11月2日越過邊境,抵廣西龍州中國人民解放軍分區司令部。1950年11月4日抵達南寧。1950年11月29日抵達北京(途經梧州、廣州、武漢等地)。 

1951年4月25日任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三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1年5月27日,陳賡隨同毛澤東主席接見彭德懷派回國內匯報工作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參謀長解方。1951年6月8日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副司令員(仍兼3兵團司令員、政委)。1951年8月17日由沈陽動身入朝。1951年8月21日過平壤。1951年8月22日抵達中國人民志愿軍第3兵團司令部(駐地大水洞)。1951年9月2日抵達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部(駐地在伊川西北的空寺洞)。1951年9月15日隨志愿軍司令部遷往平壤以西的檜昌。 

1952年3月初由朝鮮回國。3月27日奉令重返志愿軍司令部。1952年6月13日奉令回國,離檜昌。當日途經平壤,會見了朝鮮勞動黨總書記、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首相金日成同志。1952年6月14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議會常任委員會授予一級獨立自由勛章。1952年6月16日跨過鴨綠江返回。1952年7月8日毛澤東主席批示同意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院長。1952年9月1日軍事工程學院籌備委員會成立,兼任籌委會主任。 

1953年9月1日軍事工程學院開學,任院長兼政委、院黨委書記。 

1954年9月1日軍事工程學院舉行成立1周年暨第2期開學典禮,并進行閱兵。在閱兵式結束后向全體師生講話。1954年9月參加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1954年10月31日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1955年9月27日授予大將軍銜。同時授予1級81勛章、1級獨立自由勛章、1級解放勛章。1955年9月29日任第一屆國防委員會委員。 

1956年4月率軍事代表團訪問越南。1956年5月3日離河內回國。1956年9月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 

1957年5月1日國務院免除所任軍事工程學院政治委員兼職,但仍任院長兼黨委書記,直至逝世。1957年9月上旬參加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1957年12月19日突患心肌梗塞病。 

1958年9月25日任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 

1959年2月下旬離京到南方檢查工作,先后到過南京、無錫、鎮江、蘇州、嘉興等地;3月中旬,又從上海出發勘察島嶼,其后再經寧波到溫州之線進行勘察,4月告一段落。6月底又前往廣東、福建,繼續進行軍事勘察。1959年9月16日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副部長。1959年9月26日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1959年10月國務院免去副總參謀長職務。 

1961年2月由北京至上海療養,住在華山路華東局招待所(原名“丁家花園”)。1961年3月7日帶病開始撰寫《作戰經驗總結》。原來計劃共寫6章:《序言》、《作戰準備》、《進攻》、《防御》、《追擊》、《轉移》。但在序言部分完成后,心臟病發作。 

1961年3月16日上午8時45分在上海病逝。 

軼事典故

激怒老蔣

中國解放軍將領中,陳賡性格活潑好動,幽默風趣,具有傳奇色彩代表性。 

陳賡與蔣介石之間的故事也是頗有傳奇色彩。1925年黃埔軍校學生東征,陳賡救了蔣介石一命。

1933年,陳賡被捕,蔣介石感激陳賡救命之恩,也不想把這個難得之才放走,便親自會見陳賡希望能感化他。雙方見面后,陳賡怒目而視,開腔道:"陳賡,你瘦多了。"陳賡冷笑著說:"瘦吾身而肥天下,這是校長你教導我們的呀。我看校長也瘦多了,身為一黨一國領袖,你瘦了,而天下更瘦,這是為何呀?"然后雙方又是長時間不語。蔣介石勸道:"你寫個聲明,認個錯,我會給一條很好的出路。"陳賡堅決不從。 

浪漫婚戀

1926年,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陳賡遇見王根英。陳賡便決定利用這次會議向王根英求愛。陳賡瞅準機會,坐在王根英附近,掏出紙筆,端端正正地寫了一行字:"王根英同志,我愛你,我向你鄭重求婚,希望你嫁給我!"然后他讓身邊同志傳給王根英。王根英對這種求愛方式沒有好感,把紙條貼在墻上。陳賡更加喜歡這位潑辣爽氣的姑娘。他馬上寫好第二張紙條。王根英只看了一眼,便又把紙條貼到了墻上。陳賡便又寫了第三張紙條。姑娘連看都沒看,就把紙條貼上去了。會議休息,大家都注意到了墻上的紙條。會議過后,兩人便開始談起戀愛,直至結為伉儷。 

訓徐老虎

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中,有許多出身貧寒。在戰場上,他們奮不顧身,忘死拼殺,脾氣也很暴躁。

徐海東是脾氣暴躁中最著名的,外號“徐老虎”。30年代,陳賡擔任徐海東的師長。徐海東每次指揮戰斗,總是沖鋒號一響便第一個沖向敵陣,同志們都勸他,他就說:“那子彈都是吃素的,我徐海東命大”。陳賡便把徐海東叫來,嚴肅對徐海東說:“躺在地上的烈士有多少,他們要是聽見你這話,不寒心才怪。你固然忠勇可嘉,可是說出這種不負責任的話,讓我很傷心。”。當部隊晚上集合的時候,徐海東向戰士們說:“關于怕死不怕死,我徐海東說過不負責任的話,師長批評了我,我從心里認錯”。 

倔強小戰士

長征路上,隊伍已經過了草地。陳賡感到疲倦,便掉在隊伍后面,看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紅軍,冬天里,只穿著一雙草鞋,臉凍得又紅又青。陳賡把馬拉到他身邊:“小鬼,過來騎一會兒”。小戰士盯著陳賡說:“老同志,我的體力比你強多了,趕快騎上吧”。陳賡命令道:“上去,騎一段再說吧!”“那我就和你的馬比賽”。小戰士腰一挺,作出準備跑的姿勢。"那咱們一起走吧。""你先走吧,我還等我的同伴呢。"陳賡無奈,從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遞給小戰士:"你把它吃了。"小戰士把身上的干糧袋一拉,輕輕拍了拍,說:"鼓鼓的,比你的還多。"陳賡只好上馬獨自走。不知為什么,他此時的心情總是平靜不下來,他腦子里閃現出那些曾經在上海灘、廣州沿街、香港碼頭同他打過交道的孩子的身影,突然大喊一聲:"不好,我上當了。"轉過馬頭,奔向原路。等到的時候,已經晚了,小戰士已經死了。那口袋里只不過是一塊燒得發黑的牛膝骨,上面還留著幾道白白的牙印。 

南昌起義

陳賡的幽默不僅表現在生活中,就是在死亡籠罩著的戰場上,他都不忘幽默一把。1927年南昌起義后,隊伍南撤。陳賡被分在前衛部隊,在與敵人的一場惡戰中,他左膝蓋受重傷,腳腕骨也被打斷,不能動彈,敵人進行搜索時,他急中生智,脫去外衣,滾到附近一條田溝里,弄得滿身血污。敵人走到他身邊,見他閉皮屏息,紋絲不動,以為他是死人,踢了一腳就走了。 

援助胡志明

1950年初,中央派陳賡到越南援助胡志明抗擊法國。陳賡經過一個多月的精心準備,在東溪打了一個大勝仗,并迅速對敵發動全面進攻,殲滅法軍九個營。等戰役結束,駐越的法軍最高長官驚呼:"上帝啊!陳賡插手指揮了,怪不得越南軍隊一夜之間變得像個軍隊了。” 

老蔣的痛

在華陽戰役失敗后,力諫蔣介石突圍,夜行一百六十里,背著蔣介石沖出敵人封鎖。蔣介石在退居臺灣時說陳賡是個害群之馬啊,五個胡宗南也不抵一個陳賡啊。還是蔣經國問的好,為何陳賡如此和您具有淵源的學生,卻沒有跟從您呢?老蔣也不禁自問,是啊,為什么呢?為什么呢?也許蔣介石從來沒有想通過,或許他知道為什么卻不愿意承認是為什么。陳賡說,天下人饑,我以個人溫飽為恥。他胸懷天下人,這就是為什么。蔣介石是一代梟雄,卻不是人民的好主人。 

他器重陳賡,他感激陳賡的救命之恩,他甚至偏愛陳賡,他一心想得到陳賡,只是,他不了解陳賡。他對陳賡說,入了共產黨是不要緊的,你這個年紀做的事情是不算數的,只要你跟著我就行了;陳賡南昌被抓時,他親自去看望陳賡,并且向身邊的人說,只要陳賡跟著我就行了,我不要他為我提供什么共產黨的情報;就是他親自勸降不成,他也沒有完全死心,他希望胡宗南他們可以用同窗之誼來感化陳賡。 

蔣介石以為陳賡如此執拗只是因為他的性格,他沒有想到這是陳賡的信仰。他也許早該料到陳賡不會投降,可是,也許是人的本性,都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致使他總是有一點點細若游絲的希望。 

到臺灣后,他才絕望了,所以他要說陳賡是害群之馬。他說他在南昌放過了陳賡很后悔。不可否認,雖然共產黨展開了營救工作,國母大人宋慶齡也找過蔣介石,可是如果不是蔣介石念陳賡的救命之恩,示意手下看的松些,恐怕并不能輕易的營救成功。所以,蔣中正也是有情義的。 

如果陳賡跟了蔣介石,定仍是一員虎將,但是老蔣卻不可能改變失敗的命運,也許內戰還得打的時間久一些;如果胡宗南,黃維,宋希濂,李鐵軍,邱行湘他們跟隨了共產黨,人民會更加勝利,內戰便不用打了這么久。個人對歷史只是加速或延緩,卻不能改變它的規律。某種意義上講,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同窗之誼

陳賡南昌被抓時,熊綬春,黃維,胡宗南,宋希濂,胡璉他們聯名上書,希望蔣介石可以放了陳賡。 

戰役中,陳賡給熊綬春寫信,希望他能投降。熊綬春戰死后,陳賡幫他合上了雙眼,令人把他掩埋起來,并且立一個碑。 

1959年國民黨第一批戰犯被特赦,陳賡會見了他的這些老同學。其中,有個人說,如果我們能夠遲出生幾年,沒有了戰爭,我們也許都是做學問的,而這些恩怨就不會有了。 

革命愛情

陳賡對王根英一見鐘情。他真誠的追求她,她不可抵制的愛上他了。我想,沒有哪個女人可以拒絕這樣的好同志,他是一個英雄,比許文強更有膽略的英雄,雖然沒有孫悟空的蓋世神力,他卻有更為崇高的理想和智慧。他輾轉在花紅酒綠的上海灘,卻不為酒色所動。 

注:王根英,革命烈士。1925年入黨,1939年3月8日遭日軍突襲壯烈犧牲,年僅33歲。 

傅涯也很美。王根英美的單純,溫柔而執著;傅涯美的動人,晶瑩而剔透。她們都是真心的愛著陳將軍的。陳將軍即使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也該有所安慰了。 

注:傅涯,2010年1月4日上午10時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與中特科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在革命的實踐中吸取了教訓,開始懂得和強大的敵人作斗爭,必須了解敵人,了解它的軍事、政治動向,才能準確地有效地攻擊敵人。1927年11月間,黨中央籌劃成立中央特科,這是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為了保衛黨中央的安全而創建的一個同敵人進行隱蔽斗爭的保衛工作組織,在中共特委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進行工作。特科的主要任務,就是在黨中央領導下,依靠黨的組織,依靠革命群眾,深入敵人警憲特務機關,探取敵人破壞共產黨的陰謀,向黨和秘密組織報警,保衛黨的領導機關和革命活動的安全。陳賡任中央特科情報科科長。情報科在陳賡的領導下,多方偵知情況,為營救被捕的領導同志,嚴懲叛徒,做出了重要貢獻。 

與哈軍工

1952年6月,毛澤東將陳賡從朝鮮戰場召回,創辦一所軍事工程學院,培養現代化的軍事人才。 

像指揮打仗一樣,陳賡開始了艱難的辦學。一個月后,他即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選定哈爾濱為院址,提出了建院方案。一年零3個月后(1953年9月1日),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多軍種綜合性的軍事工程學院成立。錢學森教授后來贊嘆:“在我國現有條件下,這么短的時間內辦起這樣一所完整的、綜合性的軍事技術學院,在世界上也是奇跡。”陳賡為使“哈軍工”早日問世,耗費了很大的心血。 

辦學最大的困難是師資力量缺乏。陳賡向著名專家求教,列出教授名單,想方設法從各地大學調人,并多次拿著名單去請周總理批示。但總理日理萬機,很難找到,陳賡只好在早晨或夜間到總理家里去“堵”。一天早晨,他來到國務院西華廳。這天總理要接見民主人士,客廳里已坐滿了人。陳賡一看不便闖進去, 就等在門外。恰好此時他看見總理要上洗手間,便迅速地跟了進去。總理見他匆匆忙忙走進來,問道:“陳賡,你怎么到了這兒?”“總理,有幾個教授的名單 ,請批一下!”陳賡說著就遞上了名單。“你等一下不行嗎?”“等一下你就走了,還是批吧!”陳賡抓得緊,總理全力支持,幾個月內,便從華東、中 南、西南、京津地區抽調來一大批有名的教授和專家。 

辦學不能沒有教學科研大樓,為“建樓”陳賡心急火燎,經常深入基建工地 ,遇有重大事情,隨即與基建辦公室的同志一起商談解決。他不顧自己在戰爭年代留下的腿傷,多次爬上腳手架同工人交談,查看工程質量。僅僅7個月時間,10萬平方米36幢教學科研大樓便拔地而起。 

辦學中,陳賡非常重視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把他們稱為支撐學院的兩根柱子之一(另一根柱子是從部隊抽調來的軍隊干部),有關業務方面的領導都要安排專家、教授擔任,在生活上,則盡可能給專家、教授以優厚的待遇。他自己住小平房,而把學院一幢最好的樓房作為老教授的宿舍,并為他們專建飯廳,請來廚師為他們做飯。為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他還親自抓他們的家屬就業、子女升 學等問題。 

對陳賡的作法,當時有個別老干部不理解,發牢騷說:“我們是從機關槍底下爬出來的。他們舒舒服服念了幾年書,為什么就捧得那么高?”對這種議論, 陳賡給予了嚴厲批評:“你們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是革命的功臣。可他們十年寒窗苦熬出來,也不容易呀。我們國家的國防建設迫切需要科學技術知識 ,你們有嗎?你們是老共產黨員,調你們到這里來,是讓你們來發揚光榮傳統、來帶作風的,不是來比照顧的!”

戰爭年代留下的傷痛、長期艱苦的生活和超負荷的工作使陳賡的身體每況愈下。 

1954年,“哈軍工”剛剛初具規模,陳賡的心絞痛即已頻繁發作。此后醫生一再叮囑他少活動、多休息,可他卻不停地操勞奔波。終于有一天,他病倒了 。 

1957年12月19日。陳賡訪蘇回國不久,突然心肌梗塞發作。一個閑不住的人 不得不在北京醫院臥床3個月。出院后,全休療養了一段,陳賡的病竟奇跡般地好了。于是,他天天找醫生,要求準許他上班。醫生無奈,經報告中央批準,同意 他每天用一點時間去上班試試。陳賡答應得很好:“我一定遵守醫生的囑咐!” 可是,他一工作起來,依然還是那個“工作狂”,醫生的話早被他拋到了腦后。 

一次,有個國防科研項目要在離京20多公里的郊區試車。當時,陳賡任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副主任,試驗項目與他分管的工作相關。他知道后非要去參加不可。這天一早,陳賡的夫人傅涯同時接到軍委辦公廳和保健部門兩個電話,都要傅涯勸阻陳賡別到試車的地方去。陳賡哪里肯聽,堅持去了。試完車回家,一進門他就大聲嚷嚷:“傅涯,你匯報吧,就說我活著回來了!” 

其實,那天陳賡一臉疲憊,臉色都白了。他心里也清楚,自己的病很嚴重,胸口常痛。每逢胸口痛的時候,他就一面工作,一面不停地用手摸著胸部。日子長了,襯衣都被他摸破了一大片。 

1960年冬,半年前第二次心肌梗塞發作、又一次從死亡線上掙扎過關的陳賡,感到這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他的病情越來越重,胸部疼痛日勝一日。他知道屬于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愈發抓緊時間,想為黨多做些工作。他惦念自己親手創辦的“哈軍工”,提筆給院黨委常委寫信,提出自己對調整后的學院工作的建議。然而,“哈軍工”的師生怎么也沒有想到,這竟是陳賡寫給他們的最后一封信 。3個月后(1961年3月16日),他們聽到自己前任院長與世長辭的噩耗,無不悲痛欲絕! 

就在陳賡逝世前一天,他還在構思著他的《作戰經驗總結》,看材料、寫提綱,要把自己在長期實踐中積累起來的寶貴財富留給后人。但他只寫完了《序言 》部分,大面積心肌梗塞第3次發作了…… 

紀念場所

司令部舊址

太行太岳軍區司令部舊址位于山西省沁源縣閻寨。現有土窯10孔,占地面積約1800平方米。1940年5月,太岳軍區在閻寨正式成立,陳賡任司令員、王新亭任政委、周希漢任參謀長。從1939年到1942年10月,作為太岳根據地領導中心的太岳軍區,前后在閻寨村駐扎達3年之久。1982年,沁源縣委、縣政府將當年住過的土窯洞進行整建修繕。1986年8月18日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故居

陳賡故居景區位于湖南省湘鄉市龍洞鎮泉湖村,由故居、墓園和生平館三部分組成,占地面積約60畝。陳賡故居為典型的湘中民居,系陳賡祖父清末湘軍副將、武顯將軍陳翼瓊所建,建筑面積1342平方米,房屋近40間,通過修繕再現了陳賡少年時代的成長環境。故居后山為陳賡大將夫婦墓園,2011年3月,大將夫婦骨灰遷回故里。陳賡大將生平館通過大量珍貴史料,展示了陳賡大將傳奇的一生。陳賡故居現為湘鄉市黨建教育基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學技術大學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培育基地,湖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4A級旅游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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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衷寒

人物經歷

民國11年春,赴上海學習俄文,9月與張國燾等赴莫斯科,回國之后在武昌創辦人民通訊社,因針砭時弊被查封。繼往長沙創辦平民通訊社,同時兼任長沙宏圖中學國文教員。因同情湖南勞工慘案,被當局逮捕入獄,后經保釋出獄。民國12年主持長沙青年服務社,并受聘擔任《上海時報》特約記者,后考入黃埔軍校,為第一期學員,與蔣先云、陳賡譽為“黃埔三杰”之一,任廣州分校政治部上尉秘書。

民國14年12月,與繆斌等成立孫文主義學會廣州總會,任會長,與

共產國際特派員鮑羅廷發起組織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對抗。是時,他任國民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黨代表,后任軍校入伍生總隊政治部主任。

民國15年,被派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7年回國,任杭州軍事訓練班學生總隊隊長,10月調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工作。18年赴日學習軍事政治。20年回國,先后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剿匪宣傳處處長、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政訓處少將處長、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訓處少將處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政訓處少將處長、軍事委員會政訓處中將處長等職。

民國21年糾集黃埔軍校同學鄧文儀、滕杰、鄭介民、戴笠等發起復興運動,在南京成立三民主義力行社,由蔣介石直接領導,旋即成立第二、第三級組織,自任常務干事和書記,負實際領導責任。

民國24年,再次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組織部委員、軍隊黨務組組長。25年,兼任軍事委員會政訓處秘書長、中央通訊社新聞檢查局局長、三民主義青年團臨時常務委員會書記長。同年,西安事變發生,他發動組織青年將領170余人通電張學良、楊虎城。26年,出任國民黨政府駐德國使館武官參贊。回國后在國民政府政治部任秘書長兼第一廳廳長。

民國28年,任西北慰勞團團長,途經延安,曾與毛澤東數度長談,稱許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與游擊工作。

民國30年,出任國家動員委員會人力組主任。31年任社會部勞動局局長,負責勞資協調、就業安排、勞工培訓,對全國技術人員進行調查、摸底,抗戰勝利后都予安排,受到產業界的稱道。

民國36年,當選岳陽區國大代表,任社會部政務次長,主持義務勞動高級人員訓練班,訓練復員軍官4萬人。

曾當選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監察委員、常務委員,國民黨第五、六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務委員;三青團第一、二屆中央干事會干事、常務干事,中央團部甄審委員會主任。

1949年去臺灣后,任中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中央評議委員、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交通部部長、總統府國策顧問、行政院政務委員。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賀衷寒(1900—1972),湖南岳陽人,原名忠漢,字君山,鹿角鎮牛皋村賀耕九屋人,1916年考入武昌湖南旅鄂中學讀書。1919年。五·四”運動時被選為武昌學生代表,適逢蘇聯召開東方民族會議,賀被選為東方勞工代表參加。

1921年春赴上海學習俄文,9月赴莫斯科。1922年,賀衷寒自蘇聯回國后,在武昌一中學教書,曾一度加入惲代英開辦的“共存社”,后因意見不合而退出,旋即創辦“人民通訊社”,從事各種大膽的報道,經常發表評論,抨擊當時軍閥橫行、政治腐敗,闡揚民主、自由之可貴,積極鼓吹革命。不久,即被軍閥查封。繼而前往長沙,再創“平民通訊社”,并改名賀衷寒,繼續批評時政,提倡民主,主張革命,同時兼任長沙宏圖中學國文教員。在長沙,他曾聯絡失學、失業的學生舉行游行示威,并征求各學校社團的意見,擬成立湖南公民選舉監督團,揭露趙恒惕督政府進行虛假“民選”的陰謀,得到社會脅同情和輿論界的贊許。當時,湖南第一紡紗廠發生工潮,工人代表、青年團員黃愛和龐人銓被湖南督軍趙恒惕派人逮捕殺害,賀衷寒聞訊,冒著生命危險,以極大的義憤撰寫了《黃龐案之真相》一文,對趙恒惕大加抨擊,替死者嗚冤。趙恒惕惱羞成怒,下令將賀衷寒逮捕,關了3個多月。在獄中,賀衷寒受盡折磨,幾乎命喪囹圄。后經岳陽縣的兩名省議員具保獲釋,才幸免于難。這次入獄、使他更加認清了中國黑暗社會的現實,更加體會到了封建軍閥的殘暴:更增強了他“改造”中國的決心。

賀衷寒出獄后,回到家鄉與親人團聚,相互見面,百感交集。他父親要他在家鄉教書,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1923年,賀衷寒向家人一再表明自己投身“改造”中國之決心后,又返回長沙繼續從事新聞事業,擔任長沙青年服務社教務主任,仍兼中學課務。不久,又被聘為上海《時報》特約記者,繼續用他的筆桿和嘴舌,抨擊軍閥統治,揭露社會黑暗,鼓動青年愛國,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

投身黃埔

1924年春,賀衷寒在漢口欣聞黃埔軍校招生的消息,興奮不已,立即與原旅鄂中學同班同學蔣伏生結伴南下。他們由漢口去上海,即買當日由上海開往廣州的輪船票。不料,當他們抵達黃浦江碼頭時,船已起鋪開往海中。賀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緊追該船,幸被輪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輪。上輪后,他詢問那位青年的姓名,才知道他叫胡宗南,也是去廣州投考黃埔軍校的,此乃賀衷寒、胡宗南相見之始。因彼此意志相投,日后便情同手足,私交甚深。又因賀衷寒擅長于“文”,胡宗南擅長于“武”,故后來在國民黨黃埔系中曾流傳“文有賀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說。

賀衷寒、胡宗甫到廣州后,軍校招生初試已過,他倆便聯名具函去找主持考試的廖仲愷先生,敘述過去的經歷、南來的動機和矢志革命、報效國家的決心。廖仲愷閱函,當即準予參加復試。經過嚴格考試,賀衷寒被錄取黃埔軍校第一期步兵科第一隊。當時的黃埔軍校,聚集了一大批從全國各地來的好學上進的熱血青年,其中有不少還是各地的共產黨組織選派來學習的,因而革命和學習的氣氛十分濃厚。那時,正是國共合作,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在黃埔學生中發展黨員。共產黨發展組織,是個別秘密進行的;國民黨發展組織,是在課堂上把入黨登記表當作業一樣往下發,規定每人都要填。賀衷寒入校不久,就和同期學生一起,集體加入了國民黨。

開學以后,賀衷寒認真鉆研政治和軍事理論,各項成績都名列前茅,加上他在組織社會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和才能,便嶄露頭角,并開始傳出“黃埔三杰”的美名。1924年9月,孫中山率師北伐,賀衷寒隨學生第一隊擔任警衛工作。11月,黃埔第一期學生畢業,賀衷寒被分配到軍校政治部任上尉秘書,旋又調任第三期入伍生總隊政治部主任。1925年1月4日,軍校政治部遷往廣州北校場省城分校,設分部于黃埔本校留守,校方指定由賀衷寒和李之龍(共產黨員)負責。當時黃埔一期畢業同學,除李岳陽因原為川軍團長,畢業后被分配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二十團團長外,賀衷寒的軍階算是最高的。

開始“反共”

公正地說,1925年以前的賀衷寒,即使不能算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也還是可以劃入革命青年或思想激進的青年之列,他雖然對共產黨的某些領導(如張國燾)和俄國的“十月革命”有不同的看法,但總的來說還是基本擁護共產黨的主張的,至少也可以說還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同時也確為革命事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別是在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抨擊北洋軍閥的統治方面,尤為突出。從1925年開始,賀衷寒就明顯向右轉了。此后、他就一直充當反共的急先鋒,與無產階級為敵。正如他的同僚好友袁守謙在其墓志銘中所說:“……自(民國)十四年參加孫文主義學會之創立,迄于病革綿(左右綴之右)之時,固未嘗須臾放棄其撻伐之責任(指反共)。”

蔣介石是一個以兩面姿態出現的野心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因為羽翼尚未豐滿,在處理國共兩黨和黃埔兩派的糾紛中,雖然貌似公允,但他在骨子里是反共的。他實際上是右派勢力的組織者和保護者,他在1926年上半年一手制造的陷害共產黨人的“中山艦事件”和親自提出的排擠共產黨員的《整理黨務案》,就是他反共嘴臉的最早公開暴露。賀衷寒、繆斌、潘佑強等右派黃埔學生,對蔣介石當時的所作所為及其真實用心,在實踐中也逐漸心領神會,他們實際上已把蔣介石作為自己的總后臺,自覺不自覺地開始慶集其“反共”的纛陰之下。這還得從黃埔島上開始出現相互對立的兩條陣線的斗爭說起。

就在黃埔軍校第一期開學后不久,廣州的反動勢力就陰謀利用商團組織暴亂。為對付商團,1924年8月經蔣先云、李之龍、楊其綱、陳賡、賀衷寒等人發動,駐扎在廣州的粵、桂、湘、滇各軍的軍官學校和海軍部分軍閥的革命軍人,開始聯合起來,并以“中國青年軍人代表會”的名義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后經報請黨代表廖仲愷和校長蔣介石同意,代表會于1925年1月25日推舉蔣先云、曾擴清、賀衷寒、何畏能4人負責,籌備成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2月1日,聯合會正式宣告成立,賀衷寒擔任了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在成立大會上,他代表“青軍會”宣讀了3點志愿:一竭誠擁護革命政府,實現三民主義;二誓不做后起的軍閥;三與農、工、商、學、婦各界大聯合,一致進攻帝國主義與軍閥,他還在當時第一期《青年軍人》雜志上發表了一向《青年軍人與軍閥》的文章,歷訴了近年來帝國主義勾結軍悶的罪惡,指出中國的禍亂是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軍悶造成的,號召青年軍人要打倒軍閥,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而戰。

青年軍人聯合會創建初期,是一個統一戰線性質的組織,其領導人的想法比較簡單,都想以這個組織來團結在粵的青年軍人,削弱軍間派系的勢力,打倒陳炯明。到1925年的二三月間,孫中山在北京病危。消息傳到廣州,人心頗為不安,國民黨右派勢力便開始抬頭,乘機加緊活動,并對青年軍人聯合會大肆加以攻擊,驚呼“青軍會是共產軍”。當時,國民黨老右派、“西山會議派”里有名的“大炮”、強硬的反蘇反共分子謝持,正在廣州大沙頭醫院“住院”,黃埔軍校中的國民黨右派分子王柏齡,便趁機把謝持請到黃埔島,讓他到接近右派觀點的學生中游說。謝持說:“國共合作,實在是孫先生做的第一件大糊涂事。共產主義是豺狼蛇蝎,與豺狼蛇蝎焉能為伍。”又說:“孫先生年紀大了,慮事難免不周。我輩正當壯年、為黨為國,都不可不中流涉險。”他還進一步煽動說:“共產黨名雖與國民黨合作,其實是想趁機篡奪國民黨的黨權,一朝得逞,所有國民黨員,尤其是黃埔同學中的國民黨員,都將受到無情的迫害,而無立足的余地!”他還對賀衷寒等人說,青年軍人聯合會是共產黨的組織,你們在里邊工作是為共產黨做嫁衣裳,等等。賀衷寒聽著謝特的演說,很自然聯想到張國燾那張討厭的嘴臉,又回憶起在青軍會內部,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上,每每與蔣先云、周逸群等共產黨員意見不一致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稱贊謝持“見解精辟”。在謝持、王柏齡等國民黨右派的煽動拉攏下,賀衷寒、潘佑強、冷欣等這些平常與共產黨同學關系不太和睦的學生,思想迅速向右轉,當場就一個個臉紅脖子粗的大罵共產黨。

為了對抗共產黨和青年軍人聯合會,賀衷寒絞盡腦汁,想出了一個主意,這就是以研究孫中山思想的名義,組織一個“學會”,以此來聯合右派勢力。1925年4月24日,在蔣介石、廖仲愷的支持下,與青年軍人聯合會相對立的又一個軍人組織――“孫文主義學會”(早期也稱“中山主義學會”),發表通電,宣告正式成立。這個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就是賀衷寒和潘佑強。

兩個軍人組織的出現,使黃埔島上結成了相互對立的兩條陣線。由于青軍會成立后,組織發展很快,一年多時間成員就發展到兩萬多人。孫文主義學會建立后,第一步便是拿出吃奶的力氣到全國各地去發展組織,不久也號稱有了5000會員。接著,兩個組織便公開對著干。青軍會組織了一個“血花劇社”,孫文學會就組織一個“白花劇社”唱對臺戲;青軍會辦了《青年軍人》和《中國軍人》兩個雜志,孫文主義學會也辦了《國民革命》和《革命導報》;青軍會又辦了《兵友必讀》和《三月刊》,孫文主義學會也又辦了《革命青年》和《獨立旬刊》。你開一次大會,我也開一次大會,并且比你的還要大。你在我的大會上發表了反演說,我下次就組織人去踩你的會場。你罵我一句,我罵你三句。你打我一拳,我非踢你一腳。而在兩派對立斗爭中,賀衷寒總是充當孫文主義學會的智囊人物,為其謀劃,有時也公開出面展開“舌戰”。第一次東征勝利后,由青軍會發起,在梅州中學廣場開軍民聯歡會,李之龍在臺上發表演說,正講得起勁時,賀衷寒、繆斌等一伙孫文主義學會的人,手持短槍,突然上臺來把李之龍擠開,由賀衷寒發表演說。青軍會的人哪里服這口氣,很快聚集一群骨干,也持著槍向臺上硬沖,李之龍趁勢搶占了講臺,要賀衷寒“滾下臺去”。賀衷寒見奇襲得手的講臺又要易主,伸手朝李之龍的臉上就是一拳!李之龍也不吃這一套,憋足勁一拳又打回去。于是,兩個便扭打起來。頓時,會場大亂,兩派槍口對槍口,怒目對怒目。后在梅州黨部負責人的勸說下,才暫時平息。事后,賀衷寒、李之龍兩人都受到蔣介石的臭罵,賀衷寒被“撤職查辦”,李之龍“令調回黃埔軍校工作”。

1925年10月,國民革命軍開始第二次東征,蔣介石為總司令,賀衷寒任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黨代表。途中,蔣介石曾主持召開第一軍政治部職員及各級黨代表會議,討論國共合作問題。賀衷寒在發言中大肆鼓吹戴季陶“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團結不固,不能共存”的那一套,說什么一個革命政黨內,決不能允許兩種不同主義的信仰者長久存在、長久合作,與其將來分裂,不如盡早各走各的路,但我們兩黨(指國、共兩黨)可以聯合對付敵人。賀衷寒的這段發言,極合蔣介石的口味,因而受到蔣介石的賞識。

鑒于黃埔兩派斗爭愈演愈烈,1926年2月2日,蔣介石以“解決本校黨務糾紛”的名義,在黃埔軍校召開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兩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校黨代表汪精衛也從廣州趕來參加。蔣介石以貌似公允的口吻把兩會都責備了一番,罵他們破壞了黃埔的統一。汪精衛也以勸解的口氣,強調兩派要“精誠團結”。最后,蔣介石提出4點解決辦法,其中心意思就是要兩會都接受蔣介石本人的領導,有矛盾由他來解決。4月7日,蔣介石頒布“取消黨內小組織校令”,明令解散兩會。為了將黃埔學生置于自己一手控制之下,蔣介石決定另行組織黃埔同學會,指派蔣先云、賀衷寒、曾擴情、李之龍、潘佑強等為黃埔同學會籌備委員,并親任會長。1926年6月27日,黃埔同學會在廣州正式成立,賀衷寒缺席當選為干部委員兼秘書長。他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在這一組織中繼續攻擊共產黨人,排斥國民黨左派。

1926年四五月間,廣州國民政府組成軍事政治考察團赴蘇聯考察,賀衷寒是考察團成員之一。他在蘇聯進行一段時間的考察后,隨即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這時,他的思想進一步向右轉,雖然自吹并不反對社會主義,但認為只能是三民主義范疇內的社會主義,并要通過國家權力來實現。他認為,像蘇聯共產黨那樣用“殘酷的階級斗爭”去實現社會主義,不但“慘無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國決不能容許有這種情況發生。

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賀衷寒和鄧文儀、肖贊育、鄭介民、康澤等人,看到同學中有數百名國民黨黨員,便以留法學生中的國民黨員有旅法支部為由,發起組織國民黨旅莫支部,想以此作為日后回國爭取權力的政治資本,由于此事遭到校方的堅決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批準,鬧騰一陣后就偃旗息鼓了。但他們仍不甘心,又著手在中山大學成立孫文主義學會分會。由于該組織在國內已是臭名昭著的右派團體,所以當他們吸收會員時,被人向校方告發。學校立即召開全體師生員工大會,宣布孫文主義學會是反共反蘇的反動組織。因此,賀衷寒等人遭到大家的嚴肅批評,而他拒不認錯,在會場上大鬧起來,說這是“民主”、“自由”,不應該壓制。學生們紛紛要求校方給他以處分,并將其遣送回國。賀衷寒在中山大學聲名狼藉,只好轉入伏龍芝陸軍大學學習。

1928年1月,賀衷寒自蘇聯回國,被蔣介石任命為杭州軍事訓練班學生總隊長,負責收容逃散到杭州的黃埔軍校第五、六期學生。3月,該校正式遷往南京,改名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對內仍稱黃埔軍校)。同月,黃埔同學會在南京舉行全體會員大會,賀衷寒被選為監察委員。這時,他還擔任了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監委會常委委員。賀衷寒很想從此轉入帶兵,像蔣介石那樣親自掌握兵權,可蔣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駕馭的本性,偏不把兵權交給他。

1929年春,賀衷寒被蔣介石派往日本明治大學留學,其實是要他利用留學機會,潛心研究日本的軍事、政治,為蔣介石集團尋求統治之術。賀衷寒雖身處異國他邦,仍時刻關注國內的政治斗爭,不時發表反對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言論,其所寫的《改組派之檢討》的小冊子,頗受國民黨右派分子的賞識。

賀衷寒在日本學習、考察的兩年時間,正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之際,一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要求建立法西斯專政,以鎮壓人民的反抗斗爭,賀深受其影響。

受蔣賞識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接著寧漢合流,全國出現一片白色恐怖。但是,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嚇倒,革命的武裝斗爭如星火燎原,尤其是紅軍在湘、贛和鄂、豫、皖邊區的發展,更使國民黨反動派日夜不得安寧。1930年12月,蔣介石糾集10萬兵力對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一次“圍剿”,不僅被紅軍迅速粉碎,而且連前敵總指揮張輝瓚也被活捉。鐵的事實使蔣介石認識到,光靠軍事實力是不能消滅共產黨的,于是提出了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指導原則,企圖在抓緊軍事進攻的同時,用“加強軍民政治訓練”的辦法,維系其內部統治,破壞紅色根據地內魚水一般的軍民關系。由于賀衷寒早年參加過共產黨的一些活動,又曾兩次去過蘇聯,蔣介石便認為他的這位高徒對共產黨的政治工作最熟悉,于是急召他回國。

1931年2月,賀衷寒回國后,先后擔任了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政治宣傳處處長、訓練總監部軍事教育處處長、鄂豫皖邊區“剿匪”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處長等職。國民黨部隊分為嫡系與雜牌兩大類,嫡系部隊因經過“清黨”運動,一大批做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和所謂“嫌疑分子”被“清”出軍隊,雜牌部隊原來就無政工人員。針對這種情況,賀衷寒在征得蔣介石同意后,在原有高級政工干部中挑選130人,辦起了“星子訓練所”(即軍校特訓班前身),對這些人進行為期兩周的短期特別訓練,講習“對共產黨政治斗爭技術”及所謂“對全國軍民宣傳和平統一的國策”。蔣介石對這個訓練班也特別感興趣,先后5次親自到該所訓話。這些學員,后來大多成為國民黨軍隊中從事反共政治訓練的骨干。

當時,國民黨部隊不僅政工干部缺乏,政工體制也極為混亂,南京的中央委員會政治訓練處,不能對全軍各級政治機關實施有效控制,處于各自為政的狀況。1933年2月,賀衷寒接替劉健群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處長后,采用辦“政訓研究班”和“軍校特訓班”的辦法,抽調一批又一批軍隊中的原有政工干部和大專畢業生進行短期集訓,然后分派到全國各地的軍隊中去,并規定各軍、師都設政訓處,團、營、連派指導員,所有中上級政工人員都由軍事委員會直接委派,而這些人大多是軍校出身的復興社成員。這樣,賀衷寒就直接掌握了一支龐大的軍隊政治訓練隊伍,最多時達3400余人。賀衷寒還與劉健群、袁守謙等人策劃,采取派遣“宣傳隊”的形式,把政工人員安插到西北、東北和西康等地國民黨雜牌軍中去做反動宣傳工作,以防止這些軍隊“異動”。

賀衷寒先后主持召開過3次國民黨部隊的政治工作會議,提出了一整套反動政治理論,制訂了一系列反動政工文件。如:1933年5月在南昌召開的全軍第一次政工會上,擬訂了《政訓令》,明確了所謂政治工作在軍隊的17條任務和職權;1934年3月在南昌召開的第二次全軍政工會上,針對“剿匪”(圍剿紅軍)與“整軍”之雙重任務,又制訂了“新的工作方針”;1935年4月在漢口召開的第三次全軍政工會議,專門研究了軍隊各級政工機構如何配合抓好“整軍”的問題。7月,由賀衷寒主持制訂的《整軍宣傳方案》和《整理部隊政訓工作綱要》等文件正式出籠。

賀衷寒在貫徹實施蔣介石提出的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辦法“圍剿”紅軍方面,可謂嘔心瀝血,絞盡了腦汁,提出了許多反共、反人民的壞點子。如在他主持軍隊政訓工作以前,各種書刊和公私文件上對于圍攻紅軍一事用詞各不相同,有的用“剿赤”,有的用“剿共”,賀衷寒上任后即提出要統一用“剿匪”二字。他還著重從政治方面提出了許多“圍剿”紅軍的辦法,更是受蔣介石賞識。

從1932年至1936年,賀衷寒還兼任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軍隊黨務處處長、南昌行營政訓處處長、武漢行營政訓處處長、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常委委員、軍委會政訓處秘書長、新聞檢查局局長等職。這樣,賀衷寒就將國民黨軍隊、乃至全黨、全國的政訓大權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成了名符其實的國民黨法西斯政訓系統的總頭子。

賀衷寒在致力反共政治訓練的同時,還積極參加直接為蔣介石所掌握和為其服務的法西斯特務組織――“中華復興社”的籌組工作,成為該組織“十三太保”中的核心人物,他與鄧文儀、康澤、戴笠等人被稱為“復興社”的4大臺柱,而賀衷寒名列第一。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面對國內抗日救亡運動浪潮的沖擊和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的傾軋,坐在“國民政府主席”寶座上的蔣介石,深感自己的統治岌岌可危。但他處心積慮、苦心焦思的,并不是怎樣去抗日,而是想搞出、一個什么新的東西出來,加強他的國家機器,進一步鞏固其獨裁統治。

蔣介石有一個特點,就是在重大問題上不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而是慣于用罵人的方式,迫使部屬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辦法來迎合他的意圖。這次也是這樣。這年的11月間,他接連幾次在南京召集賀衷寒、康澤、桂永清、肖贊育、周復、膝杰、鄭介民、戴笠、曾擴情等黃埔愛生開會,只是一個腔調,嘆中雜罵、罵中雜嘆地說:“我的好學生都死了!你們這些又不中用。現在時局艱難,我們的革命就要失敗了……”蔣介石的獨角戲唱完,會也就沒頭沒腦地散了。賀衷寒腦瓜最“靈”,每次蔣介石“訓”完之后,就把“這些不中用的學生”約到他家里去商量,揣摸“老頭子”的真正意圖。第一次沒有結果,第二次大家議出了一點頭緒,認為“要組織起來”。當蔣介石第三次召集這些人去開會時,蔣介石一罵完,賀衷寒就立即站起來,淚流滿面地說:“時局雖然很困難,只要我們能團結(即“要組織起來”的意識),還是有辦法的。”這時,蔣介石感到這些“不中用”的學生還是有點用,有點門道,就一面罵,一面順水推舟地往下逼,并露出了自己一點點真實意圖。他說:“我們要有像蘇聯那種‘克格勃’的組織就好了。”最后,蔣介石叮囑這些“不中用”的學生“慢慢地去研究”,就結束了這次會。于是,賀衷寒又第三次把這些人邀集到自己家里,研究怎樣組織起來,對組織名稱、政治綱領、組織原則等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但沒有產生具體的東西。以后,又連續開了幾次會,還是沒有結果。這時,蔣介石迫于形勢宣布下野,離開了“主席”寶座。但是,秘密組織的籌建工作仍在進行。在曾擴情舉行的南京浣花菜館晚餐上,根據胡宗南的提議,這些被蔣介石再三罵過的學生,推舉賀衷寒、鄧悌、膝杰、周復、康澤等5人負責籌備。第二天又召開籌備會,決定由賀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澤起草紀律條例。1932年2月蔣介石復職后,認為最重要的事就是趕快搞成那個組織。賀衷寒向他匯報了籌備經過、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組織章程和康澤起草的紀律條例,得到了蔣介石的批準,并決定這個秘密法西斯組織的名稱為“中華復興社”。

1932年3月初,由賀衷寒主持在南京勵志社開復興社成立大會。按該社章程,蔣介石是“真命”社長,自然毋庸選舉。此外,選出賀衷寒、鄧悌、騰杰、周復、康澤、桂永清、潘佑強、鄭介民、邱開基等9人為中央干事。會后,蔣介石又指定賀衷寒、鄧悌、膝杰3人為常務干事。

復興社的第一任書記是膝杰,他是黃埔四期生,資歷較淺,能力也比較弱,并且與賀衷寒的私交甚好,所以有事必先與賀衷寒商量。1933年1月,賀衷寒接替膝杰擔任書記,由于賀衷寒狂妄自大,常以黃埔領袖自居,遂引起蔣介石的討嫌。1934年8月,由鄧悌擔任第三任書記。鄧梯是留歐派首領,在黃埔學生中被認為是較有才能的一個,但此人過于自負,與所有黃埔學生中的其他上層人物都不親近,因而實際上被孤立起來了。1935年10月,賀衷寒聯合留日派將他趕下臺,由劉健群擔任復興社的書記長(以前三任都為“書記”)。劉健群不是黃埔出身,原只是何應欽的秘書,因曾上書蔣介石,建議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黨和希特勒的褐衫黨組織“藍衣社”,而受到蔣介石的賞識,被人稱為蔣介石的“螟嶺子”,但賀衷寒并不把他放在眼里。1936年8月,劉健群調北平工作,由鄭介民代理書記長。這樣,至1936年“西安事變”之前,賀衷寒在復興社中便始終以常務干事的身份負實際領導責任。

賀衷寒一貫以黃埔系和復興社唯一的理論家和指導者自居。他不僅到處發表演講、撰寫文章,利用他主辦的《前途》月刊和《掃蕩報》大肆進行法西斯反共宣傳,而且還參與了組建中國文學會、成立中國電影制片廠和主持南昌的“新生活運動”等活動。他的著作雖不多,可長篇大論的講演卻很不少。他對“蔣介石教義”的闡發和注疏,也自命為第一人。如他所寫的《新生活運動的意義》一文,就為蔣介石所提倡的所謂“禮義廉恥”,作了當時頗受某些人稱道的注解。賀衷寒寫文章或演講,不像鄧文儀那樣總是一大串語無倫次、亂七八槽的口號堆積,而總要咬文嚼字,力求說出個自以為深奧的道理來。從1933年到1937年間,賀衷寒每年出版一冊《一得集》,打著“救國”、“統一”`“復興民族”的招牌,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理論和“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動政策。

由于賀衷寒極力擁蔣反共,因此越來越受到蔣介石的器重。1935年11月,賀衷寒當選為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次年1月被授予陸軍少將軍銜,10月又晉升為陸軍中將,并獲四等云麾勛章。賀衷寒憑著他的資歷、能力、勢力和蔣介石的器重,在復興社中自居于第一把交椅,發言表態都始終處于權威地位。

仕途滑坡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南京,在國民黨高層領導內部,迅速形成了以何應欽為首的“討伐派”和以宋美齡為首的“和平解決派”。此時,賀衷寒這位“政治領袖”便乘機活躍起來,成為復興社和黃埔系對此事表態的中心人物。他與親日派何應欽秘密勾結,發動170余名青年將領通電“討逆”,堅決主張進兵“討伐”張、楊和轟炸西安。他還慫恿剛上任不久的復興社書記長鄧文儀,召集復興社骨干分子會議,通過了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的決議案,并以黃埔同學會的名義,一致擁護何應欽暫代陸海空軍總司令,負“討伐張、楊叛逆”之總責。賀衷寒和鄧文儀等人還拿著這個決議案去征求宋美齡的意見,結果被訓斥了一頓。與此同時,賀衷寒還與鄧文儀等人一起,收編了在南京失業的中央各軍校畢業生,發動和組織了300人的“討逆赴難團”。該團的口號是:“武裝起來,開赴泛關,直指西安,與張、楊決一死戰,救出校長。”

賀衷寒等人之所以要這樣做,是認為:如蔣介石萬一被釋,則可得“勤王”之功;若蔣介石“駕崩”,又可成為擁何(何應欽)繼位的元勛。豈料,正當他們亂哄哄的鬧著要出征的時候,傳來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消息,賀衷寒、鄧文儀頓時泄氣,所謂的“討逆赴難團”也只好作烏獸散。

蔣介石回到南京,得知這場鬧劇后頗為不滿,把鄧文儀等人找去大發脾氣:“我在西安蒙難,你們在南京討逆,坐地打沖鋒,娘希屁,我還沒有死,你們就不聽我的話了,想改換門庭嗎?”在杭州,蔣介石一見賀衷寒就破口大罵,罵得他失聲大哭。蔣介石則憤恨地說:“你哭,滾出去哭!”加上在“西安事變”期間,何應欽、賀衷寒等人的言行已引起戴笠注視。蔣介石獲釋后,戴笠就在蔣介石面前告密。因此,賀衷寒便從此失去猜忌成性的蔣介石的歡心,變得一蹶不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的職務也被免去了。

“西安事變”之后,蔣介石對賀衷寒冷落起來。1937年6月,蔣介石派他赴歐美考察軍事、政治、經濟,明顯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賀衷寒才奉蔣介石電召回國,復任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之職,并任軍官訓練團教育委員會委員。1938年2月,在武漢設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原政訓處裁撤,陳誠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副部長,下設3個廳。賀衷寒任第一廳廳長(中將),主管國民黨軍隊的政治工作,后又任該部秘書長,但仍兼任第一廳廳長;康澤任第二廳廳長,主管民眾組織訓練;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主管宣傳文化工作。在此國共合作期間,賀衷寒因反共本性所決定,終日與陳誠、康澤等人相勾結,與周恩來、郭沫若等共產黨人明爭暗斗。

1938年初,蔣介石決定解散包括復興社、改組派、CC派等國民黨內的一切小組織,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并親自兼任三青團團長。7月,三青團在武漢成立,賀衷寒先后擔任三青團臨時中央干事、中央干事會常務干事及中央組織處書記長等職。同年秋,他隨軍委會政治部遷往重慶。1939年,他曾奉蔣介石的命令,任西北慰問團團長,前往延安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實情,并與毛澤東主席進行了會談。此后,由于他不愿與共產黨協調合作;便辭去軍委會政治部的所有職務,在重慶影息一時。

1940年秋,賀衷寒住在重慶郊外,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外,未有任何公職,加上其8歲的二女兒因病夭折,夫人亦因在醫院照顧女兒染病身亡,其心境極為不佳。適逢陳誠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作顧問性質,這才聊以慰藉。

1941年,賀衷寒閑居于重慶李子壩,整天無所事事。有一次,他請曾任中國文化學會總會書記長的肖作霖吃臘狗腿。肖作霖醉后大發牢騷,痛罵蔣介石昏暴。賀衷寒此時也醉眼迷離,竟也說出了他的真心話。他說:“你哪里知道,蔣先生暴則有之,昏則完全不然。你沒有看到他的統馭術的絕頂高明嗎?他一向抓得很緊的是軍隊、特務和財政這3個命根子。這3個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親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時他又讓這3種力量互相依賴、相互牽制,而只聽命于他一人。這3個方面的每一個方面,又都各有3個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牽制。軍隊方面是陳誠、湯恩泊和胡宗南;特務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慶祥;財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陳氏兄弟。他們之間誰也不敢有所挾持而無所顧忌。所有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連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說,都是他極親信的人了。可是他對這些人都還有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難道這還算是‘昏’?他對我們湖南人,尤其是懂得點政治的湖南人,是絕對不放心的。像復興社這樣的組織,他也只是一時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絕對的獨裁領袖,當然就不再要這個組織了。因為他唯恐復興社發展到一旦難于駕馭的地步;尤其是這個組織的高級骨干又多是湖南人,這也是他難以放心的。他的運用和打算,都是有極高明的權術的。你還罵他‘昏’,可見你還是年輕不大曉事,你自己才是有點昏。”從這番話可以看出,賀衷寒對蔣介石也和蔣介石對他一樣,都是看透了的。但由于他們在反共反人民這個根本方向和維護反動統治階級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蔣介石雖疑忌他,也還是用他;他雖怨恨蔣介石,也還是服從蔣介石,只是感到“壯志”難酬,憂郁不樂。

1941年春,賀衷寒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國家動員委員會人力組主任。1942年9月,調任行政院社會部勞動局局長,任職6年。其間,曾于1941年至1945年兼任《掃蕩報》社社長,進行抗日反共宣傳。在勞動局長任期內,雖在協調勞資關系,輔導勞工就業、進行技術培訓、安排因抗戰而西遷的技術人員和工人等方面,盡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涉及到各階級、階層的利益調整,往往觸及到統治階級的某些利益,而引起這些人的不滿,因而成效甚微。有人曾用“勞動局”3字撰寫了一副對聯來嬉笑勞動局的工作:上聯是“勞而無功”,下聯是“動輒得咎”,橫批是“局促不安”。賀衷寒聽后苦笑著說:“這算是笑我沒有成就,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務艱難。總之,評論由人評論,但我只得努力為之。”

1947年,賀衷寒擔任行政院社會部政務次長。這年6月,人民解放軍開始戰略反攻,蔣介石派賀衷寒代表國防部赴西北擔任宣慰任務,負責調解胡宗南與“二馬”(馬步芳、馬鴻逵)的關系,要他們積極合作剿共。可“二馬”見國民黨大勢已去,根本不與宣慰團照面,賀衷寒只好悵然而歸。

在整個解放戰爭時期,賀衷寒追隨蔣介石,積極參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內戰。1949年1月,蔣介石被迫宣布“引退”,賀衷寒亦同時辭職。大陸解放前夕,隨國民黨軍政人員敗退臺灣。

賀衷寒在擔任人力組主任、勞動局長、社會部政務次長期間,接觸了大量的社會實際問題,看到了不少當時中國社會的“積弱”,并就中國落后的實況、病根和危機等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并為此專門寫了一本書,名叫《后期革命的號角》(在臺灣出版時改為《中國的病根》),企圖為挽救危在旦夕的蔣家王朝“切脈”、開“處方”,但由于他反動的階級立場所決定,不可能看到當時中國真正的“病根”,也不能開出真正有效的“處方”,蔣家王朝依然擺脫不了覆滅的命運。

憂郁而終

1950年,賀衷寒出任臺灣國民黨交通部長。他上任后,首先設立交通干部講習會,使交通工作人員接受專業訓練;接著又制訂了交通部所屬各事業單位企業化的政策,要求資金向最有利的方向投資,勞力往最有效的地方調配。隨后,按科學管理的要求,推出了職責契約制、資本責任制、勞動效率制、工作檢核制、公共關系制、資歷管理制等一整套企業經營管理的制度。在他任交通部長期間,還撰寫有《交通管理要義》、《交通管理論叢》等著作。這一切,都在客觀上為以后臺灣交通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當然,賀衷寒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蔣介石集團“反攻復國”服務的。正因為如此,他在主持交通部工作時,特別重視海洋船只的發展,除充實所謂“國營”航運及輔導民用航運外,并成立打撈公司,重建復興航業公司,以備戰時之用。

1954年,賀衷寒辭去交通部長之職,出任“總統府”國策顧問。1961年,任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1966年以后,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國民大會”代表、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等閑職。這時,“湖南人有小組織”、“賀衷寒想搞分裂運動”等流言,逐漸在臺灣上層人物中傳播。賀衷寒本人亦有所聞。有人勸他晉見蔣介石,表明心跡。賀衷寒聞言,久久不說一句話,繼而自我表白說:“我賀衷寒前額有字,我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我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我是領袖的學生。搞一個運動,必定有言論、有行動。我賀某未離開臺灣一步,從未寫過一篇違背中央決策的文章與言論,運動從何而來?……”憂郁傷感之情溢于言表,好在他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表面上尚能泰然處之。于是,他便于1971年辭去其他一切職務,僅留一個國策顧問。

賀衷寒的晚年,除偶爾出席幾次會議外,平日在家,或讀書看報,或練字作詩,直至1972年去世。

人物軼事

第一批青年團員

賀衷寒,湖南岳陽人,1900年生,父親是鄉間頗有影響的大紳士,家境富裕。賀衷寒6歲啟蒙,在私塾讀書,聰穎好學,《四書》、《五經》過目成誦。因喜愛讀梁啟超文章,常以天下事為己任,又能言善辯,被同學稱為小梁啟超。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賀衷寒義無反顧地投入了這場偉大的運動中。由于他口才出眾,又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因此被全校學生推選為代表。

1920年秋,董必武和陳潭秋在武漢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思想激進嶄露頭角的賀衷寒被吸收參加,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批青年團員。

1921年春,賀衷寒赴上海學習俄文,在這里他結識了好幾位早期中共領導人。同年10月,受中國共產黨派遣,作為武漢學生代表,他參加以張國燾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出席翌年1月在伊爾庫茨克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因與張國燾發生沖突,后被開除團籍。大會結束后,賀衷寒留在蘇聯進行了長達7個月的考察。

1922年,賀衷寒自蘇聯回國,在武昌一所中學教書,曾參加著名共產黨人惲代英開辦的“共存社” ,后因意見不合而退出,自辦“人民通訊社”,從事各種大膽報道,并發表評論,抨擊軍閥,揭露政治腐敗,積極鼓吹革命。不久,“人民通訊社”被武漢當局查封。他前往長沙,再創“平民通訊社”,并改名忠漢為賀衷寒,繼續批評時弊,提倡民主,主張社會革命。

敢與張國燾理論

一次,張國燾為一點小事借題發揮,大罵代表團的成員,說要不是我張國燾,你們一輩子也別想到莫斯科來,要是不服從領導,我就一個個把你們開除回去。別人都知道張國燾是發發脾氣,不見得就要開除誰,都一笑了之。

賀衷寒卻忍不下這口氣,當即對張國燾說:“張先生,我們都是中央書記處選派來開會的,你憑什么要開除我們?依我看,你這個團長當得不耐煩了倒是可以不當,我們另選一個就是。”

張國燾一聽,猶如火上加油,勃然大怒,拍著桌子說:“滾!你給我滾!”賀衷寒一點也不示弱,馬上回敬說:“要滾你先滾!”說著就要上去跟張國燾動拳頭。其他代表連拉帶勸,才避免矛盾進一步激化。又因是在異國他鄉地盤上,張國燾一時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先忍下這口氣。

回國后,張國燾立即向陳獨秀告狀,終于以目無組織的名義于1922年春將賀衷寒開除團籍。

賀與張的正面激烈交鋒,導致賀被張借故開除團籍。對張國燾的刻骨之恨讓賀連帶恨上了共產黨,改變了其一生的政治選擇。如果按各自最初軌跡運行,“黃埔三杰”會全部成為共產黨人。但張國燾的刺激,使賀衷寒成為蔣介石麾下最得力的反共干將。

投身入黃埔軍校

賀衷寒自長沙流落到武漢,當了一件舊棉襖,到各報社和師友處走動一番,借了一些債,在最繁華的黃波街附近,租了一間廉價屋,撐起了“先鋒通訊社”的門面。時間不長,“先鋒通訊社”即被警察廳查封,法庭幾乎每天都傳訊他。他債臺高筑。一天,他回到租屋,覺得寒氣逼人,隨手抓起幾張報紙揉成一團,點著了火,放在火盆里,驅除寒氣。想到自己屢屢碰壁,壯志難酬,不禁潸然淚下。在淚眼中,他看到一篇標題字很大的關于董必武引導青年的文章,這文章是他去年年底采寫的。“哎喲!”他拍拍腦袋,自言自語道,“我怎么將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先生給忘了呢?何不去找找他碰碰運氣!”一陣沖動,驅使他立即出門,夜訪董必武。

憑記憶,七拐八彎,賀衷寒總算摸到了董必武的住處。

聽到敲門聲,董必武打開門一看,站在門外的竟是賀衷寒,操著雙手,身子瑟縮著,面頰凍得通紅通紅的,便憐惜而又熱情地說:“快請進屋!快請進屋!”

董必武給賀衷寒泡了一杯熱茶,賀衷寒頓覺三春之暖,便聲淚俱下,歷數了自己和通訊社被查封的遭遇。

董必武感嘆道:“一個青年學子創辦通訊社的確不易。革命是需要文武兩條戰線的,但筆桿子只能喚起民眾,說它能橫掃千軍,那是一種夸張的浪漫的說法,俗語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要打倒軍閥,推翻舊的社會制度,歸根到底還要靠軍隊,要靠武裝。你去蘇俄考察,俄國十月革命就是無產階級武裝革命。我們中國的辛亥革命不也是武裝起義嗎?光用筆桿子寫文章,把滿清王朝罵得一塌糊涂,批得體無完膚,皇帝老兒也決不會自動退位去當個百姓的!”

“先生所言極是,但我目前究竟該如何辦呢?”賀衷寒懇切地問道。

“國民革命不僅需要文化運動、工人運動,尚須軍人運動。中山先生提出‘以俄為師’,現在在廣州大本營黃埔島上創辦陸軍軍官學校,正在招收新生,你是個有為青年,何不去投考呢?”

“我的志向、長處在文,先生,你能不能介紹我去大本營的宣傳部門覓一差事?”賀衷寒顯得有點無奈,小心翼翼地提出了這個要求。“現在廣州已聚集了許多像你這樣的熱血青年。可以預料,這所軍校在不久的時間內,必將造就出一批精英。”

“可我對軍事一竅不通。”

“凡事皆學而知之,哪有生而知之?何況軍校課程設計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憑你的基礎,大可不必擔心學業。”

“能否免考入學?”

“我可以把你的情況介紹給廖仲愷。”

“那就太好了!”賀衷寒轉憂為喜。

董必武一揮而就寫好一封信,交給賀衷寒,囑咐道:“你直接到軍校籌備處找廖仲愷或者鄧演達。”

賀衷寒接過信似有難言之隱。董必武望望一向心高氣傲的賀衷寒,“先生還有何話要說?”“我,我……”一向有鐵嘴之稱的賀衷寒卻語塞了,且聲音低微、顫抖。

董必武心里一下子有數了,便進內室,不一會手捧10塊光洋走出來:“先生,這是給你的盤纏,你明天就啟程,早些到穗,以防夜長夢多!”

對董必武的熱情推薦又慷慨解囊資助,賀衷寒著實感動不已,頓時熱淚盈眶,哽噎著說:“董先生,大恩不言謝,我這就收拾啟程,三日后必到廣州!”

賀衷寒手持董必武的親筆介紹信一到廣州便去拜訪廖仲愷,廖仲愷安排賀衷寒參加廣州復試,擇優錄取。賀衷寒以優異成績被黃埔軍校錄取。

仕途低落終失敗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南京,在國民黨高層領導內部,迅速形成了以何應欽為首的“討伐派”和以宋美齡為首的“和平解決派”。此時,賀衷寒乘機活躍起來,成為復興社和黃埔系對事變表態的中心人物。他與親日派何應欽秘密勾結,發動170余名青年將領通電“討逆”,堅決主張進兵“討伐”張、楊和轟炸西安,并以黃埔同學會的名義,一致擁護何應欽暫代陸海空軍總司令,負“討伐張、楊叛逆”之總責。

賀衷寒之所以要這樣做,那是在打他的小九九:如蔣介石被釋,則可得“勤王”之功;若蔣介石被害,則又可成為擁何(應欽)繼位的元勛。豈料,正當他們緊鑼密鼓地鬧著要出征的時候,傳來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消息,賀衷寒頓時泄了氣。

蔣介石回到南京,得知在這場鬧劇中“戲中有戲”,便對賀衷寒等人極為不滿,一見賀衷寒就破口大罵,罵得他失聲大哭。聰明反被聰明誤,賀衷寒后有一段時間因此失去蔣介石的信任,連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的職務也被罷免了。

1937年6月,蔣介石派賀衷寒赴歐美考察軍事、政治、經濟,明顯含有放逐之意。淞滬抗戰爆發,賀衷寒奉召回國。1938年2月,在武漢設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陳誠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副部長,下設三個廳。賀衷寒任第一廳中將廳長,主管部隊的政治工作,后又兼任該部秘書長;康澤任第二廳廳長,主管民眾組織訓練;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主管宣傳文化工作。在此國共合作期間,賀衷寒因其反共本性使然,不顧國難當頭,跟陳誠、康澤等人沆瀣一氣,與周恩來、郭沫若明爭暗斗,干出一系列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來。1938年初,蔣介石決定解散包括復興社、改組派、CC派等國民黨內的一切小組織,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并親自兼任三青團團長。賀衷寒先后擔任過三青團臨時中央干事、中央干事會常務干事及中央組織處書記長等職。同年秋,他隨軍委會政治部由武漢遷往重慶。

1939年,賀衷寒為蔣介石所派,任西北慰問團團長,前往延安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實情,以為國民黨實施“限共、溶共、防共”政策“對癥下藥”。賀衷寒在延安與毛澤東進行了數次會談。

其實,賀衷寒與毛澤東早就相識了。賀衷寒對青年毛澤東曾崇拜得五體投地,而毛澤東對早年的賀衷寒也印象頗佳,尤其是當年賀衷寒不畏強暴,采寫并發表《黃龐案之真相》的文章,著實讓毛澤東贊賞不已。可曾幾何時,這個滿嘴革命的有為青年,縱身一跳,便躍進了獨夫民賊蔣介石的懷抱,讓毛澤東大失所望。這次在延安兩人相見,已無任何共同語言了。從延安回到重慶,由于他不愿與共產黨協調合作,便辭去了軍委會政治部所有職務,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外,身上已沒有任何公職。

1941年春,賀衷寒任國民黨行政院國家動員委員會人力組主任。1942年9月,調任行政院社會部勞動局局長,任職6年。其間,曾于1941年至1945年兼任《掃蕩報》社社長,進行抗日反共宣傳。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林彪代表毛澤東由延安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1943年6月14日,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將軍設宴為周恩來、林彪餞行,邀約與黃埔軍校有關系之教官及同學數人作陪。據蔣介石身邊的親信唐縱在其日記中記載:“……席間,君山與周恩來均因酒醉,言詞態度各不示弱。各同學均擔心彼二人不要破臉。”

周恩來酒量過人,難得有醉酒的時候,那次宴會是否是真醉,因無明確記載,姑且不去談論。這日記是提及的因酒醉而與周恩來“言詞態度各不示弱”的君山,即為賀衷寒。由此亦可見賀衷寒狂妄自大,目無師長,且歷來敵視中共之一斑。

1947年,賀衷寒擔任行政院社會部政務次長。這年6月,人民解放軍開始戰略反攻,蔣介石命令賀衷寒代表國防部赴西北擔任宣慰任務,負責調解胡宗南與“二馬”(馬步芳、馬鴻逵)的關系,要他們積極合作“剿”共。可“二馬”見國民黨大勢已去,根本不把宣慰團放在眼里,賀衷寒只得悵然而歸。

賀衷寒擔任人力組主任、勞動局長、社會部政務次長期間,接觸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并就此潛心研究中國“積弱”的“病根”,企圖為挽救危在旦夕的蔣家王朝“切脈”、開“處方”,但蔣家王朝病入膏肓無法擺脫失敗的命運,他也不得不隨蔣介石逃往了臺灣。

歷史評價

1972年5月,憂郁中的賀衷寒在臺北病逝,最后一句話是:“我已72歲了,不算短命吧!”

黃埔同學個人的命運被緊密地與他所加入的政治力量決定著,無論他日后每一步如何選擇,事實上自他開始選擇的第一步就已經深深地決定了他未來的命運。而在國共兩大政治力量角逐的舞臺上,當時并不存在第三種可能。

1973年9月,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蘇茲貝格來華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24周年慶祝活動時,向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總理問道:“我曾在臺灣見到過一個黃埔的學生,叫賀衷寒,聽說他還是黃埔三杰之一?”

周恩來回答道:“他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頭目,后來在政訓處培養了一批軍隊特務,解放前夕跟蔣介石跑到臺灣,但蔣知其有野心,并未重用他。在我們中美建交時,他憂郁而死。你說的黃埔三杰,另兩位是共產黨員蔣先云和陳賡同志……”

人物作品

賀衷寒的著作有《中國之病根》、《改組派之檢討》(1929年)、《汪精衛理論的批評》(1929年)、《后期革命的號角》(1947年)、《交通管理要義》(臺灣發行)、《交通管理論叢》(臺灣發行)以及《一得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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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在前蘇聯共產黨的幫助下,黃埔軍校成立。該校培養了大批的軍事政治人才,后來許多人成為國共兩黨的高級將領。黃埔三杰是指黃埔軍校一期學員中最為突出的三個人物,他們是蔣先云、陳賡和賀衷寒。前兩人都是堅定的共產黨人,而賀衷寒則有個轉變的過程,先是共產黨,后又成為共產黨的死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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