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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金剛國民黨八大金剛

八大金剛第一位的是何應欽,字敬之,生于貴州興義縣,老同盟會員,黃埔軍校總教官,長期是蔣手下的二號人物,歷任陸海空三軍總參謀長,軍政部長。第二位應該是陳誠,土木系領袖,字辭修,別號石叟,這個浙江人,炮兵出身,東征中三炮定敵,大得蔣的歡心,后來與譚祥結婚,和蔣成了干親家,更得蔣的重視。第三位是顧祝同,字墨三,江蘇漣水縣人;此人和何類似,除了在北伐帶兵,其后都在行營本部工作,西安事變后受蔣命瓦解張,楊部隊,完成的十分漂亮。第四位是劉峙,字經扶,江西吉安人;劉峙的生平從他的外號即可看出,北伐時是福將,中原大戰的常勝將軍,抗日戰爭是長腿將軍。第五位是張治中,字文白,安徽巢縣人;這個著名的紅色將軍,能列入蔣的八大金剛實在是出人意料,但細觀張的為人,就清楚這是為什么了,張是一個很傳統的儒家人,受孫中山先生的賞識,負責黃埔軍校的組建,此后一直便堅持孫中山先生的遺志。第六位是錢大鈞,字慕尹,江蘇昆山人;此人的一生算是多姿多彩,帶過很多次兵,也曾在大本營有過指揮全局的運籌帷幄時候,更有從政當上海市長的經歷。第七位是蔣鼎文,字銘三,浙江諸暨人;原來是元帥府的副官,后來在軍中有了一席之地,曾圍剿紅軍,參加蔣桂戰爭,中原大戰,解決福建事變,西安事變中傳遞信函,被稱為飛將軍。第八位是陳繼承,字武民,江蘇靖江人;1916年畢業于保定軍校,分配到陸軍第72混成旅第一團第一營任見習官,黃埔軍校成立后,被任命為中校戰術教官,1927年,陳繼承任21師師長,1932年2月,任其為洛陽衛戍司令;西安事變時,陳繼承隨蔣公被扣于西安。

何應欽

人物生平

東洋留學

1890年4月2日(農歷庚寅年閏二月十

三日,清光緒十六年),何應欽出生在貴州興義市泥凼鎮。其祖輩于清朝末期隨軍出鎮貴州,由行伍轉為經商兼事農耕,先后落點于黃草壩、捧乍,最后定居泥凼的風波灣。

何應欽自幼身體強健,7歲發蒙就讀于泥凼私塾,勤奮好學。

1905年,考上縣里興義高等小學堂(前身為筆山書院,現興義民族師范學院)。

1907年冬,貴陽陸軍小學在全省征選學生,何與同班同學李毓華、李儒清等同到貴陽,考取該校。

1908年,被選送到武昌陸軍第三中學;次年秋,清政府陸軍部招考留日學生,何又以第一名的好成績應選,入日本振武學校。何應欽在日本振武學校讀書時,蔣介石(蔣志清)也就讀于該校,比何高一級。何在學習期間。一面接受軍事教育,一面開始接觸到反清革命思想。當時留日學生中,加入孫中山創辦的“同盟會”者達數百人,何也加入了這一革命組織。

1909年,在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

1910年,入日本振武學堂。

被逐昆明

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傳到日本后,何與其他同盟會員回國,與蔣介石同在駐節上海的陳英士(陳其美)的滬軍都督府任職,先后任科員、連長、營長。討袁失敗后,何再次東渡日本繼續學習。結業后轉入日本士官學校27期步科。

1916年秋,何應欽在士官學校畢業,逢貴州督軍劉顯世創辦講武學堂,劉電囑其子劉燧昌(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聘何等數人回貴陽為劉訓練新軍。經劉顯世和黔軍總司令王文華保薦,任黔軍第一師第四團團長兼

學生營營長。

1917年4月,何應欽與劉顯世之甥女、王文華之胞妹王文湘于在貴陽結婚。

當時黔系軍閥內部,以王文華為首的“新派”與劉顯世為首的“舊派”內訌中,何成了“新派”的骨干。當時貴州政局中,由于王掌握了軍隊,實力雄厚,何在短短的近兩年時間里先后當上了貴州講武學校校長、省會警察廳廳長、全省警務處處長、第五混成旅旅長等要職。何善抓機遇,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運動中,他組織了“少年貴州會”宣傳民主與科學;“五四”運動爆發后,他又發起召開貴州國民大會,支持學生愛國運動,抵制日貨,反對巴黎和會及北洋賣國政府。

1920年11月,何參與和直接指揮了“民九事變”,與王文華一起迫使劉顯世交出了貴州大權。

1921年3月,王文華在上海被仇家刺殺身亡,黔軍5個旅長各自為政,何旅兵弱,遂被二旅旅長谷正倫、警衛團團長孫劍鋒逐出貴州,于1921年底奔赴昆明,滇軍總司令顧品珍聘何為高等軍事顧問。

因劉顯世被逐出貴陽,對何異常寒心,在昆明囑其子侄收買刺客用槍將何應欽胸部和腿部打傷,何隨身副官救護入法國人辦的醫院搶救脫險,休養半年后離云南赴上海,在其內兄王伯群(王文華之兄)家中繼續養傷、賦閑。

黃埔教官

1922年夏,任云南講武堂教務長。

1924年1月,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孫中山命廖仲愷、蔣介石等籌辦黃埔軍校,四處延攬人才。何應欽赴廣州,在孫的元帥府任參議。何因與蔣介石既有“同學”、“同事”的關系,又在貴州辦講武學校頗有名氣,于是被蔣看中,參與軍校籌建工作。黃埔軍校成立,何被孫中山授予少將軍銜,任黃埔軍校副總教官。

何任教官時,參與討平廣州商團叛亂。9月初,軍校學生編為兩個教導團

,蔣委托何兼本校第1教導團團長。廖仲愷、蔣介石又任命何為軍校教務處代理處長。廣東軍閥陳炯明叛亂,蔣介石率兩個教導團討伐。何帶的第1團連戰皆捷。后兩個團合編為第1旅,何升任旅長。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何任軍事委員會委員。軍委會將所屬軍隊編成國民革命軍,黃埔學生軍編入第1軍,蔣介石任軍長,何應欽任師長(周恩來為該師黨代表),9月,陳炯明再次兵變時,國民政府派兵第2次東征。蔣為總指揮,后分三路,何應欽、李濟琛、程潛分任各路指揮。何部多有建樹,深受國民政府贊賞。何于11月5日出任潮汕善后督辦;升任第1軍軍長兼潮梅綏靖委員、軍校潮梅分校校長。在反共的“中山艦事件”后,又出任黃埔軍校教育長。

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參加平定商團叛亂、劉楊叛亂和兩次東征陳炯明。

1926年7月,國共聯合北伐,何任第1軍軍長,何的一部保廣東根據地,大部分兵力向閩浙攻擊。9月,北伐軍全力在湖南初戰告捷,東向長江下游5省。10月,福建都督周蔭人傾巢西移,企圖竄犯潮梅,何乘機率部襲擊周總部駐地永定,取得全勝后揮師繞道,兵分5路,在松口攻周軍主力,俘敵師長以下4000余人,蔣去電嘉勉,電匯銀元2萬犒勞將士,升何為國民革命軍東路總指揮。12月占福州,進閩北,控制福建全省,何任該省臨時政治會議主席,又乘勝進軍浙江,攻克杭州,后在南京外圍迂回作戰,等到2、6軍去強攻南京后開入城內,搶占有利地勢。

內戰剿共

1927年4月2日在東路軍指揮部召開反共會議,研究反共方案。何

在會上極力支持主張消滅共產黨。1927年4月9日,何在南京直接調兵解除了林祖涵(林伯渠)所率的第6軍3個主力團武裝,包圍江蘇省黨部和省總工會,逮捕了部分革命者。次日何又令軍警強行解散南京共產黨支部,逮捕全體共產黨干部。何的東路軍26軍在上海對工人糾察隊進行突襲,大規模捕殺了共產黨員,這就是震動全國的“四一二”慘案。這年5月,繼續北伐,由蔣和李宗仁、何應欽分任各路部隊指揮官。何北渡長江,遭到張宗昌、孫傳芳直魯聯軍反攻,何、李遵蔣之命,退到長江沿線。

蔣何矛盾

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于通電反共反蔣。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馮玉祥為首的西北軍和閻錫山為首的晉系與蔣有矛盾,公開逼蔣下野。何應欽此時判斷失誤,以為蔣樹敵太多,已四面楚歌,必敗無疑。于是暗中支持桂系逼宮。這樣,蔣只好下野。當白崇禧在會上要蔣離職時,蔣回顧何,而何一聲不吭,蔣傷心異常,拂袖而走。蔣事后說:“當時只要他何應欽一句話,我是可以不走的”。這是蔣、何的第一次矛盾。

蔣下野后,由何、李、白組成軍事常務委員會,對國民革命軍實行集體領導。何、李擊退孫傳芳、唐生智等對南京的進攻。

1927年11月10日,蔣由日本回上海。12月10日,國民黨第二屆四中全會預會通過決議,敦請蔣復職。蔣復職后,于1928年2月,不與何應欽打招呼,乘何去南京,蔣直接去何的第一路軍徐州總指揮部,撤消了何的本兼各職,將軍隊編為4個集團軍,蔣自任總司令。后又經別人圓場,蔣才又委何為北伐軍總司令部參謀長。

重新啟用

1928年10 月,任訓練總監,下月又被調為裁軍委員會主持工作。在國民黨三次全國代表會議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委員,旋被任命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后又出任開封、鄭州、武漢行營主任。他主持軍隊工作時,利用編遣、整軍之法,忠心地為蔣兼并異己,擴充嫡系,南征北伐,馬不停蹄。

1929年,任國民黨海陸空司令部參謀長。在國民黨“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其父何明倫去世,此時正逢蔣馮閻中原大戰,何一直在前線督軍,無暇回興義奔喪,蔣深為感動,親往設在南京的何父靈堂祭吊,并親筆寫了贊辭,使何深受感動。

1930年,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后任剿共軍前線指揮,參與對中央蘇區的一、二、四次軍事“圍剿”。3月10日,何當上了蔣的軍政部長。6月,李宗仁攻長江,何坐鎮武漢指揮,將李擊退;朱德、彭德懷乘蔣桂戰爭之機率部攻長沙,也遭到何部鎮壓。

1931年2月,任南昌行營主任,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特別事務委員會委員。指揮部隊對湘贛地區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進行第二次圍剿。但紅軍在15天里連打5個勝仗,打垮了他的15個師。當時蔣剛當上國民政府主席,心緒頗佳,不僅未責備何,反而任其為前線總指揮,兼國民黨空軍司令,蔣親自出馬任第三次圍剿紅軍總指揮,但最后仍慘遭失敗。

1932年春,任湘贛粵閩邊區“剿共”總司令。但因日軍進逼華北,蔣認為何與日本關系素來較好,能調和日本人口味,于是命何去職北上,出任中央政治會議特別事務委員會委員。

1933年1月,日軍占領熱河,突破長城防線。何等表面上協助張學良阻止日軍進攻,實質上是欲取而代之。3月12日,張學良辭職,何應欽繼任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抗日一面交涉”的國策。5月31日,與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簽訂《塘沽停戰協定》。

1935年7月6日,何又被迫與梅簽訂《何梅協定》。

此后,何遂回南京行使軍政部長之權。1936年6月,“兩廣事件”發生,粵桂軍閥以抗日為由逼蔣下臺,由于何應欽等施加壓力,事件平息。9月,何以軍政部長身份兼廣州行營主任。

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拘捕了正在西安督師的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當時,何等主張打,孔祥熙、宋美齡等主張和,馮玉祥、李烈鈞等國民黨元老出于國家民族安危,支持主和派政治解決,一連幾個晝夜爭吵不休。宋美齡害怕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殺掉,一再央求何答應張、楊部分要求和平解決,可是何態度堅決。12月14日,端納帶著宋美齡、孔祥熙的秘密使命飛抵西安,會見了蔣介石,并向蔣遞交了宋美齡的親筆信。宋美齡在信中建議蔣下令何應欽停戰。在何等的挾持下,國民黨通過了“討伐”張、楊的決定,授何負責軍事,代行蔣介石的總司令職務,何一方面與日本駐華使館及桂系、四川聯系,促汪精衛回國主持大計,對人事作出內定,一方面出任討伐總司令,調動兩個集團軍向西安推進,令空軍轟炸張、楊部隊。

18日上午,蔣鼎文由西安飛抵南京,向何應欽出示了蔣介石停戰手諭。何應欽這才罷手。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26日中午,蔣介石飛返南京,何應欽率員到機場歡迎,蔣介石對他特別表示親切。次日,南京舉行了20萬人參加的“慶祝蔣委員長返京大會”,蔣介石又讓何應欽代表自己在大會上致答謝詞,這應該說是蔣給予何應欽的殊榮。事后,蔣介石在各種場合都說到,西安事變之所以能夠和平解決,張學良之所以禮送他回南京,都是因為何應欽的討伐和施加軍事壓力的結果。這也就是說,何應欽的討伐給了蔣介石的面子和一個很好下的臺階。在蔣回南京后,何仍留任軍政部長一職。

1937年“7.7”事變發生時,何在四川主持整軍會議,即被蔣召回南京,商討抗日大計,并出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在討論南京戰役計劃時,何等多數將領主張用20個團左右兵力,以殲日軍有生力量。但蔣未采納,結果大敗,造成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慘案。

1938年1月,何任軍事委員會參謀長,負責戰時軍制計劃和參與各個戰役的指揮,對抗日戰爭作了一些努力。

滇緬作戰

1943年2月7日,何以參謀總長的身份,偕同史迪威等飛赴印度檢閱中國遠征軍,3月3日返抵重慶。何此行奠定了中國軍隊駐印訓練及遠涉緬甸叢林配合英美盟軍作戰的基礎。

1944年11月20日,何擔任了近14年的軍政部長職務,被蔣介石的另一親信陳誠奪去。

1944年12月25 日,何在昆明就任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統一負責西南各戰區部隊作戰、指揮及訓練,兼指導貴州全省黨政事宜。

何在昆明訓練由美國提供裝備的36個陸軍師,再次受蔣委托指揮中央軍。昆明練兵集中了國民黨中央軍大部主力,是蔣的王牌。

1945年1月底,中國遠征軍攻克緬北重鎮苗斯,與滇西的中國軍隊在滇緬公路會師。何于2月初飛赴該地,主持升旗儀式,后參與指揮了中國遠征軍的第二次入緬作戰。3月7日克臘戍,30日與英美盟軍勝利會師,第二次緬甸戰役勝利結束。

主持受降

1945年3月底,何主持的陸軍總司令部策定打通廣州到海口的計劃,遭到日軍破壞;何即從4月初開始組織湘西戰役,首先督率第四方面軍王耀武部阻敵于雪峰山,命第二方面軍湯恩伯部攻擊日軍側背。5月初,又令陸軍全線反攻。6月2日,湘西會戰結束,殲敵萬余。同時,他令二、三方面軍向廣西進軍,

5月收復南寧、河池,6月克柳州,7月克龍州,復桂林。何在此期間曾飛赴前線各要點考察部隊情況,將陸軍總司令部由昆明推進到柳州,在南寧設指揮所。當何在南寧行署按計劃向廣州和雷州半島進軍時,8月10日,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

8月12日,何由南寧飛赴昆明與美軍作戰司令麥克魯交換處理日軍投降意見;13日飛赴重慶,參加中美最高幕僚會議,聽取對中國戰區接受日軍投降計劃及意見,其后核定有關事項并對各部隊下達準備出發命令;20日飛抵湖南芷江四方面軍王耀武部;翌日,日軍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到達芷江,接受何給予的有關投降事宜備忘錄。27日,何令前進指揮所人員飛往南京,何亦乘飛機到恩施、安康、西安、遂川、南城等地視察,并對各戰區司令長官指示處理受降事宜。

1945年9月8日上午9時,由8架戰機護航,何應欽乘坐“美齡號”飛機從湖南芷江飛臨南京,布置第二天的受降儀式。第二天上午9時9分,在南京原軍校大禮堂舉行“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受降儀式開始時,坐在受降席上方的是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及陸、海、空軍上將顧祝同、陳紹寬、張廷孟等5人;下方投降位置上是日本駐華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參謀長小林線太郎中將,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和艦隊司令官福田中將等人;東西兩側觀察席上有美國軍官和中外記者,中國官員湯恩伯、李明揚、鄭洞國、廖耀湘、谷正綱等人。日軍參謀長把日軍的編制、人數、裝備、駐地等清冊雙手捧交給何的參謀長肖毅肅。肖用一只手接過清冊。接著是日本侵華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向何應欽遞交投降書,小林兩腿立正,彎腰低頭,雙手將降書送到何手里,何連忙接過降書。

當時任中國陸軍總司令的何應欽,不但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而且也代表東南亞戰區盟軍,包括蘇、越、朝、緬、泰等國接受岡村代表日本政府投降。這是何一生中最值得炫耀出盡風頭的事,是他一生中的頂點。

在主持日軍投降大典之后,何應欽忠實執行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方針,盡可能地少刺激日本戰犯和戰俘,以便能拉攏日本政界。侵華日軍中,有145人被處死刑,400余人判徒刑。

因病去職

1946年5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成國防部,何受陳誠等排擠,失去了參謀總長和陸軍總司令兩個重要職務,而由陳誠和白崇禧分任參謀總長和國防部長,何僅任小小的重慶行營主任一職。

被蔣派往美國,擔任聯合國安理會軍事參謀團中國代表團團長,一年多后,因國內反共戰場吃緊,何奉召回國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8年5月31日,改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強大攻勢打擊下,以翁文灝為首的國民政府內閣總辭職,何抱著“大廈將傾,獨木難支”的痛苦心情,不顧蔣和黃埔系的挽留,住到上海江灣陸軍醫院割痔瘡去了。

1948年底到1949年末,三大戰役以共產黨勝利告終,中共解放軍直逼首都南京。蔣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總統。何考慮到如跟李在南京,勢必引起蔣的疑慮,遂以“避壽”為名去杭州。蔣深為感動,于3月12日何60歲生日前夕,派親信張群,攜其親手題寫的“安危同仗,甘苦共嘗”壽軸,及一封情辭懇切的親筆信交何,要何出任李宗仁政府行政院長,以便牽掣桂系。何感激涕零,明知臨危受命組閣無異于跳火坑,但為報蔣“知遇之恩”,于3月23日當上了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

何當上行政院長后,提出了先簽停戰協定再行和談的主張,以便依托長江天塹隔江而治,保持江南半壁河山以圖后計。但國共和談最終破裂。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宣告了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滅亡。5月13日,何應欽內閣在廣州集體辭職,把爛攤子甩給了閻錫山的戰時內閣,他自己則先到香港,后到臺灣。

晚年冷落

何隨國民黨殘兵敗將逃到臺灣后,寓居臺北牯嶺街,自稱閉門思過,不聞政事。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又當上了總統。何備受冷落,被排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只任一席中央評議委員;軍隊中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

官場失意,但他仍以民間方式繼續為蔣效力。他發起組織了中日文化經濟協會,當了幾年常委,便一直任會長;他又恢復了中國童子軍總會,一直掛副會長頭銜(會長為蔣介石);他又是臺灣道德重整會會長,前后十次出國進行國民外交。八十年代后,他與郭為藩、李廉、沈君山、倪摶九、周應龍還當上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主任委員。 

何晚年的公事無非是開會應景,發表講話,參加證婚、剪彩、葬禮等。其余大部分時間是打橋牌、打獵、打高爾夫球、栽花種樹等。隨著年邁體衰,特別是反攻大陸的希望破滅,何的注意力也逐漸從軍事轉移到臺灣經濟文化建設上,提出不少建議,對臺灣經濟文化繁榮非常關心。

何應欽晚年反共之志不改,依然堅持三不政策。其妻病故后,他更煢煢孑立,形影相吊。1980年4月90大壽時,著名國畫家張大千根據他平日的描述,精心畫了一幅《泥凼風景圖》作壽禮相贈。在眾多或華貴、或榮耀的禮品中,他甚愛這幅少小記憶里的山水圖。

1986年4月,何應欽中風,被送進醫院。

1987年10月21日上午,心臟衰竭停止呼吸,享年98 歲。 

人物年表

1909年加入同盟會。

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在黔軍歷任營長、團長、旅長、軍參謀長等職。

1922年夏任云南講武堂教務長。

1924年春任廣州孫中山元帥府參謀。不久,任黃埔軍校少將總教官,后兼教導一團團長,成為蔣介石的親信。

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參加平定商團叛亂、劉楊叛亂和兩次東征陳炯明。

1926年任第一軍軍長兼黃埔軍校教育長。同年7月率第一軍參加北伐。

1929年任國民黨海陸空司令部參謀長。在國民黨“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1930年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后任“剿共”軍前線指揮。參與對中央蘇區的一、二、四次軍事“圍剿”。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主張對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投降,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特別事務委員會委員。

1933年任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與日本簽訂出賣國家主權的《溏沽協定》、《何梅協定》。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后,暫代總司令職,主張“武力付伐”張楊。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

1938年任軍事委員會參謀長,負責戰時的軍制、計劃和指揮。

1944年任中國陸軍總司令,指揮了長衡會戰和湘西反攻戰。

1945年代表中國政府接受日本投降。

1946年任重慶行營主任,后赴美任聯合國軍事參謀委員會中國政府代表。

1948年回國,支持蔣介石發動反革命內戰,任國防部長。

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時,一度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旋即辭職。后去臺灣。

1950年任蔣介石戰略顧問委員會主席,兼任國民黨中央咨詢委員會委員等職。

1987年10月21日上午,終因心臟衰竭而停止了呼吸,享年98 歲。 

家族關系

妻子

何應欽的夫人王文湘,1917年在貴陽與其成婚后,雙方感情一直不錯。王于1952年被醫生診斷患有乳癌,發現時已屬晚期,病情惡化,無法進行手術治療,每年求醫都奔赴日本,直到1978年4月病逝。1920年何應欽在昆明被仇人刺傷,治療期間,全靠王文湘日夜守護,才得以康復。王文湘與何應欽同時皈依基督。到臺灣后,若不到外國,每星期四上午,必在牯嶺街寓所舉行家庭聚會,查經講道,風雨無阻,帶病亦不肯缺席。

何政壇無事,正好忙家,自己動手搞家務,對病妻盡丈夫之責,對獨女盡父親之責。在國民黨上層圈中,有人稱他是中國第一好丈夫。

女兒

何應欽一生無子女,只過繼其弟何輯五之女麗珠為后。

何麗珠在臺灣大學政治系畢業后,就開始走上社會。在父親何應欽的安排下,她當時主要是從事商務和外交方面的工作,曾在日本做過“駐日代表”,后又奉派到美國,任臺灣駐美國“領事館”商務官員,后任“副領事”。

侄兒

何紹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黃埔一期、陸軍大學正則班一個不落,極其科班的軍人。“八一三”淞滬會戰也力戰過,雜牌軍也鐵腕整治成敢打硬拼的嫡系部隊。

2009年7月20日下午,貴州省臺辦主任王登齊會見并宴請了何應欽侄兒何紹葊、何紹牧及何家在海外的第三代、第四代共16人。

侄孫

何應欽侄孫何祖光,是所羅門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亞太地區投資銀行部副總裁,在坊間被大肆炒作的,是同港星溫碧霞的婚戀生活。何祖光,出身名門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長大后,何祖光沒有選擇從政,而是在香港、內地經商,并兼任某跨國投資公司銀行部副總裁。

臺灣歌手劉若英的父母結婚,何應欽擔任證婚人。

人物紀念

何應欽故居地處興義城南部45公里,位于峰林、石林之中的小集鎮

何應欽故居。興義市何應欽故居陳列館是興義市最為重要的人文景點,也是了解興義近現代歷史最為重要的場所。陳列館占地面積近40000平方米,建筑面積約5000平方米。興義市何應欽故居陳列館也是國內資料最為齊全的何應欽專題陳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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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祝同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顧祝同,字墨三,清光緒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3年1月9日),生于江蘇省安東縣(今漣水縣)石湖鄉四興集。此集舊稱顧家莊,位于漣水城東約60里,為黃河改道留下的貧瘠黃沙地。早年,顧家有田百余畝,但自祖父病逝后,祖母主持家政,丁男幼弱,勞力缺乏,家境漸趨清貧。顧祝同為家中長孫,昆仲三人手足情篤,敬長執禮甚恭,待幼謙慎無爭,頗得族人稱道。

清光緒二十四年,顧祝同6歲,入塾館受教,至13歲,七年的古書“古訓”,對顧祝同思想、性格塑造,影響極深。同窗會文,優于書法繪畫,善工詞賦。

1906年,15歲的顧祝同離家入新學。1909年冬,升入縣城高等小學,因成績好,由縣署擇優保送其入南京陸軍小學。親友雖有勸阻,但顧祝同向往投身軍旅已久,故毅然辭別家人啟程南京。1910年通過考試,正式錄取陸軍小學(第5期)。顧祝同當時19歲,求知心切,興趣廣泛,對學校規定的各科課程,均勤奮以求。1911年10月,武昌首義,陸軍小學停辦,學生自謀出路。顧祝同與同鄉同學韓德勤結伴返鄉,途中參加革命軍北伐先遣支隊為炸彈隊隊員。1912年,先遣隊擴軍改番號為陸軍第九師第十八旅第三十六團。軍駐徐州云龍山,顧任排長,并參加國民黨。

1912年7月,南北議和,南京陸軍小學復學,顧辭排長職回校,一年后畢業。1914年3月,陸軍小學畢業生全部入湖北陸軍第二預備軍官學校深造。顧祝同與韓德勤一起前往武昌,入法文班學習軍事、法語及大學各科預科課程。1916年,袁世凱復辟帝制,迫使革命黨人重樹武裝討袁大旗。武昌陸軍預備學校學生們也起而響應“護國軍”,共謀倒袁起事。不料事泄,顧祝同避返蘇北老家。8月,袁世凱死,學生們先后返校復學。1917年1月,顧祝同升入北洋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深造,至1919年2月,以優異成績畢業。3月,分配至長江上游陸軍總部第十三混成旅見習,旋升任暫編第四旅第七團第三營第九連連長。自此開始軍旅生涯。 

結緣黃埔

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顧祝同辭北洋長江上游陸軍總部第十三混成旅連長職。

幾經轉折,于12月投奔到桂林視師的孫中山先生。1922年1月,與任大本營參謀長兼粵軍第二軍許崇智部參謀長的蔣介石相識,敘及蔣介石乃1906年畢業于北洋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他鄉遇師兄,一見如故,引為相知。幾天后,蔣力薦顧為許部上尉副官兼軍士教導隊區隊長。從此,顧祝同銘感蔣介石知遇恩深,鞍前馬后,勝敗相隨,戎馬控惚數十載,忠勇不二。

1924年5月,國共合作形成,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黃埔創辦陸軍軍官學校,顧祝同奉調參加軍校籌建工作。6月16日,軍校正式開學,蔣介石任軍校校長兼粵軍總部參謀長。顧祝同任軍校教授部中校戰術教官,旋兼管理部代主任職。11月,中山先生以黃埔學生軍為骨干,組建軍校教導團,顧任教導團第二團營長。1925年2月,蔣介石令校軍參加敉平陳炯明的東征作戰。顧祝同率團在淡水、棉湖等攻城戰役中,奮力苦戰,開創校軍以少勝多的先例。5月,教導團改名黨軍。7月,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并成立軍事委員會。8月,黨軍與各路軍合編成立國民革命軍。黨軍為第一軍,蔣介石為軍長。顧祝同因在淡水、棉湖兩戰役中初試鋒芒,頗得蔣介石賞識,功升第一軍第二團參謀長,并參加蔣介石的新右翼班底“孫文主義學會”。9月初,陳炯明再度由潮梅西犯,國民黨中央決定第二次東征,蔣介石任東征軍總指揮。顧祝同率警衛軍獨立第一師擔任惠州戰役正面攻堅任務。顧祝同身先士卒編組敢死先鋒隊,冒著陳軍猛烈火力,攜竹梯奮勇登城,雖傷亡幾達2/3,終克三面環水,一面枕山,素有天險要沖之稱的惠州城。二次東征告捷,顧祝同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三師少將副師長。

1926年6月,蔣介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誓師北伐,顧祝同留師潮梅,警戒北伐后方,并參加松口、永定城防戰役。顧祝同率師與周蔭人軍巧于周旋,變被動為主動,避開周軍主力,出敵不意,直搗守備虛弱的司令部,開革命軍戰史上實施敵后遷回作戰獲勝的先例。蔣介石特電令獎勉。松口大捷顧祝同升任師長。此后,第一軍風雨兼程揮戈入浙。1927年3月,協同北伐中路軍略取南京。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策定三路軍渡江北伐一,顧祝同所率第三師歸屬第二縱隊戰斗序列,由蔣介石直轄。5月,顧奉令統師北進,擊潰張宗昌軍,克復安徽滁縣。6月,又在江蘇宿遷、山東郯城等地予孫傳芳以重創,功升第二路軍第二縱隊總指揮官,領兵進出魯南,追擊張宗昌,兵逼臨沂,肉搏攻城奮戰竟日,稍有進展之時,寧漢戰爭拉開戰幕。蔣介石令北伐所部南撤,轉進揚州,實施西征討唐。8月,蔣介石以退為進,通電下野。孫傳芳率部乘機反攻,襲占龍潭,戰況慘烈。顧祝同部奉令南下增援。龍潭之役勝利后,軍隊整編,顧祝同升任第九軍軍長。該軍為蔣介石嫡系部隊,各級官佐均為黃埔生或教官。

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復職。2月初,主持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顧祝同被推選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3月,蔣介石整軍再度北伐。顧祝同的第九軍列入北伐第,集團軍所轄第一軍團,奉命擔任攻略充州的主力作戰。結束魯南作戰后,退駐徐州東南地區擔任膠東警戒。在統兵魯南作戰中,頗有斬獲,并在此后的領兵作戰中,屢露頭角,不乏戰績,漸為蔣介石所倚重。 

軍閥混戰

1929年1月,蔣介石借“統一告成”,提出“編遣”,以削奪地方軍事實力派。

自此,蔣與各派軍事集團的矛盾日益激化,釀爆了長達五年之久的國民黨新軍閥混戰。3月,蔣桂戰爭爆發,蔣介石在分化收買同時,調動重兵壓境。顧祝同奉令率軍由蚌埠西上武漢。4月蔣桂戰爭結束,蔣介石控制兩湖,顧祝同受派接替魯滌平,任武漢衛戍司令長官。10月,又功升第一軍軍長,獲一等寶鼎勛章。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蔣介石任顧祝同為隴海線右翼總指揮。他采用奇襲行動,一舉突破馮軍防線,奪占歸德,受蔣介石特令嘉獎。11月初,中原大戰以蔣介石的勝利結束,顧祝同升任第十六路軍總指揮,旋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洛陽行營主任,掌管西北軍事大權,再獲一級寶鼎勛章。

1931年5月,顧祝同調任國民政府警衛軍軍長兼第一師師長。該軍系蔣介石的近衛軍,待遇優裕,裝備精良,軍事訓練以德國軍事操典為范。團以上機關都駐有德國軍事顧問。蔣介石還經常到校練場,檢閱、視察該軍出操和演習。7月,石友三河北舉兵反蔣,蔣介石令顧祝同任南路集團軍第二軍團總指揮,率警衛軍及陸軍一、二、三師北上討石。顧祝同不負重托,再建戰功,消滅石部6萬余人。11月,顧祝同出席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2月,調任江蘇省政府主席,兩年期滿,因任期內發生轟動朝野的丑聞——民政廳長趙啟祿賣官鬻爵案而受彈劫。同僚以顧只宜領兵、不善從政引為笑談。 

剿共時期

1933年10月,蔣介石調集百萬重兵對紅軍和中央蘇區實施第五次軍事圍剿。

他設“湘、鄂、贛、粵、閩五省剿匪”總司令部于南昌,任命顧祝同為其主力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領命,統領五個縱隊兵力,兵發江西撫州。中旬,他遵照南昌行營第五次“圍剿”計劃,悉力實施蔣介石“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碉堡推進,步步為營”的新戰略。采取東西對進合圍的攻擊部署,圍困廣昌紅軍主力。月底,以所轄18個師又1個旅擔任主攻,攻占黎川縣城。11月初,其第六師在詢口遭紅軍伏擊受重創,顧祝同依托既得陣地,向洵口大肆增兵推進,與紅軍反復較量。不久,愛國將領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發動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蔣介石聞訊,擊掌頓足,夜不成眠,“著各軍政機關迅予處理,務使叛亂克日牧平”。并令從北路軍中抽調11個師,編成“入閩軍”,命顧祝同率第三路軍協同“入閩軍”主力東進討閩。余各軍對紅軍暫取守勢待戰。1934年1月,顧祝同參予“敉平閩變”后,立即返贛繼續督師進剿紅軍。2月上旬,顧祝同按其重新策定的作戰方案,開始向紅軍腹地全面推進。接連占沙溪、攻白金。4月,顧祝同又集中11個師的兵力,沿撫河兩岸50公里正面,協力東路軍進襲廣昌,攻取建寧,企圖一舉打開中央蘇區的贛西北大門,進而奪取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瑞金。顧祝同部第三路軍自4月9日開始,采取梯次配備,筑碉前進,每占一地,隨即構筑碉堡,密布火力網,再次筑碉推進。雖然顧祝同的兵力與火力均占絕對優勢,但“戰斗頗為艱苦”。尤其紅軍第三軍團在彭德懷指揮下,以伏擊、夜襲等游擊戰術,予顧軍以重創,使之付出巨大代價,始得以占廣昌。5月初,蔣介石又令顧部在空軍猛烈轟炸配合下,增兵推進,占興國、古龍崗、寧都、石城等線,使紅軍和中央蘇區蒙受巨大損失。10月,中央蘇區紅軍被迫向西作戰略突圍。蔣介石一面令各軍對紅軍作“追擊行動”;一面令贛閩兩省對所占領之蘇區實行“綏靖清剿”。要求達到“斬草除根”,“永絕后患”。顧祝同按照蔣介石的“綏靖計劃”和部署對所部作了周細的安排。一面命第六路軍總指揮薛岳率吳奇偉、周渾元兩縱隊共9個師對突圍紅軍進行軍事“追剿”;一面將其北路軍指揮機關改為南昌綏靖公署。管區劃分為8個綏靖區。1935年1月顧祝同召集下屬軍、師將領,具體落實部署。要求各部緊密配合,三個月內務須肅清留在江西贛南和其他各地的紅軍,徹底摧毀中共中央蘇區的黨、政系統。蔣介石血腥的“綏靖”政策和計劃,經過顧祝同等人的得力實施,使整個江西區和閩西區約有80萬無辜群眾慘遭殺害,造成在所謂“綏靖”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間閻不見炊煙,田野但聞鬼哭”的凄慘現象。顧祝同在此白骨堆上樹起自己的戰功碑。4月1日,顧祝同晉升為陸軍二級上將。11月初,蔣介石在重慶成立四川行營,以加強圍追堵截長征中的紅軍主力為由,染指川政。顧祝同調任四川行營主任,“統一指揮西南各省剿共軍事及地方綏靖事宜”。中旬,赴南京參加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連任中央執行委員。1936年元旦,顧祝同因悉力“剿共”和入川擴張蔣系勢力有功,授二等云鷹勛章。7月,兼任國防委員,8月,調任貴州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甚為風光。 

1936年12月12日,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發生,中國共產黨即通電全國主張和平解決,南京國民政府卻任命顧祝同為討逆軍西路軍總司令 (東路軍總司令為劉峙)。準備討伐張學良、楊虎城叛軍。

宋美齡得知討逆軍的行動方案后,認為此命令的執行將會威脅到蔣介石的生命安全,她迅速約見顧祝同,要求他采取和平解決的辦法,以保障蔣介石的安全,不要執行何應欽向西安進軍的命令。顧祝同原來一直受到蔣介石的恩寵,但北伐時攻打蚌埠一戰,使蔣介石對他改變了看法,轉而扶持劉峙,顧祝同深感失落。現在蔣夫人親自相求,顧祝同豈肯輕易放棄這個機會?他向蔣夫人立誓道“祝同對委座絕無異心”

在劉峙揮軍急進之時,顧祝同借口不到職,始終穩坐南京,協助孔祥熙、宋子文策劃和平營救蔣介石的活動。何應欽十分不滿。正想撤換新人時,張學良于12月26日拒絕了蔣介石好意和提醒(事先蔣介石不要張學良護送回南京,但張學良堅持護送以表示悔改之意)堅持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到了南京,“西安事變”得到了和平解決,但張學良卻因以往的派系斗爭原因,被諸多國民政府其他各派系軍政要人喊殺,蔣介石無奈只得將其扣壓。

由于顧祝同在事變中一切按照宋氏兄妹的旨意行事,事后不僅得到宋美齡的信任,而且消除了蔣介石內心多年的猜疑,因此受到蔣的重視,馬上任命他為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

1937年1月5日,顧祝同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坐鎮潼關,指揮陜北軍事。他當面接受了蔣介石的命令,指揮第二、三、四、五集團軍,對西安方面施加軍事壓力。

抗日戰爭

“七·七”盧溝橋事變后,顧祝同奉召由川康返南京,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1937年8月13日,日軍侵犯上海。14日,國民政府正式發表帶宣戰性質的《自衛抗戰聲明》。 20日,軍事委員會將全國劃分為五個戰區,上海方面的作戰指揮歸屬第三戰區,任顧祝同為副司令長官,負實際指揮之責08月23日至11月上旬,中國軍隊在吳淞、瀏河、江灣、廟行、牛行、寶山、羅店等縱深各線與日軍血戰。上海失陷,顧祝同奉令以第三戰區一部兵力退至南京,歸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指揮,組織南京保衛戰,其主力向蕪湖、宣城方向轉進。南京失陷后,顧祝同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兼江蘇省主席、戰區經濟委員會主任、戰區黨政委員會委員、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等各要職。管轄江蘇、浙江、福建、皖南等省區。1938年1月6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也編入第三戰區,直隸長官部。

此后,第三戰區的部隊,一直處在日軍和汪偽軍的包圍中作戰。顧祝同采取穩定內部,保存實力,持久防御的方針,以在控制中央軍的同時,和各雜牌軍巧于周旋,借力而用。并在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及其以后對日軍發動的皖南冬季攻勢、淞滬皖邊區作戰、協力福州攻略戰、蕭山諸暨戰役、閩海戰役、浙東戰役和策應長沙會戰等各戰役中,指揮所部打擊、牽制了一定的日軍,有力的配合了各戰場的對日作戰。

1945年1月,顧祝同升任軍事委員會贛州行轅(后改東南行轅)主任,指揮第七、第九兩戰區,同時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5月,連選為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9月,日本戰敗投降,蔣介石電令顧祝同為第三戰區受降主官,負責辦理轄區境內日軍投降及遣俘事宜。后隨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飛回南京,參加中國戰區接受日軍投降儀式,并受理日本侵華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茨的投降。 

皖南事變

1939年4月21日,正值抗戰中期,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確定“防共”、“反共”的“東窗之謀”。1941年1月初,蔣介石策劃、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年已半百的顧祝同,是這一慘案直接的積極執行者。

1940年10月19日,蔣介石按預謀令顧祝同部署兵力伏擊皖南新四軍軍部。顧祝同接令立即召開長官部會議,明定參謀處著即制定圍殲新四軍計劃。強調要選調戰斗力強的部隊執行。當參謀處長岳星明提出調裝備精良、配有德造卜福式山炮的第四十師參加時,顧贊同說:“很好,就把第四十師列入計劃,并要放在第一線使用”,決定由第三戰區副總司令上官云相任總指揮。接著調兵遣將,令浙東第六十二師、第七十七師等各師到皖南增援,使伏擊新四軍的總兵力增加一倍,以加強各部對新四軍的監視和警戒。12月9日蔣介石密令顧祝同要“對新四軍一網打盡,生擒葉、項”。10日蔣介石又發特急密電:“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顧祝同立即策定消滅新四軍的具體部署,以第五十二軍各師共8萬余人在涇縣至太平之間布成袋形陣地,以第二游擊區副總指揮冷欣作截斷蘇南、皖南新四軍的聯系,以李品仙部在江北無為地區布防堵截。下旬又召開秘密軍事會議,對“就地解決”新四軍作進一步安排。傳達蔣介石的密示:對新四軍“不走要打,走也要打”,“既要逼新四軍走,又要讓新四軍走不成”。“解決要徹底,勿使其漏網”。12月31日前,進剿新四軍的各部已遵令詭秘地推進到南陵、涇縣、茂林、銅山、小河山、水東翟、喬木灣、錢家橋、丁山鎮一線各預定袋形陣地,鎖住新四軍北移去路,并有一部向新四軍軍部所在地云嶺逼進,此時新四軍軍部四周已是伏兵密布。1941年1月4日夜,新四軍軍部和所屬6個團計9000余人,在葉挺、項英率領下,被迫奉令按指定路線北移,軍至茂林即遭預伏的顧祝同軍圍擊。震驚全國、轟動世界的皖南慘案,就這樣發生了!慘案發生后,顧祝同為“有功者”請賞,獎給第三十二集團軍總部,第二十五軍和上官云相獎金各5萬元。

顧祝同與新四軍軍長葉挺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同期同學,私誼甚好。顧祝同本著各事其主的“忠君”原則,按蔣介石的旨意,在上饒長官部對軟禁中的葉挺將軍極盡誘釋之能。當遭葉挺凜然拒絕后,又將葉挺押解重慶囚禁。顧祝同在皖南事變中的作為,嚴重損害和削弱了民族抗日的事業。 

國共內戰

1946年1月,第三戰區撤銷,顧祝同調任徐州綏靖公署主任。

5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撤銷軍事委員會,成立國防部。顧祝同升任國防部首任陸軍總司令。6月,蔣介石挑起全面內戰,大舉圍攻中原解放軍。調顧祝同兼任鄭州綏靖公署主任,負責指揮中原作戰。顧祝同采用“活動堡壘”、“分區隔離”、“竭澤而漁”,來制造第二個皖南事變。結果,中原解放軍巧妙地避其鋒芒,大踏步后退,分東西兩路迂回側后,大量消滅了蔣軍有生力量,讓顧祝同的分進合擊計劃落空而走“麥城”。

1947年3月,蔣介石的全面進攻被迫轉為重點進攻。鄭州綏靖公署改為陸軍總司令部鄭州指揮所。顧祝同肩負指揮所重任,坐鎮徐州,重新配置兵力。將所轄24個整編師60個旅共45萬余兵力,區分為三個兵團,采取加強縱深,密集靠攏,穩扎穩打,逐步推進的方針,發動沂蒙戰役,攻勢銳猛。中共華東、華北兩野戰軍則分兵鉗制,中間突破,聲東擊西,穿越沂蒙,北趕萊蕪,連續擊破顧祝同發動的三次攻擊。還全殲了王牌整編第七十四軍于孟良崮,最后包圍了鄆城。顧祝同被人民解放軍如此這般的分割、包殲之后,苦心謀劃的山東重點進攻徹底敗北了。

1948年秋,蔣介石撤銷鄭州指揮所,成立“剿共”總司令部,劉峙為總司令,顧祝同調任國防部參謀總長,參預蔣介石謀劃挽救軍事失敗的部署。10月,又以臨危受命的耿耿忠誠,召開參謀總部各廳長會議,制定挽救敗局的全盤計劃,并以參謀總長身份,親自指揮武漢、徐州兩大軍事集團的軍事行動。此時,遼沈戰場正在鏖戰,錦州告急。顧祝同飛沈陽督戰,但頹勢已定,不久帶著東北失敗的苦惱回到南京。11月初,國共雙方重兵集團在淮海地區展開大規模決戰。顧祝同奉令到徐州督戰。他按照蔣介石的“一點兩線設防”,“固守一點,四方馳援”,“控制徐州,鞏固江淮,屏障南京”的方案,嘔心部署,將全部精銳兵團集結徐州,準備與中共決一死戰。結果他所指揮的軍隊被華東野戰軍分割釘死在徐州、宿縣、蚌埠三點上,轉動不得,讓解放軍“吃一個,挾一個,看一個”,最后生擒了杜聿明將軍。到1949年1月初,顧祝同直接指揮的主力部隊,基本被消滅。4月,解放軍百萬雄師開始渡江南進,直取南京。顧祝同和何應欽等軍政要員離開南京。7月,蔣介石在廣州組織國民黨非常委員會,重新委任顧祝同為陸軍總司令,組織粵桂防線。10月中旬,廣州解放,顧祝同隨蔣介石飛臺,旋又隨蔣介石飛重慶指揮西南軍事。12月,蔣介石特任顧祝同為西南軍政長官,胡宗南副之。負責指揮國民黨在四川、云南、貴州、廣西等省的殘余部隊,繼續抵抗人民軍隊進軍大西南。但在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顧祝同所指揮的西南軍隊也土崩瓦解了。

1950年1月,顧祝同奉召返臺,蔣介石面授機宜,不日顧自臺飛蒙自,部署建立滇西“游擊基地”,復飛西康指示胡宗南、賀國光在西昌背水一戰。

晚年生活

1950年3月底,西昌解放,顧祝同返臺,兼代國防部長。1952年4月,61歲的顧祝同調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及“臺北市江蘇同鄉會名譽理事長”等虛實各職。

1954年7月,顧祝同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并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后連選連任,至1976年任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

1954年7月以后,顧祝同迭任“國防會議秘書長”、“戰略顧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1972年7月,81歲高齡的顧祝同任蔣介石“總統府陸軍一級上將戰略顧問”,并于1973年5月,偕“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等一行,訪問金門、澎湖諸島。

1985年8月,顧祝同突患腦微血管栓塞,從此臥榻不起。 

1987年1月17日凌晨,終老于臺北國民黨三軍總醫院,終年94歲,走完了他追隨蔣介石一生的歷程。 

家庭成員

顧祝同的原配夫人楊氏,繼任是許文蓉。

顧祝同共有子女十人,分別是長子顧潮生,次子顧福生,長女顧開生,次女顧惠生,三女顧省生,四女顧瑞生,五女顧錦生,六女顧永生,七女顧玨生,八女顧璉生。

顧福生(1935年-)臺灣知名的油畫家,出生于中國上海,就讀於臺灣師范大學美術系,1958年畢業,他曾是「五月畫會」的一員,1961年后曾旅居法國巴黎、美國紐約、舊金山和波特蘭等地。除油畫外,亦有版畫、彩墨等作品。

顧祝同的女婿陶鴻杰(原國民黨中將陶一珊之子)是臺灣“中華國際貿易協會” 理事長,曾任臺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首任理事長、洪都拉斯駐華名譽總領事以及美國加州佛列斯諾市名譽市民。

個人作品

書籍

書名:《墨三九十自述》

作者:顧祝同著

出版社: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出版日期:1981年

對聯書法

顧祝同自題聯

剛日讀經,柔日讀史

怒氣寫竹,喜氣寫蘭。

書法作品

——自書古賢集《蘭亭序》帖字名聯自律

顧祝同贈時孝會計師

——算無遺策

人物紀念

顧祝同故居在南京市頤和路34號。

墨園

墨園位于原人民路679號,現人民路2114號,平門內的中核蘇閥廠。北伐軍駐防蘇州時,江蘇省政府主席顧祝同決定為其小妾建一座宅園,園址選在梅村橋東南堍,坐北朝南,占地約11畝。1932年,顧祝同委托蘇州裘松記營造廠建造別墅。

在蘇州為數不多的民國宅地園林建筑中,它以構筑精巧、園主身份顯赫而著稱。1952年在這里建設蘇州閥門廠,別墅被圈入其內。1966年之后園內的假山被埋入地下,荷花池被填。如今后花園已經不復存在,變成一片荒地,有人在此種植蔬菜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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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大鈞

人物生平

1913年參加上海襲擊兵工廠之役,失敗后曾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國隊十二期炮兵科留學,1914年初錢大鈞去日本,進入東京大森浩然學社;10月加入中華革命黨;本年底因日本侵占青島,錢大鈞憤而回國,入武漢陸軍第二預備學校肄業。

1916年1月全國爆發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戰爭,錢大鈞聯絡同志積極開展倒袁,引起湖北督軍王占元的懷疑,遂秘密來到上海,在《時世新報》任日文翻譯;6月袁世凱死,護國戰爭結束,錢大鈞回湖北陸軍預備學校繼續學業,12月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留學預備隊,編屬入伍生炮兵隊。

1917年4月,錢大鈞因成績優異被選送日本學習,12月進士官學校中國學生隊第十二期炮兵科學習。

1919年5月錢大鈞畢業回國,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第四隊分隊長。

1924年,任黃埔軍校兵器教官、代總教官、參謀處長、軍校教導營長、團長、國民革命軍第1師參謀長,副師長、師長、第20師師長,廣州警備司令,參加第一、第二次東征,大敗陳炯明。

1925年1月任黃埔軍校本部少將參謀長;2月參加第一次東征,12 日東征軍進攻淡水城,軍校教導第二團團長王柏齡貽誤戰機被撤職,錢大鈞代理軍教導第二團團長,擊敗敵軍;3月12日教導第一團在棉湖遭到敵軍林虎部圍攻,錢大鈞情況判斷錯誤,教導二團未能及時趕到鯉湖攻擊敵人側背,致使教導一團傷亡慘重,后教導第二團第一營營長劉堯辰主動出擊,敵軍腹背受敵全線潰敗,學生軍大獲全勝;4月20日黃埔軍官學校教導第三團成立,錢大鈞兼任少將團長,23日任黨軍第一旅第三團團長,4月底又兼任黃埔軍校代理教育長,并代行校長職務;6月參加了平定劉震寰、楊希閔叛亂的戰斗;10月參加第二次東征,22日攻打海陸豐;12月22日,錢大鈞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介石兼軍長)第一師(師長何應欽)少將副師長兼參謀長。

1927年后,歷任北路軍總指揮、第三十二軍軍長、第3師師長等職。曾率部同賀龍、葉挺率領之紅軍作戰、參與鎮壓廣州起義。

1928年,兼任淞滬警備司令,后調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議、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教育長、教導第三師師長等職。參加蔣馮閻大戰。

1930年5月錢大鈞任南方前線總指揮,參加中原大戰;7月兼教導第三師師長,以中央軍校武漢分校學員、教官編而成,轄第一團(團長張世希)、第二團(團長夏楚中)、第三團(團長張達)、第四團(團長周振強);11月7日教導第三師改編為陸軍第十四師,錢大鈞任師長;11月隨陳誠到日本參觀秋操。

1931年,兼任武漢要塞司令,第89師師長。

1932年,任第十三軍軍長、保定行營主任,豫鄂皖三省“剿共”軍中路預備隊指揮官、豫鄂皖剿匪總司令部參謀長、武昌行營參謀長,南昌行營辦公廳主任、廣州行營參謀長,軍委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兼侍衛長、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參謀長、主任、運輸統制局參謀長、秘書長。西安事變時中彈受傷。

1935年4月4日,晉任陸軍中將。

1936年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在南京成立,錢大鈞的第一處主管總務、參謀和警衛工作,侍從室成為直接秉承蔣介石意旨辦事的實際權力機構,其地位凌駕于國民政府各部門之上;6月1日“兩廣事變”爆發,錢大鈞活動保定軍校同學余漢謀反陳濟棠,成功地解決了反蔣事變;
1936年9月26日,國民政府特加錢大鈞陸軍上將銜;11月兼任廣州行營(主任陳誠兼)參謀長,全權處理行營重大軍事決策;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錢大鈞在華清池全力保護蔣介石脫險,指揮警衛部隊拼死抵抗,被亂槍擊中右胸重傷,被東北軍急送醫院搶救才幸免于難,25日事變和平解決,27日錢大鈞等要員被釋放。

1937年1月錢大鈞到上海養傷,2月傷愈后仍任侍從室主任和侍衛長,后改為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代理主任;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錢大鈞隨蔣介石巡視各地防務,并奉命兩次到前線勞軍;11月指揮有關部門將故宮古物七千余箱搶運重慶,保護了大批國寶文物。

1938年2月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改組,錢大鈞任主任委員,專門指揮空軍對日作戰;4月29日參加指揮了武漢空中保衛戰;5月20日組織空軍遠航到日本福岡、長崎投放“紙炸彈”,激勵了中國士兵的士氣,在國際上影響很大;11月,錢大鈞和俞濟時被蔣介石派往長沙調查“文夕大火”事件,張治中受到革職留任處分,長沙警備司令酆悌、保安團長徐昆、警察局長文重孚被執行槍決。

1939年初,錢大鈞經宋美齡批準分配一批航空特別費時,只分給了少數幾個高級官員,有人將此事密報蔣介石,被撤職查辦,他在成都創辦西泉中學,自任校長。

1945年5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同時利用“接收”之機大肆搜刮民財;10月10日授予抗戰勝利勛章。

1949年2月19日任重慶綏靖公署副主任,3月 29日任川康滇黔四省聯合“剿匪”總指揮部副總指揮,

1950年5月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

1952年10月22日奉命假退役,任“總統府咨政”。

1958年5月24日領隊參加第三屆亞運會(東京)。

1960年2月任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委員。

1963年錢大鈞任臺灣“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

1966年1月,“華航”向美國采購波音七二七噴氣客機五架,開創了中國民航史上使用噴氣客機的先例。1968年1月,錢大鈞轉任臺灣“中華航空公司”名譽董事長。

1969年4月被聘為國民黨第十屆中央評議委員。1973年任臺灣“中華全國田徑協會”名譽會長。

1976年1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十一屆中央評議委員。

1981年4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十二屆中央評議委員。

1982年7月21日,錢大鈞因肝癌在臺北“三軍總醫院”去世,終年九十歲。

錢大鈞擬制的作戰計劃,不僅為蔣介石所欣賞,也使號稱“小諸葛”的白崇禧和“半個軍事家”的劉斐等折服。

投身軍政

1893年7月26日(清光緒十九年六月十四日),錢大鈞出生于江蘇省昆山正儀鄉(現為巴城鎮正儀街道)的商人家庭。他的祖父錢伯熊,是前清貢士。父親錢自梅,母親江氏,兄弟4 人,他排行老末。4 歲時,他父親帶著全家遷居蘇州。6 歲時,他進入私塾讀書,讀完四書五經。1902 年,他轉入英華學校學習,后又轉入新創立的初等小學就讀;翌年,考入蘇州城內羊王廟長洲高等小學堂,學習成績很好,一直名列前茅,深得老師喜愛。14 歲時,其父病故,他家境更為清寒。兩年后,母親去世,為生活所迫,隨次兄去上海經商。他以志趣不投為由,返回蘇州,復讀于長洲高等小學堂,1909 年因成績優異而被學校保送入南京的江蘇陸軍小學第四期。從此,他和軍旅生活結緣。學習三年,正值1911 年,爆發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陸軍小學也在這場政治變動中停辦了。錢大鈞隨即去上海參加學生軍,投身于反對清政府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活動。當時,上海革命黨人鈕永建在淞江軍政分府創辦了一所淞軍干部學校,他與蔡熙盛、薛棟等一起進入該校學習,6 個月后畢業,被派到弁目隊當班長。

回校補訓

1913年,江蘇陸軍小學堂改為學校。錢大鈞回校補訓,完成陸軍基礎教育,半年后畢業,回淞軍任別動隊排長。孫中山"二次革命"錢大鈞時,江西的李烈鈞和南京的黃興出兵討伐竊國大盜袁世凱,錢大鈞隨淞江鈕永建組織的學生軍和敢死隊攻克上海郊區龍華,進而攻打上海制造局(現為江南造船廠),失利后,退到吳淞、嘉定一帶,遂解散。1914 年,錢大鈞被鈕介紹去日本。至東京,他認識了孫中山,并加入了東京大森浩然學社,聆聽孫中山的教導,親承孫中山的革命熏陶。這年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借口出兵青島和膠濟鐵路沿線,奪取了德國在山東的侵略地盤。中國留日學生憤而歸國從軍,抵御外敵。錢大鈞也于同年年底回國,應召赴武漢南湖,入陸軍第二預備學校。

倒袁運動

1915 年元旦,袁世凱復辟帝制,引起全國人民的義憤。錢大鈞聯合同志,積極從事倒袁運動。而袁世凱則加強軍閥統治,不斷派兵鎮壓,到處搜捕革命黨人。他被湖北都督王占元懷疑,無法留在武漢,于是秘密轉到上海,先在《時事新報》擔任日文翻譯。一個月后,鈕永建在淞江重建舊部,錢大鈞便赴淞江,幫助鈕組訓新軍,來往于上海及其附近地區,配合蔡鍔等在云南發動的"護國"運動。第二年6月,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聲中,可恥地結束了罪惡的一生。錢大鈞又回到湖北軍校,恢復學業,于同年12 月畢業,遞升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17 年4 月,他以學習成績優異被選送日本士官學校,在中國學生隊第十二期炮兵科深造。

友何應欽

1919 年6月,錢大鈞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后,任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第四隊分隊長。正逢直奉戰爭,學業遂陷于停頓。次年10月,他奉命參加復校工作,任第九期炮兵隊隊長。在籌備復校期間,錢大鈞深感北洋軍閥只重視權力之爭,而不講辦學目的,因此深為厭惡。聽說孫中山為了重建革命政權,于1921 年4 月在廣州召開了國會非常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被選為"非常大總統"。

于是,他便辭去第九期炮兵隊長之職,于1921 年南下廣州,投入粵軍第一師,師長是鄧鏗。錢被任為少校參謀,先后參加了西江戰役、贛州戰役、討伐沈鴻英、林虎戰役。這些戰役的作戰計劃與命令均出自錢大鈞之手,因而深得師長鄧鏗的信任,遂于1923 年晉升為中校參謀。自此,他與何應欽共事,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為日后的升遷打下了基礎。

建校黃埔

1924年6月,黃埔軍校正式開辦,錢大鈞是建校籌備成員之一。

他因精于兵器學,被任為中校兵器學教官,不久,升為代理上校總教官,同年,升任校本部參謀處少將處長,得到了蔣介石的信任。

錢大鈞具有儒將風度,他有兩方面才能:一是具有較堅實的軍事基礎知識,步炮射擊和器械體操,均有較高技藝;二是具有較高文學素養,尤其對古文有較深造詣,深受蔣介石寵愛。蔣介石的作戰文書多出自他的手筆。他和何應欽、顧祝同、蔣鼎文、陳誠、陳繼承、劉峙、張治中八人被人稱為蔣家王朝的"八大金剛"。

1925年10月,舉行第二次東征,錢大鈞親率第三團防守博羅。22日,他率部攻打海陸豐,配合主力,將陳炯明部徹底消滅。12月22日,錢大鈞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少將副師長兼參謀長。1925年1月,第一次東征時,錢大鈞為校本部少將參謀長。東征途中,他協助蔣介石、周恩來指揮部隊與陳炯明部進行了英勇的戰斗。2月12日,東征軍進攻淡水,受敵鉗制,態勢不利。第二教導團團長王柏齡缺乏指揮作戰能力,沒有掌握好部隊,貽誤了戰機,遂被撤職。錢大鈞代理該團團長,終將敵軍擊敗。3月12日,棉湖戰斗快結束時,第一教導團千余人,在棉湖的西北山地,遭到敵軍林虎部主力的圍攻,傷亡慘重。錢大鈞率領第二教導團趕到,拼力奮戰,粉碎了敵軍的攻勢,并乘勝翻越猴子嶺,追擊潰逃之敵,相繼攻克了林虎部的后勤基地五華及司令部所在地興寧。是年4月底,錢大鈞被調回黃埔軍校訓練新兵,組建第三教導團,代理教育長并代行校長職務,旋出任黨軍第一旅第三團少將團長,6月,參加了平定軍閥楊希閔和劉震寰叛亂的戰斗。

晉升上將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蔣介石命錢大鈞留守廣州,任廣州警備司令,負責治安。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錢大鈞遂于第三天在廣州積極配合李濟深,逮捕、屠

殺共產黨員和工人中的積極分子。白色恐怖籠罩廣州上空。隨后,他又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北路軍總指揮,受命鞏固北粵,遣散改編部隊。1927年南昌起義爆發后,錢大鈞奉蔣介石之命,力圖堵截。8月25日,錢大鈞率部在瑞金的壬田與起義部隊發生激戰,結果,錢部兩個團被擊潰;8月30日,又在會昌激戰,又有4個團被起義部隊消滅。但錢仍不甘心失敗,又多次堵截、戰斗,始終未能消滅起義部隊。10月初,起義軍勝利突圍。由于他"剿共"有功,他的部隊改編為三十二軍,錢晉升為上將軍長。1926年1月,蔣介石辭去第一軍軍長職務,任命何應欽為第一軍軍長,晉升錢大鈞為第一軍第一師中將師長。隨后,錢大鈞與王柏齡對換,任第二師師長。

1928年,錢大鈞被任命為淞滬警備司令兼上海市黨部常委,1929年春,又擔任總司令部上將總參議。1931年1月,錢大鈞調任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教育長兼八十九師師長,適逢教導第三師100多名傷兵鬧餉和武昌第一紗廠、震寰紗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錢大鈞不顧傷兵與工人的死活,蠻不講理地說:"這是有共產黨支持的。"派兵逮捕了一部分傷兵和工人,并秉承蔣介石的旨意,槍斃了多人。同年秋,武漢發生大水,錢大鈞不思抗洪,挽救人民的生命財產,卻拿著蔣介石的手諭說:"防共比防水更重要。"不準軍隊參加防汛,遂使漢口造成有史以來的最大慘案。

1932年春,錢大鈞調任第十三軍軍長,指揮湯恩伯的八十九師、孫元良的八十八師,仍駐防武漢。蔣介石"圍剿"紅軍的計劃、方略、命令均出自錢大鈞之手,而且他所轄的八十八、八十九兩師,也是"圍剿"蘇區的主力。

指揮抗日

1936年1月,蔣介石正式成立了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下設兩個處,錢擔任第一處主任兼侍衛長,其工作直接對蔣負責,負責全國的政治、軍事、黨務等各項工作。侍從室的地位凌駕于國民黨政府各部門之上。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日寇大舉侵華。12月,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遷都武漢。由于錢大鈞嗜財如命,得罪的人多,蔣介石不得不將他調離了侍從室。但由于有宋美齡的支持,他仍在航空委員會撈到了肥缺,擔任了秘書長、參謀長之職。

1938年2月,他又接任航空委員會主任職務,專門指揮對日作戰。

5月17日,十四中隊由成都飛到漢口。18日,在武昌官邸,他們受到蔣介石和宋美齡的接見,在座的有錢大鈞等陪同。同日下午,錢又召見徐煥升等8人,鄭重地對他們說:"此行任務艱巨,但絕不是命令,必須出于自愿,你們還可以再考慮一個小時,而后答復我。"錢的話音剛落,徐等8人異口同聲地答道:"我們弟兄都愿意這樣干,請看我們的決心。"8人當場寫了志愿書。19日晚上,徐煥升等駕駛"馬丁"號飛機,起飛之前,他們從起飛基地給軍事委員會發來電報,內稱:"職謹率全體出征人員向領袖暨諸位長官行致敬禮,以示接受此項工作之莫大榮幸,并誓以犧牲決心盡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起飛后,機上不斷與地面電臺聯系。錢大鈞通宵守在電話機旁,不時與電臺互通電話。飛機進入日本本土后,躲過探照燈的照射和高淞滬抗戰期間,中國空軍轟炸日軍據點。在東京、大阪、長崎等地上空,將大量宣傳品投擲下去,最后勝利返航。此事弄得日本朝野皆驚,防空部隊也慌了手腳。5月中旬,為了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窮兵黷武、害人害己的暴行,錢大鈞組織空軍遠航日本本土夜投"紙彈"(即宣傳彈)。當時有人問錢大鈞:"為什么不用炸彈轟炸日本東京而用紙彈?"錢說:"炸彈不如紙彈來得意義大。加之炸彈太重,掛上炸彈,飛機飛不了那么遠。"經過細致的研究,奇襲日本本土的行動計劃報經蔣介石批準,最后確定由駐成都的十四中隊隊長徐煥升率本中隊8人,執行這項艱巨而又危險的任務。當時,中國空軍力量薄弱,如果從武漢起飛,燃料載量不夠回程之用。他找徐煥升商量,徐說:"東海之濱,有個麗水機場,略加修整,就可起航。"錢大鈞同意此案,立即布置修整麗水機場。

它激勵了中國兵士的士氣和民心,并獲得國際上的贊譽。徐煥升等返回武昌時,錢大鈞等特地到機場歡迎,并讓他的女兒向英雄們獻花。中國共產黨在武漢的領導人董必武等也到機場歡迎,并向空軍英雄贈送了錦旗。

1939年初,錢大鈞因私分軍火被人告發,遭撤職查辦處分。錢在四川落拓,他便到銅梁縣虎嶧鎮西溫泉創辦西泉中學,自任校長,并制訂了校訓、校規。

1941年7月,錢大鈞經何應欽推薦出任軍事委員會運輸統制局(何應欽兼主任)參謀長,不久改任秘書長;12月到仰光監督從緬甸緊急輸送物資到云南。

1942年6月23日任軍政部政務次長,兼點驗委員會主任、軍政部特別黨部特派員,處理軍政部日常事務。

1944年11月,錢大鈞再次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兼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

接收大員

1945年抗戰勝利,5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8 月13日,錢大鈞被任命為上海市長兼淞滬警備司令;9月9日飛上海就任,期間向英國收回跑馬廳、擴建南京中路、修筑吳淞口海堤,同時利用“接收”之機搜刮民財;10月10日授予抗戰勝利勛章。

1946年3月5日,因貪污被人告發,錢大鈞不得不辭職回蘇州;5月,國民政府以抗戰期間著有功績嘉獎各戰區參戰將領,授錢大鈞青天白日勛章;12月上海成立市體育協會,錢大鈞任會長。

1947年4月被選為吳縣參議會議長,7月當選為黨團合并后的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

1948年3月29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錢大鈞作為上海代表被推為大會主席團主席

1949年2月19日任重慶綏靖公署副主任,3月29日任川康滇黔四省聯合“剿匪”總指揮部副總指揮,5月1日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11月28日陪侍蔣由重慶飛成都,12月從海南島去臺灣。

臺灣生活

1950年5月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

1952年10月22日奉命假退役,任“總統府咨政”。

1954年5月1日,錢大鈞以臺灣“足球委員會首席顧問”參加第二屆亞運會(馬尼拉);11月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

1955年6月“孫立人兵變案”爆發,臺灣當局組織軍事法庭并令錢大鈞任裁判長,受命判孫立人無期徒刑。

1957年任“中華全國體育聯合會”常務監事和臺北市私立戲劇學校董事長。

1958年5月24日領隊參加第三屆亞運會(東京)。

1959年1月16日率隊參加第三屆世界杯籃球錦標賽(圣地亞哥),并出任臺灣“中華全國田徑委員會”委員、遠東旅行社董事長。

1960年2月任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委員。

1963年錢大鈞任臺灣“華航空公司”董事長

1964年10月到日本參加第十八屆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并擔任國際田徑會議代表。

1966年1月,“華航”向美國采購波音727噴氣客機五架,開創了中國民航史上使用噴氣客機的先例

1968年1月,錢大鈞轉任臺灣“中華航空公司”名譽董事長。

1969年4月被聘為國民黨第十屆中央評議委員。

1973年任臺灣“中華全國田徑協會”名譽會長。

1976年1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十一屆中央評議委員。

1981年4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十二屆中央評議委員。

1982年7月21日,錢大鈞因肝癌在臺北“三軍總醫院”去世,終年90歲。

個人特質

錢大鈞身材高大,相貌英武,早年積極參加反對清政府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活動,常年追隨蔣介石,雖不善戰,卻具有謀略,公私分明,是蔣介石所推崇的高級幕僚;錢大鈞胸無城府,不善交談,性情偏激,貪財無度,重視儀表,愛與文人雅士來往,擅長書法,其鐘鼎篆字蒼勁有力,娟雅挺秀,為人彬彬儒雅,頗有古風,對佛學很有研究,通曉英文。著有《錢大鈞上將八十自傳》等。

人物軼事

熟悉國民黨歷史的人都知道,蔣介石有“八大金剛”,即何應欽、顧祝同、錢大鈞,蔣鼎文、陳誠、陳繼誠、劉峙、張治中,他們都是從黃埔軍校教官出身而起家的。在蔣介石集團中掌握兵權者,大都是八大金剛門下黃埔第一、二、三期的學生。

錢大鈞是蔣介石的“八大金剛”之一,生性儒雅,頗有書畫詩詞修養,更兼儀表堂堂,一派儒將風度。錢大鈞的婚姻更是傳奇,風流倜儻的他,竟然同時博得了名士歐陽耀如的長女歐陽麗藻與三女歐陽生麗的芳心,娶為大小夫人。美貌的姐妹花共事一夫,堪稱民國奇聞。錢大鈞的婚姻,引來了同時代許多人的艷羨。

錢大鈞的岳父是民國名士歐陽耀如,江西吉安人,一直在上海從事銀行業。歐陽耀如是老同盟會員,參加過辛亥革命,江西獨立時,被推舉為江西省議員。孫中山組織南方政府,他又赴廣東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工作。歐陽耀如一妻一妾,生有6個千金。長女歐陽藻麗很漂亮,早年許配于錢大鈞。

1928年,錢大鈞在上海任警備司令期間,夫人歐陽藻麗突患重病,經上海多家大醫院中西醫進行治療,病情不僅沒有好轉,而且一天天危重,醫院的病危通知書下了一次又一次。歐陽藻麗眼看自己病入膏肓,知道來日無多,想到自己兒女的年紀都很小,自己死了,丈夫必定要再娶,幼小的兒女一定會受到后娘的排斥、虐待,她越想越放心不下,便把丈夫叫到病榻前,口述遺囑,交待后事。她表示,她死后支持丈夫再娶,但不準娶別人,只能娶她的妹妹歐陽生麗。這樣,她既是姨媽,又是繼娘,親上加親,一定會善待她的未成年子女。接著,她又向父母和妹妹歐陽生麗表達了自己的遺愿。父母見女兒病成這個樣子,束手無策,對此也只好默許。

歐陽生麗這一年才17歲,面容姣好,身材修長,時尚靚麗。她性格活潑開朗,又受過良好的教育,頗具才華,是一位才貌雙全的南國女子。錢大鈞對這位美麗的小姨子早已垂涎三尺,如今妻子立下這樣的遺囑,真是天賜尤物,正中他的下懷。而歐陽生麗呢,也對姐夫很崇拜,姐夫雖然比自己大18歲,但還尚在壯年,加之他文質彬彬,十分儒雅,對情竇初開的她頗具吸引力。尤其是姐夫那顯赫的政治地位,高官厚祿,對她的誘惑極大,所以,她沒有拒絕,爽快地答應了姐姐。

于是,為了關照身患重病的歐陽藻麗,姐夫小姨子兩人常在一起,過從甚密。錢大鈞的百般溫存,以及成熟男人的魅力,很快使歐陽生麗墮入愛河不能自拔,神魂顛倒地愛上了這位姐夫,只等姐姐眼睛一閉,自己就是名正言順的錢司令夫人。

命運往往喜歡和人開玩笑。誰知,病得奄奄一息已經準備后事的歐陽藻麗,幾個月后居然奇跡般慢慢的好了起來,而且恢復得光彩照人,美貌依舊。但此時,歐陽生麗與錢大鈞已情深似海,且早已有了夫妻之實了。歐陽藻麗此時想食言也來不及了,也認了與妹妹共夫的局面。岳父歐陽耀如眼看生米已煮成熟飯,亦無可奈何,只好同意錢大鈞與妻妹歐陽生麗正式訂婚結婚。錢大鈞就這樣又討了年輕漂亮的小姨子,兩美俱占。這樣,歐陽氏家中便出現了兩女同婿的奇特狀況。

1929年,蔣介石將桂系殘留的武昌軍官學校學生改編為武漢軍官分校第七期,委任錢大鈞為教育長,實行一整套所謂的新式教育。錢大鈞,軀干修長,一貫沉默寡言,平素服裝整潔,在他的部下和學生面前總是裝出一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樣子,對學生們的訓話也總是強調厲行蔣介石所提倡的什么“新生活”運動,要求大家“注重禮義廉恥”,“注重軍人風紀”,發揚所謂的“黃埔革命精神”。但錢大鈞的兩個美貌妻子引來了大家的非議,同宿姐妹花還講什么所謂的“新生活”呢?有膽大者還寫了幾句話公然貼出:“湖上有園,園中有風景。同昏官,景色宜人喜洋洋。一夫兩妻同枕共床,姐妹成雙效鴛鴦,高談舊道德禮義廉恥,歷行新生活男盜女娼”。

此事令錢大鈞很尷尬。武漢軍官分校經理處第三科科長錢仰周因欲巴結錢大鈞,便找教育處長趙錦雯要求追究此事,說:“教育長的家事,也要別人來管嗎?老百姓討三妻四妾的多的是,教育長有兩房家眷,這算什么稀奇?”趙錦雯旋即派人進行調查,但那個寫詩的人杳如黃鶴,始終未查出,后來也就不了了之了。

陸軍大學第17期畢業的中共地下黨員段仲宇在蔣介石侍從室工作時,與頂頭上司錢大鈞私交很不錯。據他回憶,在侍從室的那段時光,他常常去錢家吃飯,每次都和錢大鈞及其兩位夫人一起就餐。大夫人歐陽麗藻生性比較沉默,話不多,給人一種沉穩厚道的感覺。二夫人歐陽生麗性格開朗,比較活躍,打扮得也年輕入時,平時陪錢大鈞參與社交活動也較多。但姊妹倆親情融融,和睦相處,互相尊重體諒。段仲宇一次也沒有看到姊妹倆有什么齟齬,或者鬧什么爭風吃醋。

1949年,錢大鈞攜二夫人歐陽生麗隨蔣介石逃往臺灣。他的晚年任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委員、中央評議委員、“總統府”戰略顧問等,基本上都是虛職,幸有歐陽生麗陪伴他走過這段時光。歐陽生麗就像趙一荻對少帥張學良那樣,一往情深始終不渝,多年來無微不至地侍奉著錢大鈞,直至他于1982年以90的高齡在臺北病逝。

蔣介石密令

2015年2月4日,一批罕見的蔣介石密令在保利藝術博物館亮相。這批密令主要是抗戰期間蔣介石寫給親信侍從錢大鈞的,內容從軍政要務到日常瑣事,無一不包。本次展覽將持續至2月12日。

據現場展覽負責人介紹,蔣介石為了不讓自己的親信侍從在外面吃拿卡要,他密令錢大鈞傳達手令,“凡侍從人員,非經中正許可,不得對外應酬宴會,特務員、侍從官等,如有嫖賭等不正行為,一經查明,概照軍法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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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鼎文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蔣鼎文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10歲時入私塾讀書,15歲時進入縣立中學就讀。

1911年秋,武昌起義爆發。年僅16歲的蔣鼎文立即投筆從戎,參加了杭州學生軍。

1912年(民國元年),入紹興大通陸軍中學堂,后轉入浙江陸軍講武堂。

早期革命

1914年畢業后入浙江督署守備隊,歷任排、連長。

1915年去廣東,供職于援閩浙軍總司令部。

1917年,護法戰爭開始,蔣鼎文前往廣州,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隊伍行列。

1921年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謀部中校副官,第二年升任上校參謀,年僅27歲。 

1922年任北伐軍滇黔贛軍第一路司令部參謀。

1923年3月任大元帥大本營兵站總監部上校參謀。

1924年5月,黃埔軍校成立 ,蔣鼎文毅然丟開兵站肥缺,連降四級,出任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二學生隊區隊長,旋任上尉軍事教官。他有早起習慣,多被校長蔣介石所遇,留下良好印象。一日,軍校野外演習,蔣鼎文任連指揮,蔣介石與蘇聯顧問加倫將軍(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元帥)觀操。加倫即席發問,蔣鼎文對答如流。加倫對蔣介石說:“此人可重用。”由此,益受蔣介石器重。10月教導第1團副營長兼第二連連長,參加了平定“廣州商團叛亂”。

1925年2月,參加第一次東征陳炯明,作戰勇敢,升任營長、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5團團長。蔣鼎文做中下級軍官時,執行命令堅決、應對靈敏周到,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也稱贊。蔣介石對其頗信任,中山艦事件中擔負收繳工人武裝槍械和扣押蘇聯顧問、中共人員的就是他第5團。10月第二次東征時留守廣州。

北伐時期

1926年7月參加北伐戰爭,10月攻克武昌后,任收編委員會委員。

1927年1月升任總司令部直屬傷兵團少將團長;4月攻克南京后,任南京警備團團長;8月任浙東警備司令兼寧波市公安局局長;10月26 日任第1軍第1師師長,當 時國民革命軍渡江追擊孫傳芳部在鳳陽受挫,北上各軍受張宗昌、孫傳芳聯軍壓迫,接連后撤,形勢危急。蔣鼎文率第1師夜渡明光猛撲鳳陽,吸引敵軍注意后突率主力脫離,轉而攻下蚌埠,穩定了全盤戰線,這是蔣鼎文在軍事上最出色的一戰。何應欽特準保薦立功官兵。

1928年1月,蔣任第一軍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職,1928年參加第二期北伐,同年7月25日因北伐完成,各軍縮編,第一集團軍縮編為13個師,他任第9師師長。

1929年3月率部參加蔣桂戰爭,戰爭結束后任第2軍中將軍長,后又參加了討伐石友三、討伐唐生智的戰役。

中原大戰

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后,蔣鼎文部奔走于隴海、津浦兩線及其中間地帶,行動迅捷,飄忽不定,被稱為"飛將軍",頗受蔣介石贊賞,成為“蔣介石的五虎上將”之一 。作為一個軍、師長級的指揮官,蔣鼎文比起同時期其他人來,擅長機動戰,精熟于部隊敵前運動和編組,攻擊作戰經驗豐富,算得上相當出色。

圍剿紅軍

1931年7月,任第4軍團總指揮、率第九師、第五十二師,進入江西參加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圍剿”。(紅軍第三次反“圍剿”)蔣部先后在老營盤、方石嶺等地被紅軍擊潰。

1932年1月日軍進攻上海,蔣鼎文率兩部增援十九路軍,停戰后,擔任上海守衛。6月任津浦路南段警備司令。同年冬兼任川湘鄂贛皖蘇浙七省水警總局局長。

1933年春兼任武漢編練處處長,9月參加第五次圍剿,任五省剿匪軍北路軍前敵總指揮兼第二路軍總指揮。

1933年11月,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19路軍將領,反對內戰,抗日反蔣,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蔣介石急命蔣鼎文率10個師進入福建,大舉圍攻19路軍。蔣鼎文不遺余力,軍事政治手段并舉,只用不到1個月時間,就占據福建全境,搞垮了福建人民政府。事成之后,蔣介石派他擔任“剿匪”總司令,繼續對中央紅軍進行第5次“圍剿”。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長征。蔣鼎文部繼續在福建“圍剿”留在南方的紅軍游擊隊。

1934年,任駐閩綏靖主任。

1935年2月,中共著名領袖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被蔣部第36師逮捕。蔣鼎文奉蔣介石旨意,令36師師長宋希濂于6月18日將瞿秋白殺害 。

1935年4月1日,蔣鼎文被國民政府授予陸軍二級上將軍銜,成為蔣的五虎上將之一。11月選任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

西安事變

1936年7月任國防會議委員,1936年12月初,他被蔣介石召至西安委任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指揮,再次派往內戰前線與紅軍作戰。但在12月12日“西安事變”中被張學良、楊虎城扣留。12月17日受張學良所托向南京國民政府傳遞信息,并陪同宋子文、宋美齡赴西安談判。12月25日,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途中在洛陽停留,剛下飛機,蔣介石立即要求張學良放回蔣鼎文、陳誠、陳調元、衛立煌四員大將。27日,蔣鼎文等被釋放回南京。蔣鼎文在西安事變中,為蔣介石的安全奔走于西安、南京之間,"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表現了對蔣介石的一片忠心。

抗日時期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抗戰爆發后,10月4日任第4集團軍總司令、防衛福建,11月17日特派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主任。

1938年6月任陜西省政府主席兼中國國民黨陜西省黨部主任委員、陜西省保安司令,11月因胡宗南資歷不夠,特命兼任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以胡宗南為副掌握實權。

1939年2月任第十戰區司令長官。

1941年5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辦公廳主任。

蔣鼎文主政西北期間,濫用職權大發國難財。他深知蔣介石對下屬“只準腐化,不準惡化”的政策,徇私枉法,貪污成性,狂嫖濫賭,成為有名的“腐化將軍”。蔣鼎文通過貪污受賄、投機經商所聚斂的私產,數額巨大。 

1941年衛立煌任司令長官的第1戰區黃河北岸中條山失守后,黃河防務受到威脅,衛立煌被免職,蔣鼎文被調往洛陽繼任第1戰區司令長官兼冀察戰區司令,指揮第1戰區軍隊與日軍作戰 。

1944年4月,日軍豫湘桂戰役,國民黨軍參加會戰的兵力超過40萬,三四倍于敵人。在短短1個多月的時間里,蔣鼎文失地千里,38座城池被敵攻陷,損兵20多萬。中原戰敗,全國震動,輿論嘩然。7月初,交割了司令長官職務的蔣鼎文回重慶,引咎辭職,任軍事參議院參議。從此,蔣鼎文一蹶不振,基本上脫離了軍政界。他自認為這次失敗是“治軍從政40年來最大挫折”。

棄官從商

1945年5月選任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同年赴上海,棄官經商。先后在南京、上海開辦宏業磚瓦廠、輪船公司 。又讓蔡文媛到美國經營橡膠園,派其胞弟蔣鼎武在香港開辦振華公司。

1947年1月至10 月,他攜家眷旅居美國,后又游歷歐洲10 國。

1948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并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

晚年生活

1949 年7 月,國民黨政權瀕臨滅亡前夕,蔣鼎文一度被重新啟用,出任國防部東南區點驗整編委員會上將主任委員,負責點驗整編撤退到福建的國民黨軍隊,使其能繼續同人民解放軍作戰。8月,人民解放軍攻占福州后,蔣鼎文眼見大勢已去,逃到臺灣。到臺后,他正式以陸軍二級上將階退役,退役后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在臺期間,蔣鼎文聯絡鄉親成立諸暨同鄉會,任會長。他還捐款設立文教基金,為諸暨同胞所作貢獻良多。 

1974年1月2日,病卒于臺北。追晉一級陸軍上將。

人物軼事

濫賭成性

1930年10月,蔣鼎文與另外兩個軍長顧祝同、上官云相會師鄭州,聚興豪賭。蔣鼎文一夜輸光了全師官兵3 個月的薪餉。第二天,軍需處長需要發餉,蔣鼎文兩手空空,急得團團轉,只好硬著頭皮去見蔣介石。蔣介石大怒,立即命他向顧祝同等討回輸款。但顧推說,錢已作為犒賞發給官兵了。蔣介石無奈,只得給蔣鼎文一張5 萬元的支票,幫他渡過難關。蔣鼎文以濫賭聞名,實乃家傳。民高記載蔣父子朗“嗜賭如命,家境日漸破落”。然賭徒比常人更有忍、等、狠的精神。 

主要貢獻

蔣鼎文平生參與的兩件大事影響了中國歷史,即中山艦事件和西安事變。特別是西安事變,蔣鼎文為和平解決作出了貢獻。

1936年12月8日,蔣鼎文被蔣介石召至西安委任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指揮,再次派往內戰前線與紅軍作戰。但他尚未離開西安赴設在甘肅平涼的“西北剿總”前敵總指揮部前線,12日,即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東北軍、西北軍領袖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在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并在西安城內拘禁扣押了國民黨軍政大員陳誠、蔣鼎文、衛立煌等10余人。此后,蔣鼎文在這陡然發生的重大事變中,全程參與,并充當信使這一重要角色,成為“西安事變”的重要人物之一,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作出了貢獻。

西安事變發生的當天,國民黨在南京緊急召開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央政治委員會聯席會議。南京政府中,何應欽等人極力主張“討伐”張學良、楊虎城,調動“中央軍”和飛機準備進攻西安。宋子文、宋美齡為首的一派,為保全蔣介石,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12月17 日,張學良讓蔣鼎文帶著蔣介石給宋美齡和何應欽的信函,從西安飛往南京,向南京國民政府傳遞信息。蔣鼎文除了報告西安的情況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委座已下達停戰手令,張學良也有強烈的示和舉動。我們對此不能漠視,而應據此調整原有的計劃和安排,因為事情發生了變化。” 

人物作品

《日光巖銘》

在鼓浪嶼眾多的名人題刻中,蔣鼎文的《日光巖銘》尤為引人注目,“日光巖,石磊磊,環海梯天成玉磊,上有浩浩之天風,下有泱泱之大海。天圍古嶼作湯池,風鼓浪聲助奏凱,天柱不傾海不飛,我銘其崖視億載……”

1933年11月,國民黨19路軍在福州發動“福建事變”,蔣介石命蔣鼎文率15萬大軍鎮壓,蔡廷鍇兵敗流亡海外。蔣鼎文志得意滿,在游鼓浪嶼時,寫了這首《日光巖銘》。借描寫日光巖雄偉壯闊的景色,把自己視為棟梁之才,銘語文采飛揚,楷書工整有力,堪稱鼓浪嶼石刻中的精品。他同時在日光巖留下的題刻,還有以《鼓浪嶼》為題的七言絕句:“劫灰重拔憶朱明,浪鼓潮音警枕醒。四顧茫茫天水碧,神州生氣恃風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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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陳誠,字辭修,號石叟。1898年1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青田縣,先后

入高市小學、麗水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學和浙江省立第十一師范學校讀書,1917年畢業,二十歲了的陳誠經同鄉同學吳子奇的媒介和吳的妹妹吳舜蓮結婚。

后北上謀職途徑杭州投靠時任國會議員杜志遠(同鄉),由他代金北京。1919年,陳誠借了一張處州中學的畢業文憑,冒名頂替報考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但因考試成績差,身材矮小,不能錄取。后經杜志遠向陸軍部軍學司司長、主試官魏宗翰疏通,以備取生名義進了保定軍校第八期炮科。直皖戰爭爆發后,軍校停辦。他南下廣州,在新建粵軍第一師第三團服務,并于1920年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不久,保定軍校復課,仍回校繼續學業。1922年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后,被分配至浙江第2師第6團任少尉排長。

1923年3月,陳誠隨鄧演達去廣東參加革命,在鄧任團長的建國粵軍第1師第3團任上尉副官,旋調上尉連長,負責警衛大元帥府。5月陳誠隨孫中山出征西江沈鴻英叛軍,在作戰中胸部負傷,幸為鄧演達親自率部搶救而脫險。他在肇慶醫院養傷、治療期間,適逢大元帥行營參謀長蔣介石來院慰問傷員。這是陳誠與蔣介石匆匆而過的第一次接觸。 

1924年1月,任炮兵連連長;9月,參加第二次東征,炮轟惠州城,立了戰功,升任炮二營少校營長;6月,黃埔軍校正式建立。陳誠被該校教練部副主任鄧演達、學生隊副總隊長援引,于9月調到學校任上尉特別官佐(即候差軍官),擔任教育副官之職。第二年,學校設炮兵科,因陳誠系保定軍校炮科出身,就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隊區隊長。 

戰爭生涯

北伐時期

主詞條:棉湖戰役、龍潭戰役

1925年2月,廣州國民政府由許祟智任總司令,廖仲愷為黨

代表,組織第一次東征,挺進粵東,掃蕩軍閥陳炯明,陳誠被任命為校軍炮兵第1營第1連上尉連長。1925年2月中旬,陳誠的炮兵連在棉湖之役中將叛軍火力壓倒,使戰局轉危為安。棉湖一戰,默默無聞的陳誠受到了蔣介石、何應欽的贊賞。

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決定出師北伐,組成了以蔣介石為總 司令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陳誠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中校參謀。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師進抵浙江衢州,擔任中路作戰任務,在龍游、蘭溪一帶,與孫傳芳、孟昭月部展開激戰。陳誠率第六十三團在桐廬西北浪石埠過江,

與敵三師之眾背水苦戰數日,傷亡巨大。后來,他帶領一支特務隊,在深夜突襲敵之司令部。第二十一師乘勢追擊,克服新登,繼入杭州,浙江乃定。北伐軍分三路進攻蘇皖。第二十一師隨東路軍取淞滬,陳誠率第六十三團攻占吳江。三月,二十一師在浙江龍游、桐廬戰役中擊敗孫傳芳主力部隊,一舉拿下蘇州,陳誠的六十三團出力最大。四月,任二十一師少將副師長。六月,任二十一師師長,10月,被何應欽借故免職,后被保薦擔任軍事委員會軍政廳副廳長。

1928年初,蔣介石復出。4月,蔣任命陳誠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司令。陳誠就任警衛司令后,大力擴充實力,共組建三個警衛團,節制兩個炮兵團, 指揮兩個憲兵團,其實力超過雜牌軍的一個軍。1929年春,蔣任命陳誠為十一師師長,中原大戰后再升為十八軍軍長。由此,陳誠在蔣軍中的地位正式確立。 

軍閥混戰時期

主詞條:蔣桂戰爭、中原大戰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陳誠與羅卓英負責擬定作戰計劃。4月

,出敵不意,進兵賀勝橋,將桂系與湘鄂的聯絡截斷,致武漢頓陷孤立。這時,馮玉祥部虎踞中原。第十一師又奉蔣介石命令,于5月開往鄂北的襄、樊等戰略要地駐防。不久,師長曹萬順因處事失當,被調任新編第一師師長,陳誠即升任師長。陳誠一上任就對第十一師進行整頓。他公開提出選拔使用干部的條件是“不貪財,不怕死”、會帶兵、能打仗、沒有不良嗜好、忠于蔣介石,服從其命令。他大量羅致黃埔學生,用為中、下級干部,裁汰曹萬順的舊部。同時,對部隊加強整訓,提高作戰能力。10月,馮玉祥部東出潼關,進兵洛陽。蔣介石兵分兩路迎擊。陳誠受第二路總指揮劉峙節制,率領第十一師扼守襄陽、南漳。在襄陽城郊與馮軍激戰兩天,將張維璽部擊敗。

1930年4月,在蔣、閻、馮中原大戰中,任討逆軍第二軍副軍長。率十一師進攻濟南,8月,升任十八軍上將軍長,成為蔣介石嫡系部隊的王牌軍。中原大戰結束后被派往江西參加“圍剿”中共革命根據地。

1930年初,第十一師開赴武漢。2月間,陳誠派部隊將駐武昌

的曹萬順之殘部第六十六團包圍,實施武力解散,將軍官資遣回籍,士兵則撥補第十一師所管轄各團。4月,又奉蔣介石命令,收編湖北的徐聲鈺獨立第十三旅,將第十一師由原來的兩旅六團擴充為三旅九團制的甲種師,實力大為增強。5月,中原大戰爆發。9日,蔣介石令全線發起攻擊后。這時,幾經進攻蘭封、杞縣的蔣介石部隊,遭到晉軍依托堅固工事的抗擊,傷亡很大。陳誠便自告奮勇,采用中間突破戰術,企圖在楊固集打開缺口,再向兩翼卷擊。但猛攻兩天,迄未得手。隨后,他又協同蔣鼎文、趙觀濤師向左翼推進,卻遭到孫良誠、吉鴻昌等部從杞縣方面的阻擊,連攻數日,也無進展。后又從杞縣以南迂回,企圖經通許、陳留奇襲開封,也遭到龐炳勛、梁冠英等部的抵抗,在魏寨、陳莊一帶展開了爭奪戰。1930年6月24日,第六十一團陣地被梁冠英部夜襲失守。次日,陳誠即令旅長李默庵督第六十一、六十二團反攻,激戰終日,傷亡很大未能攻下。

7月,陳誠奉蔣介石命令,率第

十一師開往津浦線,參加對晉軍作戰。7月底,總攻開始后,他又率部相繼擊潰晉軍豐玉璽部,進占宮里、樓德鎮;擊潰李生達軍,進占蓮花峪、華豐、磁窯,激戰傅作義部,攻占界首,白馬寺。隨即,沿鐵路線,經萬德、張夏、崮山、黨家莊,向濟南追擊。1930年8月15日,在蔣光鼐、蔡廷鍇之第六十一師、第六十師之后進入濟南。克復濟南后,津浦線戰事告一段落,蔣介石犒賞各軍。第十一師領到獎金二萬元,陳誠晉升為第十八軍軍長,仍兼第十一師師長。時年三十四歲,人以“童子軍”相稱。8月下旬。蔣、馮、閻在鄭州展開決戰。陳誠與夏斗寅師,奉蔣之命,編為一個縱隊,擔任前鋒穿插任務。

1930年9月6日,總攻開始。他和夏斗寅帶領部隊,以鄭州為目標,運用錐形戰術,從西華、鄢陵和臨潁、許昌的中間地區向北挺進,大膽實施鉆襲。夏師到五女店受阻。陳誠在占領石象鎮后,以一部夜襲和尚橋,鉆進到董家店,前后縱深七十里。吉鴻昌等部向蔣投誠后,陳誠部繼續鉆進到洧川附近,將馮軍鄭州的外圍陣地分割得支離破碎。蔣介石即命各部急速攻擊前進。這時,忽然傳來鄭州密報:“敵將全線撤退”。時新鄭仍在敵手,人皆以為不可輕信。而陳誠研判當面敵情,認為非虛,便超越新鄭,督師兼程猛進。 

1930年10月6日,肖團在二里崗擊潰馮軍的掩護部隊后,便跑步由鄭州南門入城。這時,已近黃昏,石心志看到占領鄭州已成定局,便飛馳回到師部。陳誠立即填上時間發出告捷電報。當日黃昏,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師的便衣隊也搜索到鄭州東站,但沒有進城。蔣介石收到第十一師先占領鄭州的電報大悅,當即發給獎金二十萬元。陳誠為了表示“不稱功,不貪財”,他將所得十萬元,發給每個官兵二元,約用去四萬元,其余收作公積金。后來創辦了“十八軍南通殘廢軍人工廠”和“吉安農場”,以收容殘廢軍人和老弱士兵。11月,陳誠以觀操武官身份,陪同蔣介石前往日本觀看軍事演習。還參觀了軍事學校,訪問了僑界,使政治身價大為提高。

圍剿紅軍時期

1931年初,陳誠將教導第三師改編為第十四師,歸第十八軍建制,自兼師長,周至柔任副師長,羅卓英任第十一師師長,形成了陳誠軍事集團的基礎。不久,開赴武漢,分駐鄂南、鄂東和平漢南段。七月,第三次反共圍剿中,陳誠任第二路進擊軍總指揮。9月,他奉命接過被紅軍打垮了的第五十二師番號,以第十一師獨立旅和第十四師攻城旅編成一個師,自兼師長,升任周至柔為第十四師師長。不久,又以兩個旅和兩個團的兵力,對駐吉安西南地區的第四十三師采取包圍態勢,威逼其師長郭華宗離開,任劉紹先為師長,歸第十八軍建制。12月,由蔣介石和宋美齡主婚,陳誠與譚祥在上海結婚。

1932年冬,蔣介石陸續調集三個多個師的兵力,開始部署對中央蘇區的第四

次大規模“圍剿”。次年1月,陳誠從南京回到杭州做準備。為了有利于軍事的進行,他提出實行所謂“限田制度”,采用向地主贖買土地的方法,實現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他要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實驗,但被省主席熊式輝所拒絕。月底,陳誠任中路軍總指揮。 

1932年3月20日,第四次圍剿失敗后,陳誠遭到同僚各方面的攻訐。5月,陳誠回到杭州,擬訂了兩個方案,即:“繼續進攻”和“分區清剿”。為了適應軍事形勢,陳誠將總指揮部移駐崇仁,主力仍擺在中路軍方面,調羅卓英回第十八軍任副軍長。經過整頓,在第四次圍剿中嚴重受挫的陳誠軍事系統的實力,又得到恢復和擴充。7月,蔣介石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自兼團長,陳誠任副團長,他負實際責任處理軍訓團的重要事務,協調顧問、教官和營長的工作,指揮政治和軍事訓練的正常進行,侍奉經常來團訓話的蔣介石和來團觀察的其他黨政要人,對教官和學員作精神和軍訓講話。在這期間,陳誠先后作了三十多次講演、訓話,強調要“服從統帥”,“信仰領袖”。要求學員凡聽到“蔣總司令”、“蔣委員長”時,要立即肅靜立正。在講演中,還宣傳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方針。至9月上旬,辦了三期,受訓人員達七千五百九十八人。

9月下旬,蔣介石調集五十萬兵力,開始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陳誠奉派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兼第三路軍總指揮。正值陳誠部開始向蘇區逼進時,“福建事件”發生。蔣介石親赴南城,與陳誠舉行秘密會議。為截斷閩贛兩省紅軍的聯系,陳誠先命薛岳率領五個師占領東坪墟,進攻營前之紅三軍團。12月,令薛部東進黎川,修筑熊村、湖坊、黃土關、杉關、邵武、光澤、飛鳶、洵口等地碉堡線。

1934年3月,陳誠調集三十三個團,在空軍配合下,與紅軍林彪部的二十七個團展開激戰,奪取贛南重鎮廣昌。接著,又攻占建寧、石城等地。九月,開始第五次圍剿,陳誠任北路第三路總指揮,占領江西廣昌、石城、瑞金等重鎮。10月,紅軍主力開始長征,任駐贛綏預備軍總指揮。12月,任軍事委員會陸軍整理處處長。

同年,蔣介石決定籌辦廬山訓練團,陳誠奉調去廬山,擔任訓練團副團長。

1934年10月6日,陳誠回到廣昌,不久,他抵寧都,得知紅軍開始實行戰略轉移,便保薦薛岳為“追剿”軍前敵總指揮,率吳奇偉、周渾元等三個軍,及萬耀煌的第十三師追擊。自任駐贛預備軍總指揮。

1935年3月,蔣介石在武昌成立軍委會委員長行營陸軍整理處,綜理陸軍整理事宜。陳誠被任命為這個處的處長。他一面派員到附近各省區校閱部隊,一面在武漢設立軍官團,輪訓各部隊的軍官,并選調高級將校為整理處干部。19日,赴北平軍委會拜謁軍政部長何應欽,商定華北駐軍整理方案,并檢閱東北軍的商震部、萬福麟部,以及第二、第二十五師。4月底,赴貴陽晉謁蔣介石,報告華北、東北軍情況,請示整軍方針。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拉開了大幕。和平解決后,陜西省在蔣介石躲藏處修了一座亭子,名為“正氣亭”。國民黨要人戴季陶、陳誠、陳立夫、胡宗南、王耀武等先后題詞,歌頌蔣介石。1935年(民國廿四年)秋,被派往四川創辦峨嵋軍官訓練團。

年1936年春,中國工農紅軍到達陜北后,陳誠奉蔣介石之命,任晉綏陜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率大批國民黨中央軍到山西堵擊紅軍。六月,奉命赴粵設立“廣州行營”,解決陳濟棠、李宗仁聯合反蔣的“兩廣事件”。十二月在“西安事變”中,與蔣介石一起被張學良扣留,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又參與東北軍和西北軍。

1937年春,陳誠任軍政部政務次長,兼武漢行營副主任。4月,他邀張發奎、黃琪翔等到溫州、臺州沿海視察地形。部屬問他,內戰停止了,國家總算統一了。國共兩黨曾經合作北伐,今后是否能合作抗戰呢?陳誠回答說:“抗日遲早要抗日,但委員長的政略、戰略思想,不是我們能夠揣度的。我們只有眼從命令,不好隨便揣測。”抗日戰爭爆發,國民黨政府當局抗戰之議未決,陳誠以為,“與其不戰而亡,孰若戰而圖存”。并提出牽制日軍主力,使敵自東而西,不使其由北而南的戰略。日本侵略軍進犯上海,陳誠被任命為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第十五集團軍司令,死守昆山一線,多次組織指揮大會戰。7月初,蔣介石兼團長,陳誠為教育長,又在廬山辦訓練團。聘請名流學者、大學校長、教授為講師,輪訓部隊的中、上級軍官和文職人員的中學校長、國民黨各省市黨部委員,以及縣長、專員等,以統一國民黨內對抗戰的思想。可是只辦了兩期,“八·一三事件”發生了。

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

主詞條:淞滬會戰

1937年8月18日,陳誠奉蔣介石電召抵達南京,策定抗戰計劃與戰斗序列。第二天,與熊天翼赴滬視察,于20日返回南京。蔣當即發布陳誠為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并增調部隊赴滬參戰。8月22日晚,日軍以大將松井石根為司令官,率第三、十一師團等部,在吳淞、川沙強行登陸。陳誠率第十五集團軍進行阻擊。他以八十七師之一部及教導總隊之一團、上海保安總;團一部向張華浜登陸之敵攻擊,令在吳福線之第十一師及在楊行、寶山方面的第九十八師轉向獅子林、川沙口方面之敵攻擊,用汽車輸送在昆山、吳縣附近集結的第六十七師向羅店挺進,并急調正向常熟、福山前進之第十四師,向太倉、羅店方面前進,以求會殲登陸之敵。但各部趕到戰場時,日軍主力已登陸成功。看到敵軍增援不絕,未能將敵壓迫在江中而殲滅,已失去戰役初期的主動權,便建議轉移陣地,逐次抵抗。9月17日,中國軍隊即退守北站、江灣、廟行、羅店、瀏河口一線,轉入防守。

1937年9月21日,中央軍委會調整第三戰區作戰部隊。陳誠率第十五、第十九兩集團軍組成左翼作戰軍。第二天,日軍為確保其側背安全,在戰車、火炮掩護下,向瀏羅公路猛撲。中國守軍奮力抵抗,死傷慘重

1937年10月11日,日軍向蘊藻濱中央作戰軍發起攻擊,以控制大場、南翔,切斷閘北、江灣、廟行中央作戰軍歸路。這時,中國軍隊的第五軍,及第一七一師、一七三師、一七四師和一七六師,正陸續向上海輸送。于是,陳誠對這次作戰提出了三個意見:第一是以第五路軍由蘊藻濱北岸,同時以兩個師由蘊藻濱南岸,各以一部由南岸及羅嘉公路以北取攻勢,對敵實行殲滅戰。第二是以第五路軍據守蘊藻濱南

岸,以第十六軍和第六十六軍之一部,再另抽調幾個師,由蘊藻濱北岸突擊,將渡過蘊藻濱南岸之敵包圍殲滅。第三是暫取守勢,待第五路軍集中后,再相機出擊。經統帥部決定采用第三條。但因情況所迫,乃決定乘敵攻擊疲憊之機,突予猛擊,以求擊破渡過蘊藻濱南岸之敵。

1937年10月25日晚,開始總攻。經過三日激戰,撤至蘇州河南岸到小南翔一線。

1938年1月,南京政府遷至武漢,湖北成為四川大后方的門戶,陳誠任湖北省主席、武漢衛戍司令和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負責武漢防務。在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統一戰線中,陳誠兼任武漢中央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當時周恩來為副部長。

南京失守后,國民黨的軍政領導機關大部分遷移武漢。這年春,成立武漢衛戍總司令部,陳誠任總司令。同時,還奉命兼任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部長、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員會委員、中央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書記長、中央訓練團教育長等職。國民黨內部稱他是“蔣介石的替身”、“第二號人物”。

武漢淪陷后,陳誠將九戰區軍事交由薛岳代理,自己赴渝請訓。他向蔣介石報告說:“以兼職過多,不僅招致物議,抑且有誤事公。請就可能,畀以專職,或可無大遺誤。”當即受蔣面諭:“以辦理政治部事宜為主,鄂省主席則令嚴立三兼代。”但實際上,仍不時奉派赴湘、粵、桂等地指揮戰事。

1939年9月,日軍以贛北、鄂南兩路策應湘北主力軍,會攻長沙。陳誠奉命和白崇禧抵湘,協助薛岳指揮作戰。出發前,他曾提出長沙“守”與“不守”兩條,奉批“不守”。因此,一到達淥口,就將蔣介石的旨意轉告給薛岳。薛不以為然,說:“長沙不守,軍人之職責何在?”雖一夜之間,九次電話命薛退出長沙,而薛不聽。陳誠怕彼此爭論過久有礙戎機,在向薛詢問部隊的情況后,乃一面與白商定,命薛岳反攻;一面將薛之決心及當時情況報告蔣介石。取得了湘北抗戰的第一次勝利。

抗戰期間,陳誠先后還兼珞珈山軍訓團教育長、航空委員會、中央訓I練委員會主任委員、軍委會戰時工作干部訓練第一團副團長、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和中央訓練團教育長。在抗日作戰中,所部取得上高戰役、湖北戰役的勝利。

1943年,陳誠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同年五月,離滇返鄂,指揮對日作戰,取得鄂西大捷。1944年11月,任軍政部部長。1945年1月,兼任后勤部總司令。民國三1946年6月,任國防部參謀總長兼海軍總司令。

1946年秋,經陳誠策劃,把隆昌、綦江、杭州等地國防部新聞訓練班結業的青年軍復員軍人編成國防部人民服務總隊。蔣介石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動了空前規模的反共內戰,調集數百萬大軍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十月十七日,陳誠在北平向中外記者宣稱:“三個月至五個月內解決共產黨解放區問題”。然而,全面進攻卻沒有進展。

1947年8月,蔣介石又委任他為東北行轅主任,派往危機四伏的東北戰場,指揮國民黨軍先后向山東、東北解放區進攻,均被擊潰。 

主政臺灣

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10月,蔣介石為安排后路,派陳誠主

持臺灣政務,改編和整訓由大陸遷往臺灣的部隊,先后被任命為臺灣省主席兼臺灣警備總司令。并兩度被選為國民黨副總裁,“行政院院長”。

1949年初,陳誠首先宣布入臺管制。陳履安說,當年父親陳誠宣布入臺管制也有防止左翼人士趁機入臺的用意。但是也正因為這項管制的政策,限制了部分國民黨的官員進入臺灣。

1949年初,蔣介石發表“求和”文告之后,國民黨軍隊向臺灣的大規模轉移就已經開始。陳誠于是立下了部隊登臺的新規矩。于5月19日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頒布了《戒嚴令》。

1949年2月,就任“臺灣省主席”的兩個月之后,陳誠發布命令,在臺灣公布實施“三七五減租”的土地改革。

1950年3月,陳誠在蔣介石的安排下成為“行政院長”,他以

陳誠在省立第十一師范學校第二期照片“行政院長”的身份繼續推行土地改革,并且在1952年底正式發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內容,農民以合理補償的方式獲得地主的田。即通過國家主導的方式,以一種溫和的補償方式,來達到將大量地主的土地分配到佃戶手中,進而產生了大量的自耕農。

陳誠1954年被選為中華民國“副總統”。同年11月,兼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人物逝世

1963年12月,因病辭去一切職務,1964年3月,再度當選“副總統”。于1965年3月5日,因肝癌去世臺北,終年67歲。

陳誠去世后,蔣介石為他舉行隆重的葬禮,并親自到靈前獻花圈,并指令張群、何應欽等元老和“五大院院長”諸位大員組成治喪委員會,按國民黨最高級的級別發喪。按他生前的意愿,以家鄉傳統的儀式,安葬在臺北縣泰山鄉同榮村。 

人物軼事

蔣系人馬

陳誠接到臺灣省主席任命的幾天之后(1949年元旦)蔣介石發布了求和的文告,宣布下野。陳誠之所以會去臺灣,是源于蔣介石的安排,蔣介石在最關鍵的時刻把開辟最后退路這個重要的任務交給了陳誠。

蔣介石提拔人的時候有三條不成文的規定:一是重用黃埔系出身的軍人,因為蔣是靠黃埔系起家的;二是重用同鄉;三是重用對蔣介石個人十分忠誠的人。陳誠是三者兼備。此外,他還是蔣介石的干女婿。

每次父親陳誠與蔣介石意見相左,只要蔣介石作了決定,陳誠總是默默執行。此外,陳誠還有一個過人之處,就是他能夠代蔣受過。因為這一點,他深得蔣介石的賞識。抗戰勝利之后,陳誠成為一級上將,在黃埔系中,地位僅次于蔣介石。 

連任風波

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陳誠與蔣介石之間出現了難以彌補的隔閡。在陳履安看來,父親與蔣介石最大的沖突,是出現在蔣介石第二次連任“總統”的時候。

陳履安說,第一次在臺灣“總統”大選,沒有問題,因為照“憲法”,老“總統”可以連任,但是第二次(連任)就有點問題了。第一次是1954年,第二次是1960年。在1959年,就要提名了,依照“憲法”不能連任,怎么辦?老蔣“總統”不說,不談這個事情,你們看著辦。時間越來越迫切了,我父親就找了些大佬來研商,因為他是“副總統”。想出個辦法,修改《臨時條款》。

陳履安回憶說,1959年《臨時條款》經過修改之后,賦予“戡亂時期”“總統”無限期連任的機會。1960年,蔣介石再度當選“總統”,依舊任命陳誠為“行政院長”,但是陳誠

卻已經心灰意冷。

陳履安說,在1960年7月,我父親在日記里面就寫了,為了一件事情,我父親很生氣。他還在做“行政院長”時就得到消息,說軍中傳言“行政院”要加薪,決定不加了,有錢不加薪,尤其軍人不加薪。

1963年,因為“反攻大陸”的計劃,陳誠與蔣介石發生了很大的沖突。陳誠對蔣介石說,一旦“反攻”的號角響起,他仍然要請命出征,但是他不同意貿然地“反攻”。

1964年病重之際,陳誠最后向蔣介石提出辭去“行政院長”的要求,終于得到了批準。

1965年3月5,陳誠因肝癌病逝于臺北,享年68歲。 

土地改革

到臺灣后,陳誠主張“人民至上,民生第一”,實行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即通過對地主的限制來達到安定社會的目的。該條例規定了地主收入的上限,亦即耕地租租額不得超過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獲總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約3/8)。此外,它也遏止了由于地主和佃農之間的陋規而產生的種種不平等現象,如租約短暫、地主可任意奪佃、押租金、預收地租、作物歉收時亦需繳交的鐵租、副產物租等。

之后改革幣制,發行新臺幣、又實行耕者有其田,提出“以農業培植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

捐贈事跡

在1931至1941年(民國二十年至三十年)間,每年樂助1400銀元為給學校開支費,直接資助到解放前夕。并贈送石門中學的圖書:《古今圖書集成》1627冊,全國省縣志3234冊,《四部叢刊》、《萬有文庫》各一套。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支持劉耀東編造《栝蒼叢書》九十卷,由陳誠資助付梓完成。 

家庭關系

祖父陳錦藝,一生務農。父名陳應麟,晚清秀才,畢業于杭州兩級師范學堂。曾任青田縣教育科長和縣敬業小學校長,為教育事業服務終身。母為洪氏,育三男一女,長子陳誠,次子陳源(字正修),三子陳敏(字勉修),女兒陳金花。陳誠原配妻子吳舜蓮,兩人未生有子女。

1932年元旦,陳誠與譚延闿的女兒譚祥結婚,育有四子陳履安、陳履慶、陳履碚、陳履潔,二女陳幸、陳平。 

社會評價

陳誠在大陸情勢逆轉的關鍵時刻,整編來臺部隊、改革幣制、穩定金融、推行土地改革、規劃地方自治;是蔣中正以外的第二號人物,對臺灣社會與經濟具有深遠的影響。(臺灣“國史館”) 

陳辭修是愛國的人。(周恩來評) 

是少數不要錢肯苦干將領應多親近。(戴笠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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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峙

人物生平

幼年磨難

1892年6月30日,劉峙出生于江西省吉安縣(現吉安市吉州區長塘鎮)廟背村的一戶農民家庭。父親是農民,在他不滿周歲之時,因稻田放水與鄰村的惡霸地主發生爭執,被打死于一條小河的橋下。其母胡氏無依無靠,只好攜子到吉安城里的一家爆竹店幫工,后被老板看中,結為夫妻。不久,店老板暴病死亡。為了生存,胡氏又改嫁吉安縣城的一個卸任統帶黃小山。黃小山和劉峙的母親本來就是戰地鴛鴦,當黃的部隊移防時,劉母死活不愿意離開江西吉安老家。黃小山只帶走了這個繼子劉峙(這時改名叫黃誼本),回到自己家鄉湖南瀘溪,交給結發妻子唐氏撫養。

成長求學

黃家待他不薄,先后在私塾、觀瀾書院、浦市高等小學堂就讀,還曾跟著繼父去日本。但是后母始終是護著自己的親子,劉峙也難免受點委屈。曾感嘆:“因為貧窮,才知道知識也是要花錢買的。”

1905年冬,他隨繼父赴日。到達東京后,正值中國留學生抗議日本政府的罷課運動,他只好離日回國,雖然沒有完成留學夢,但卻大大開闊了眼界。

投筆從戎

1907年,他決定投筆從戎,考入湖南陸軍小學第三期,當時陸小在瀘溪只招兩個人。因是外鄉人,劉峙備受同學的嘲弄和欺凌。劉峙有一套處世哲學,忍耐為上。他認為,為人渾厚容物,自有好處,古往今來,能成大事者莫不有一種渾容氣度。為了自勉,劉峙取其宅號為“渾容軒”。

1911年,陸小畢業,又升入武昌陸軍中學第三期。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他加入了學生軍,守衛武昌。后來又離開隊伍返回吉安,考入憲兵,到南昌服務。

1912年7月,全國各軍事學校恢復上課后,劉峙北上進入北平附近清河鎮的陸軍第一預備學校。在校期間,他和一部分同學秘密組織了輔仁社,反對竊國大盜袁世凱。

1913年7月,江西都督李烈鈞在湖口誓師,發表討袁通電。劉峙借故請假南下,參加國民黨的“二次革命”。不久,江西被北洋軍閥占領,他只好重返學校。

1913年,考入河北保定軍官學校第二期步兵科學習。與他同期入學的有熊式輝、陳繼承等人。在保定軍官學校期間,劉峙除了認真學習所開的課程外,還閱讀了大量的國內外政治書刊,并將步兵操典背得爛熟。

1915年,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被分配到冀東開平巡防營見習。時逢護國運動興起,劉峙遂棄職南下廣州,歷任粵軍連長、支隊長、營長等職。初到廣東,劉峙在岑春煊的護國軍兩廣都司令部任上尉參謀,后到滇軍第四師第七旅步兵三十八團任六連連長,參加了南路討伐龍濟光的戰斗,旋被調到援贛第四軍第一梯團第四支隊任隊副兼第一營營長。

1920年,援贛軍與桂系陸榮廷的部隊發生矛盾,被迫移駐福建,改稱贛軍。

1921年初,劉峙被陳炯明調到粵軍總司令部當少校副官,并加入國民黨,6月,調往粵軍第二軍任中校副官,不久,又被調到粵軍第七旅第十三團任中校團副,參加了反擊桂系進攻廣東的戰斗。

1922年春,孫中山在桂林誓師北伐。劉峙被任命為大本營游擊第一支隊隊長。該支隊作為北伐軍的先頭部隊,進入江西與北洋軍作戰。劉峙部雖僅有一百余支槍,但在當地民眾的幫助下,連戰皆捷,一直攻到吉安附近。 同年11月,劉峙返回廣東,被安排在許崇智的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部任中校參謀兼衛隊隊長。討伐陳炯明的戰役結束后,許崇智軍中非廣東籍的軍官多遭排斥,劉峙也被改任為軍事參議。

黃埔福將

1924年夏,劉峙由黃埔軍校總教官何應欽介紹,到軍校擔任戰術教官,旋又調校本部參謀處當科長。是年底,黃埔軍校成立了教導團,何應欽任第一團團長,劉峙任該團第二營營長。從此,劉峙與團長何應欽及營長顧祝同、錢大鈞、蔣鼎文、陳繼承等結成一團。 1925年2月,劉峙率部參加第一次東征,討伐陳炯明,因在淡水、棉湖激戰中戰績顯著,接著又在平定劉震寰和楊希閔的叛亂中建立戰功,故在是年8月接替何應欽升為第一團上校團長。10月,他又率部參加了第二次東征。

1926年2月,教導團擴編為第二師,劉峙被任命為副師長兼參謀長,旋任師長,下轄蔣鼎文、陳繼承等團,駐防廣州。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制造了“中山艦事件”。在這次事件中,劉峙忠實地執行蔣介石的命令。當蔣介石召集衛戍部隊講話后,劉峙緊跟著宣讀了要逮捕的共產黨人名單,隨即率部扣押了第二師和海軍中的所有黨代表及共產黨員。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劉峙第二師擔任總預備隊,跟隨蔣介石進入湖南,先后參加武昌、南昌的攻城戰斗。因在南昌的激烈戰斗中,指揮官王柏齡突然失蹤,劉峙便接替了指揮官一職。在蔣介石的總指揮下,劉峙率第一、二師擊潰了南潯鐵路正面的孫傳芳軍隊,到達吳城。11月24 日,北伐軍在江西全境取得勝利,奉蔣介石之命,乘勝進軍浙江。

1927年3月16日,劉峙奉命移駐上海,擔任交通警備。

1927年1月,劉峙在浙江桐廬縣橫村埠將盧香亭的主力打垮,便率軍進入浙江省城—杭州。2月,在上海附近的松江,遇到畢庶澄率部頑抗,劉峙將其擊潰后,乘勝攻下上海附近的昆山、太倉、瀏河等要地。此時的上海工人糾察隊在北伐軍的勝利鼓舞下,舉行了第三次武裝起義,并取得了成功。劉峙率部移防上海、閘北、吳淞一帶,擔負警備任務,隨即又調防鎮江、常熟。

1927年4月12 日,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劉峙充當了蔣介石鎮壓革命運動,殺害共產黨人的幫兇,成了蔣介石的心腹和“八大金剛”之一。

1927年5月,劉峙被任命為第一路軍第十三縱隊指揮官,受命由常熟渡江,進攻北洋軍周蔭人防地,周蔭人部不堪一擊,劉乃率部乘勝追擊,直達灌云、東海,再克漣水、淮陰,最后駐防江都。 同年8 月,孫傳芳不甘失敗,偷襲龍潭。此時劉峙部隊已返回江南,擬到杭州休整。忽聽孫傳芳偷襲,劉峙即令副師長徐庭瑤率部迎擊,自己馬上從杭州起程,親率第四團趕往鎮江,指揮作戰。8月28日,劉峙在行軍途中,所乘火車與另一火車相撞,死傷二百余人,劉峙也負了傷。他帶傷指揮部隊轉入防御。孫傳芳發動全線進攻后,劉峙陣地被突破,形勢危急。幸虧增援部隊趕到,次日轉入反攻,將孫軍全部殲滅。此役結束后,劉峙擢升為第一軍軍長兼第二師師長,率部駐防上海。

1928年1月,蔣介石復職,繼續北伐,劉峙任第一集團軍第一軍團總指揮兼第一軍軍長,轄有楊勝治第一軍、繆培南第四軍、顧祝同第九軍,5月1日克濟南,因日軍干涉(濟南事變),繞道德州繼續北伐,6月,北伐完整,部隊縮編,劉峙任第一師師長。此后,劉峙在蔣桂戰爭(蔣介石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中原大戰中為蔣介石賣命,屢屢在形勢不利的局面中轉危為安,反敗為勝,立下赫赫戰功。

蔣桂戰爭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令劉峙任討逆軍第二路軍總指揮兼第一軍軍長,率本師和顧祝同的第二師和蔣鼎文的第九師和朱紹良的第二軍,水陸兩路,沿長江西上,首戰即將胡宗鐸擊敗,直搗武漢。4月5日,桂系棄城而逃,劉峙等部進占武漢后繼續追擊。夏、胡、陶見大勢已去,于4月21日聯合通電下野,其余部隊全被劉峙等部包圍繳械。

1929年12月,唐生智在河南通電反蔣,湖南的何鍵態度不明,北方的馮玉祥、閻錫山也躍躍欲動。蔣介石慌了手腳,親筆寫信叫劉峙能戰就戰,否則退回南京。劉峙憑一股勇氣,指揮第一軍出武勝關攻克確山,在遇到多年不遇的暴風月后,又主動選擇有利陣地實施防御,力抗唐軍沖擊達一周之久,并暗中策動楊虎城出兵抄唐生智的后路,結果把唐生智打垮。

中原大戰

1930年3月,中原大戰爆發,率部回師河南,與馮玉祥、閻錫山大軍激戰與許昌、新鄭之間,前后戰數十合,從馮玉祥的口袋陣突圍而出,殺傷甚眾。7月,以第二軍團總指揮轉移兵力于津浦線,以陳誠的第十一師為先鋒,打敗傅作義,重新戰領濟南,使戰局出現根本性的轉折。

1931年7月,會同東北軍于學忠,南北夾擊,消滅反叛的石友三7萬之眾。

1932年6月,蔣介石發動對鄂豫皖的第四次圍剿,劉峙指揮中路軍7個縱隊(包括陳繼承的第2縱隊、衛立煌的第6縱隊)采用并列推進、縱深配備、步步為營、邊進邊剿的戰術攻占大別山根據地中心新集、金家寨,迫使紅四方面軍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離開根據地。受到蔣介石的嘉獎,并將河南新集命名為經扶縣以示表彰。

1933年,任贛粵閩湘鄂“剿匪”軍北路總司令,戰無不勝,高居五虎上將之首,名聲一時無二。

1935年4月,劉峙升為二級陸軍上將,還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其時四十有三,一時風光,無人出其右。當時人們把蔣介石、何應欽下面的中央軍五個二級上將并稱為五虎(劉峙、顧祝同、蔣鼎文、陳誠、衛立煌)劉為五虎之首。國民黨軍界上層均對劉峙的“福星高照”、官運亨通表示羨慕,都譽他為“福將”。

抗日戰爭

1936年“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委派他整編了張學良、楊虎城所部軍隊。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國民黨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集團軍司令。在平漢路戰役被日軍打的一潰千里,被譏笑為長腿將軍。

1939年,任重慶衛戍總司令。

1945年2月,劉峙調任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接替李宗仁,抗日戰爭結束后,獲得青天白日勛章。 

解放戰爭

鄭州綏靖公署主任

1946年元旦,劉峙就任鄭州綏靖公署主任,統率河南、陜西兩省第一、五戰區部隊。

1946年6月18日,蔣介石電令劉峙“統一指揮五、六兩綏署之部隊圍殲李先念部”。6月20日共軍分兩路突圍出去。劉峙迅速判明了突圍主力方向,進行窮追猛打,最終王震縱隊只剩4000人返回延安,王樹聲縱隊在伏牛山也站不住腳,化妝離隊。劉峙總計調動10個整編師和近10萬人的地方部隊,以30余萬大軍,呈一個半圓形陣勢把中原解放區包圍起來,欲置6萬中原解放軍于死地。

1946年9 月6日,趙錫田的第三師戰線突前,被渡過黃河的劉鄧大軍包圍,全軍覆沒(定陶戰役)。敗訊傳至廬山,蔣介石勃然大怒,剝奪了劉峙的軍職,調回南京,委任為戰略顧問委員會上將委員。

徐州剿總

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的徐蚌會戰(徐蚌會戰是國民黨對這場戰役的命名,淮海戰役是共產黨對這場戰役的命名)中蔣介石重新起用劉峙為徐州剿共總司令。劉峙當即表示:“要我做官,不能奉命;要我拼命,義不容辭!”在他就職的第九天,河南開封被解放軍陳毅、粟裕部攻克。

1949年1月6日,解放軍發起總攻,全殲杜聿明兵團,活捉杜聿明,歷時55天的淮海戰役殲敵55萬余人。

1949年9月17日,劉峙應老友顧祝同之約,重游了黃埔軍校舊地,但見“一片荒涼,令人有荊棘銅駝之感”。看到這破敗的景色,聯想到個人的窮途末路,劉峙禁不住悲從心來,潸然淚下。

晚年生活

1950年至1953年底,劉峙居印度尼西亞。

1954年1月,去臺灣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總統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定居臺中市。

劉峙回到臺灣后,定居于臺中市,過著極其平淡與平靜的生活,每日里讀讀書,寫寫日記,閑暇時回憶回憶往事,且憶且述,數年后居然整理出一部《我的回憶》。因沒錢出版,劉峙的這本回憶錄先以油印本形式在昔日同僚、部下中傳閱,后被出版商相中,才得以正式出版。

1965年,與他在印尼落魄患難的妻子黃佩芬因病去世,這件事對年邁的劉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從此后他益加落落寡歡,在寂寞孤單中消磨歲月。

1970年1月15日在臺灣病逝,終年79歲。

主要戰績

龍潭戰役

1927年8月蔣介石下野后,孫傳芳乘機卷土重來,偷襲龍潭。本已返回江南的劉峙當機立斷,命令副師長徐庭瑤率部迎擊,自己從杭州起程,親率第四團趕往鎮江,指揮作戰。不久,他又帶傷親赴前線指揮,勇猛反擊,一舉擊潰孫傳芳主力,迫使其倉皇向江岸潰退,從而扭轉了這一關鍵戰局。隨后,劉峙又率部完全克復龍潭。

劉峙因這一奇功,被蔣介石擢升為第一軍軍長,成為繼蔣介石、何應欽之后的第三任。

蔣介石正式復出后,劉峙又升任為第一集團軍第一軍團總指揮,轄有4個軍:劉峙自己兼任軍長的第一軍、顧祝同為軍長的第九軍、廖培南為軍長的第四軍、楊勝治為軍長的第十軍。

此時,何應欽因被蔣介石懷疑有異心,調任為總部參謀長的虛銜,第一集團軍由蔣介石本人兼任總司令,共轄有4個軍團,其余3個軍團總指揮為陳調元、賀耀祖、方振武等非黃埔系將領。

劉峙由此成為繼何應欽之后軍界地位最高的黃埔教官,大有取何應欽代之之勢。

蔣桂戰爭

1929年3月,李宗仁、白崇禧的第四集團軍(桂系)與蔣介石的第一集團軍(中央軍)開戰后,劉峙擔任討逆軍第二路軍總指揮兼第一軍軍長,奉蔣介石之命率軍水陸并進,沿長江西上,一舉擊敗李宗仁的干將胡宗鐸。

隨后,他占領了桂系重鎮武漢,將胡宗鐸等人所部包圍繳械,為蔣介石打敗李宗仁、白崇禧創造了先機。隨著其他戰場相繼失利,李、白二人很快宣布下野,逃往香港等地避難。

蔣唐戰爭

1929年12月,唐生智又通電反蔣。蔣介石鑒于當時形勢,親筆給率軍迎敵的劉峙寫信,說能戰則戰,不能戰則退回南京。不想劉峙又一次大勝。他指揮所部先是攻城略地,隨后選擇有利陣地實施防御,阻擊前來進攻的唐軍達一周之久。與此同時,他又暗中策動楊虎城出兵抄唐生智的后路,最終打垮了唐生智,終結了他的東山再起之夢。

中原大戰

1930年3月,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之間的中原大戰爆發后,劉峙擔任第二軍團總指揮,率部轉戰東西,斬關奪隘,屢敗對手。后來還打敗了閻錫山麾下有名將之稱的傅作義,重占濟南,再次扭轉了戰局。

圍剿紅軍

1932年6月,劉峙擔任中路軍副司令官(司令官為蔣介石),“圍剿”中共的鄂豫皖根據地,與他的黃埔一期學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對敵。他指揮所部步步為營,最終拿下了鄂豫皖根據地的首府新集和金家寨,迫使徐向前與張國燾匆匆千里長征。

這是鄂豫皖的第四次“圍剿”,終于得以一竟全功,蔣介石興奮不已,特別褒獎劉峙,破天荒地將新集以劉峙的字命名,改為經扶縣。

1935年4月蔣介石首次授銜,授予他二級上將軍銜,與號稱“小諸葛”的白崇禧同列,排名第七位。黃埔系將領里則居于第一,僅次于一級上將何應欽。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又升任為第一戰區第二集團軍總司令。 

家庭成員

祖輩
  
母親:胡氏(1932年7月2日去世于開封劉峙時任河南省主席的官署)
妻妾

元配:楊莊麗1976年6月13日在臺北去世

側室:陳氏

黃佩芬

兒女

長子:劉滌寰 1920年生(與陳氏所生)

劉滌安(與陳氏所生)

劉滌定(與陳氏所生,在臺游泳夭折)

劉滌寅(與陳氏所生)

劉滌宣(與陳氏所生)

長女:劉滌宙(與陳氏所生)

次女:劉滌寧(與陳氏所生)

三女:劉滌宸(與陳氏所生)

長子:劉滌宏(與黃佩芬所生)

次子:劉滌容(與黃佩芬所生)

長女:劉滌宜(與黃佩芬所生)

次女:劉滌宛(與黃佩芬所生)

外孫劉偉超
曾外孫女劉潔

劉峙的元配楊莊麗與其同年生,19歲即歸配劉峙,由于楊莊麗無法生育,于是給劉峙買了僅十幾歲的廣東石城陳氏給他當側室,此時劉峙已30歲。陳氏生有多個子女,按楊氏要求,他們都喊楊為“媽媽”,而喊陳為“姨娘”。

長子滌寰,1920年生,曾在臺灣農復會擔任過低級事務員。他由楊氏撫育長大,配婚皖中宿將張克瑤之女。

另有子滌宇、滌安、滌定(在臺游泳夭折)、滌寅、滌宣,女滌宙適劉氏,滌寧適趙氏,滌宸適葛氏。大陸解放時,楊莊麗帶著陳氏所生的子女逃到臺灣。

1941年劉峙又納黃佩芬,黃氏早年畢業于上海美專,后又進北平師范大學讀書,中學教師,劉任職開封時,黃在劉家擔任過家庭教師。結婚后,她是劉峙官場應酬的好幫手。流落海外時,陪同身邊的就是夫人黃佩芬。

劉峙之侄劉夷為黃埔二期生,曾任國民黨中央黨務訓練團軍訓處長,1938年抗戰中被俘投敵,任汪偽軍官訓練團團長、軍事參議院參議。1942年成立汪偽中央警備軍后,劉夷被任命為獨立警備旅旅長,所部負責南京衛戍任務,裝備為汪偽軍事之最。1945年抗戰勝利后該旅被國民政府編入第74軍,劉夷被南京國民政府逮捕,經劉峙說情獲釋,移居香港,后返回江西定居。

劉峙的外孫劉偉超,娶妻舒瑞可(國民黨陸軍少將舒適存之女),二人是1970年代來美的臺灣留學生,全家定居維吉尼亞州的里奇蒙(Richmond),育有二子一女,長子畢業于紐約大學商學院,二子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

曾外孫女劉潔,是劉峙外孫劉偉超的女兒,從維吉尼亞州州長中學畢業后,就讀于西點軍校,在2006年的畢業典禮上以第一名優異成績畢業,代表全體畢業生從布什總統手中接下畢業證書。劉潔是2006年以來來首位獲得此殊榮的華裔女學生。

人物軼事

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8日,蔣介石飛抵河南洛陽,做50大壽,劉峙、商震、張學良等紛紛前往拜壽。張學良力勸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合抗日。蔣介石非但不聽,還對張學良大加訓斥。接著,蔣介石飛抵西安,在臨潼扎下行營,準備對東北軍、西北軍督戰,實施對陜北根據地發動更大規模的“圍剿”。

12月12 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率兵包圍華清池,扣押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其時,劉峙正在江蘇贛榆檢閱部隊,聞變后星夜返回徐州。軍政部長何應欽通知劉峙,迅速回洛陽,集結部隊,準備西進。接令后,劉峙迅速急電第七十軍軍長樊崧甫,搶占潼關,又命洛陽警備司令祝紹周,將駐洛東北軍重炮旅繳械,并令所轄各軍,嚴密戒備,整裝待發。14日,他又派飛機飛臨西安上空,散發傳單、標語。16日,國民黨中常委決定何應欽任“討逆軍總司令”,令劉峙為東路集團軍總司令。劉峙在防地立即就職,派徐庭瑤為前敵總指揮,兵分六路,進逼西安。這完全是緊跟何應欽,與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顧祝同等人的意見相反,明顯地要置蔣介石于死地。

25 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宋美齡乘專機飛抵洛陽。劉峙忙帶高級軍官到機場迎接,并命人揮舞小旗:“歡迎校長勝利歸來!”、“蔣主席萬歲!”、“打倒張學良、楊虎城!”蔣介石下機后,馬上把劉峙喊來,臉色陰沉地命令:“馬上把旗子放下,不準喊口號,漢卿馬上就到。”劉峙自討沒趣,只好自認倒霉。從此,他江河日下,“福星”的稱號不再屬于他了。

長腿將軍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盧溝橋事變”。8月12日,劉峙被任命為第一戰區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率部由開封進駐保定,防守平漢路沿線。同時防守這一地區的還有衛立煌的第十四集團軍,商震的第二十集團軍,萬福麟的第五十三軍等。平津失陷后,日軍氣焰囂張,從北平、天津分三路展開攻勢,一路沿平漢線南犯,襲擊涿縣、保定、石家莊;一路由津浦線南侵,直取滄縣、德州;另一路沿平綏線西出南口,向晉察綏進攻。劉峙以主力固守涿州,以孫連仲軍守平漢路上的良鄉,以萬福麟軍守固安,以孫殿英軍守門頭溝,布成三道防線,他自己坐鎮保定指揮。8月上旬,孫連仲部馮安邦師即在良鄉西南竇家店與日軍河邊旅團對峙。自8月21日起,兩軍炮火猛烈,但孫軍終因兵力薄弱而不支,良鄉及房山均陷敵手。

同時,日軍從固安偷渡永定河,以飛機、大炮猛轟右翼萬福麟陣地,只用一天,便把萬部擊潰,直插保定。劉峙驚慌失措,率總部沿平漢線南逃,一口氣逃到石家莊,忙將兵權移交商震、黃紹竑。劉峙不戰而逃,把華北的大地拱手讓給日寇,時人送他一個外號“長跑將軍”。

撈錢司令

1939年春,劉峙被調到當時國民黨的陪都重慶任衛戍司令兼防空司令。劉身兼二職,增加了撈錢的機會。他借口重慶防空的重要,要求成立防空部隊,直屬防空司令部。先后成立了通訊隊,防護大隊,擔架營,工程大隊,機踏車排,警報球臺,對空聯絡哨,情報傳遞哨等單位。實際上,這些部隊大部分是由原衛戍總部的部隊頂替,如通訊隊由衛戍司令部通信連頂替,擔架營由衛戍總部勞動隊犯人組成。這些人都是些扒手慣賊,他們平時穿著便衣或軍服在街上進行偷盜,所盜錢物分給勞動總隊和防空司令部長官,劉司令自然也進賬了不少。一有警報這些人就到指定地點集合,準備抬擔架。這些單位造名冊領到的雙份軍餉,也大部分進了劉峙的腰包。

1942年初的一天,日本飛機以3—5架一批輪番不斷飛入重慶上空,進行所謂的“疲勞轟炸”。發生了當時轟動全國的重慶隧道慘案。

隧道慘案的發生,社會輿論對劉峙進行了強烈譴責,使他一時間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國民黨軍委會無奈,只好組成由吳鐵城、何成浚主持的特別軍事法庭對該案進行審問。開始,通知劉峙坐在下面聽審,使劉非常難堪。何應欽、錢大鈞等一班高級將領得知后,打電話給吳鐵成:“劉峙是二級上將,請你們不要胡來。”劉峙本人也通過當時的衛戍司令賀國光給吳、何送去大批禮物。吳、何本來就是例行公事,并不想真審劉峙,更不敢得罪劉的后 臺老板何應欽。收受劉送的大量賄賂后,庭審的事就不再提起,只是撤掉其防空司令職務,而由賀國光接任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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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治中

人物生平

童年時期

張治中生于光緒16年(1890年)10月27日,其祖父是農民,父親是手工業者。張治中六歲入塾,讀書十年。因少年時家境貧寒,此后的6年中四處奔波流浪,曾在安徽豐樂河鎮(今肥西縣)一位叫呂為才的老板經營的“呂德勝號”商鋪里做過學徒,從那時開始接觸并閱讀報紙,喜歡寫字算賬,在他的自傳中,有意將此作為人生漂泊的起點。其后先后在揚州的鹽務緝私營充過備補兵,在安慶巡警局當過備補警察,后入揚州巡警教練所受訓,3 個月后畢業,成為正式警察。 

軍閥時期

宣統3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張治中在揚州參加反清起義。

民國元年(1912年)進入陸軍第二預備學校。

民國5年(1916年)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

民國6年(1917年)到廣東參加護法運動,歷任駐粵滇軍連長、營長、駐粵桂軍總部參謀、師參謀長和桂軍軍校參謀長等職。

民國13年(1924年)初,對孫中山確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擁護,12月任黃埔軍校第三期入伍生總隊附,代理總隊長,同時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師參謀長,廣州衛戍區司令部參謀長等職,與中國共產黨人周恩來、惲代英密切合作,結成深厚友誼。

民國15年(1926年)7月參加北伐戰爭,先后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官長、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教育長等職。后曾一度到歐美進行考察。

民國17年(1928年)7月后歷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部主任、教育長,同時兼任教導第二師師長,參加蔣介石對馮玉祥、閻錫山等的戰爭。

民國21年(1932年)1月兼任第五軍軍長,率部參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軍以沉重打擊。

民國22年(1933年)12月任國民黨第四軍總指揮,率軍入閩,參與圍攻福建人民政府。

民國25年(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時,他主張和平解決。 

抗戰時期

民國27年(1938年)抗戰爆發后,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兼左翼軍總司令,參加上海“八·一三”抗戰(淞滬會戰),取代何鍵擔任湖南省主席。從這年11月20日至1939年2月,在任一年零兩個月,與中共湖南省委合作,推動湖南抗日救亡運動迅猛發展,為正面抗戰的勝利奠定了思想、組織和群眾基礎,被當時中共湖南省委負責人稱為湖南國共合作的“黃金時代”。

民國28年(1939年)張治中作為湖南省軍事最高指揮者發動“焦土政策”,將距離長沙三百里以外的“新墻河”被誤傳為五公里近的“新河”,因此釀成了一場千古奇聞的“11·13長沙大火”。這場大火從11月13日至17日延燒了五晝夜,焚毀了兩千年古城繁榮,長沙成為抗戰時期損失最慘重的城市之一。軍事當局的戰略失誤,湖南軍政當局辱職殃民,被認為是這場劫難的直接原因,因此張治中作為當時湘省軍政魁首亦難辭其咎。11月20日因長沙大火被革職留任處分。 

民國29年(1940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在這些重要的工作崗位上,張治中兢兢業業,為自己立了“嚴守機密”、“寡言少主張”等自律,謹言慎行,努力工作,頗得蔣介石的好感。 

民國30年(1941年)皖南事變后向蔣介石上書,主張繼續國共合作,共同抗日。

民國34年(1945年)5月在國民黨六大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常務委員。張治中受周恩來委托,到新疆成功的解救了被盛世才監禁多年的100多名共產黨干部,使他們安全地回到延安,為共產黨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抗日戰爭勝利后,任國民黨政府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營救過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產黨員回延安。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是唯一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將領,被人們稱為“和平將軍”。他曾多次代表國民黨去延安同共產黨談判。

解放戰爭

民國35年(1946年)1月代表國民黨參加軍調處三人小組,主張和平解決國內問題。

民國38年(1949年)4月任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國共產黨代表談判,雙方議定了《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此協定遭國民黨政府拒絕后,接受了周恩來的懇勸留在北平,并發表《對時局的聲明》。9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和開國大典,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 

新中國成立后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等職,對促進民族團結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貢獻。

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 

成就貢獻

政治

1924年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張治中堅決擁護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對國內局勢的穩定起到了推動性的作用。 

1939年主政湖南省,提出“廉、正、勇、勤”作為湖南省訓,同時以嚴正不茍的精神懲治貪污,整個社會面貌煥然一新;堅決貫徹聯共抗日的方針,使湖南成為抗日根據地之一。 

1938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張治中作為國民黨代表多次與共產黨展開談判,保障了國共統一抗日戰線的穩定性。 

1946年張治中多次周旋,營救新疆地區被捕共產黨員131人,其中有小孩23人,為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礎。 

1945年重慶談判與1949年北平談判中代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1949年9月,致電陶峙岳將軍和新疆包爾漢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為和平做出了巨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張治中對國家的大政方針,重要方略都深思熟慮,提出許多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供中央領導決策參考。 

軍事

1925-1926年期間先后參加平定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叛亂、第一和第二次東征作戰,鞏固了中華民國的穩定。 

1930年5月編成中央教導第二師,率部參與中原大戰之隴海戰役,此次戰役使得各地軍閥損失慘重,為紅軍的發展提供了空間。 

1932年“八·一三”淞滬抗戰中張治中作為戰前準備工作的組織者和戰役的指揮官,苦戰三個月,共殲滅日軍6萬余人,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夢想。

1945年通過談判和解的方式處理新疆阿爾泰地區發生的“伊寧事變”,避免了新疆地區的戰亂。 

家庭成員

妻子
  
洪希厚(1892-1976),張治中背后的女人。
長女張素我(1915年4月—2011年12月2日),全國婦聯第六屆副主席。
次女張素端,信息不詳。
三女張素初,信息不詳。
大兒子張一真,信息不詳。
小兒子張一純,原北京政協常委。

軼事典故

忠于愛情

1909年,17歲的洪希厚按照當地洪張兩姓聯姻的習俗,嫁給了同樣來自貧寒人家的張治中,洪希厚一生對丈夫的工作從不亂發表意見,但有有一次,洪希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當時張治中準備赴淞滬抗日戰場,他的四弟張文心也將前往。張文心七歲時即由洪希厚帶大,兩人感情深厚,洪希厚對丈夫說:“開戰時,讓文心留在你身邊,好嗎?”對于妻子的這一請求,張治中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仗一打起來,是不分前后的。這次去上海,我已做好了戰死的準備,作為一名軍人,文心也應當如此。”其他時候,只要不打仗,洪希厚和張治中總是在一起,他們相互陪伴直到終老。 

直言進諫

在國民黨任職期間總共四次直言進諫蔣介石。

第一次上萬言書是“皖南事變”爆發后的1941年3月2日。張治中向蔣介石痛陳對國共問題處理的失策,“父親認為這是招致兩黨破裂的開始,關系甚大。”張治中在萬言書中建議:“為保持抗戰之有利形勢,應派定人員與共黨會談,以讓步求得解決”,“若猶是聽其拖延,其結果將對我無利而有害。”對此,張治中之子張一純說:“可惜,蔣介石并沒有接受父親的建議。”

第二次是1945年11月,國民黨當局正在為發動內戰做準備。張治中再寫萬言書,托人帶給蔣介石,力言對國共問題采取政治方式解決是獨一無二的途徑,反對重起內戰。他在萬言書中說:“我國經八年之長期抗戰……民窮財盡,無日不在水深火熱之中。……倘戰爭再度爆發,必益增人民之痛苦,違反人民之愿望。”

第三次是在1948年5月5日,此前的5月1日蔣介石和李宗仁分別當選為總統、副總統。張治中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指出大局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階段,提出補正之道是:執行親蘇政策、和共政策、農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蔣介石對這封信很重視。5月12日,張治中就收到了蔣介石的回電。蔣在電文中說:“來函與意見書今始詳閱,應再加研究后另行電告。”但是,此后再無下文。

第四次是在1949年。張一純說:“1949年參與北平和平談判時,父親還給蔣介石寫過長篇改革建議。”此前,張治中在溪口勸蔣出國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蔣介石留在國內是對和平的最大障礙,所以在萬言書里痛陳利害。張治中后來回憶起這最后一封萬言書時說:“不知蔣介石看后反應如何,但事實已經說明他是不會接受的。” 

堅持正義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張治中的家也受到了沖擊。在張治中家最艱難的時候,周恩來出面保護了他們一家。周恩來把張治中送到解放軍總醫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讓家屬去也不讓通電話。張治中從此變得很沉默,也不說話,但是他的健康卻被這種郁悶的情緒所吞噬。在生命的最后三年,張治中每天晚上問兒子張一純文革的情況。

聽說彭德懷被打倒,張治中寫信給毛澤東,聽說劉少奇被打倒,張治中也寫信給毛澤東。彭德懷被打倒后張治中寫了1萬多字的信為彭德懷講話。他在信里講:“彭德懷的生活非常簡樸,對自己非常的嚴,洗臉水都不倒掉,留著接著洗腳。彭德懷非常艱苦樸素,他絕對不會反對您老人家。”然而,張治中寫的這兩封信都被周總理壓了下來。周恩來安慰張治中說:“你寫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現在的任務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來辦。”

除了寫信,張治中還曾經面諫毛澤東。“十大元帥要是都沒了,主席身邊怎么辦?”張治中曾在一次與毛澤東的會面時說了這句意味深長的話。張治中被兒子張一純推著坐在輪椅上見到毛主席。張治中見到毛澤東說:“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我黨內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帥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辦吶?”這時,原本是坐著的毛澤東站了起來說:“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們可以甄別嘛。”張治中并沒有說話,顯得很沉悶。 

人物評價

蔣經國在得知張治中決定留在北平時稱道:他太天真了,將來死無葬身之地。 

毛澤東稱“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蔣介石稱其為“革命叛徒”,“文白無能喪權辱國”。 

因其一生均為中國和平奔波,故后人稱其為“和平將軍”。

鄧穎超評價張治中:“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軍人”。

周恩來曾評價張治中說:"這個人很復雜,又很簡單;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

后世紀念

張治中故居

張治中故居由故居和桂翁堂組成。故居位于巢湖市黃麓鎮洪家疃村,桂翁堂坐落在洪家疃村旁黃麓師范校園內。兩處房屋系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建筑物,磚木結構、小瓦屋面。張治中故居建于1928年,原有5間4進6廂共26間房屋。門首懸有趙樸初先生題寫的“張治中故居”花崗巖匾額。室內按當年的原樣陳列著張治中將軍的生活用品。離故居南約100米,是張治中先生創辦的黃麓師范。1988年6月,張治中故居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9年,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95年,被確定為巢湖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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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繼承

生平

任教黃埔

陳繼承自幼入家塾,家鄉儒師楊逸清是他的啟蒙老師。他14歲畢業于江蘇陸軍小學堂第三期,后入陸軍第四中學(位于南京)第三期,其間加入中國同盟會。1909年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后,他秘密赴廣州企圖再次發動起義,因未果而回到江蘇。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之后,陳繼承于南京從事光復活動。中華民國成立后,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他參加了國民黨的秘密軍事聯絡。

1914年1月,他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步兵科,于1916年5月畢業。畢業后,他被分發到北洋陸軍第七十二混成旅第一團第一營擔任見習官,不久回到家鄉。在家鄉,他曾任靖江縣商會武裝民團教官,其間同張志輝結婚。1918年10月,陳繼承受連襟趙伯先(又名趙琛)舉薦,并應陸軍小學堂同學李明揚之邀,赴廣東。1921年,他任駐粵贛軍總指揮部副官,駐粵建國贛軍第一師步兵團連長、營附、支隊參謀長。

1924年5月,陳繼承任黃埔軍校教授部戰術教官,1924年10月任黃埔軍校教導團第一團(何應欽任團長)第二營營長。1924年11月,他在廣州與吳慕墀結婚。1925年1月,陳繼承任黃埔軍校第三期入伍生總隊第一營營長,任內率部參加平定廣州商團叛亂及討伐滇桂軍閥的戰斗。革命軍第一次東征時,他奉命率一個營防守廣州的東郊。同年5月,他兼任黃埔軍校本部戰術教官。

從東征到北伐

1925年8月,陳繼承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二師(王懋功任師長)第六團團長,任內參加第二次東征。同年10月惠州戰役中,他改任第二師第四團團長,率部參與討伐陳炯明部的河源、華陽戰斗。

1926年7月,陳繼承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王柏齡代理軍長)第二師(劉峙任師長)第四團團長,率部參加北伐,攻克汀泗橋,戰后因功升任第二師副師長。1926年12月,他任第一軍第二十二師師長,率部參加武昌戰斗。不久,他率部參加南昌戰斗,任北伐東路軍(何應欽任總指揮)第二縱隊第二十二師師長。此后他率部開赴浙江、上海等地。1927年夏,他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何應欽任軍長)第二十一師師長,率部參加第一次渡江北伐津浦路諸戰役,1927年8月他參加龍潭戰斗。

1927年9月,陳繼承任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蔣介石兼任總司令)第一路軍(何應欽任總指揮)第九軍(顧祝同任軍長)第二十一師師長,再度率部渡過長江,參加第二期北伐。1928年7月國民革命軍編遣后,第九軍縮編為第三師(錢大鈞任師長),陳繼承任副師長。不久,他兼任江南剿匪司令部副司令官。1929年1月,師長錢大鈞調離第三師,陳繼承出任第三師代理師長,同年9月任第三師師長,率部赴廣東支援粵軍陳濟棠部同張桂聯軍作戰。1930年1月,他獲三等寶鼎勛章。1930年5月,他參加中原大戰,任討逆軍南路集團軍(劉峙任總司令)第三師師長,于邢臺擊敗石友三部。1931年1月,他獲二等寶鼎勛章。

參加剿共

1931年7月,他代理陸軍第一軍軍長,兼河南洛陽衛戍司令部司令官。1932年6月任陸軍第一軍軍長。1932年6月兼任豫鄂皖三省邊區剿匪總司令部(蔣介石任總司令)中路軍(劉峙任總司令)第二縱隊指揮官,指揮中央軍第二師、第三師、第五師、第八十師對鄂豫皖蘇區紅四方面軍展開第四次圍剿。1932年12月,他兼任豫南特別區善后委員會副委員長、豫南清剿區指揮部指揮官、河南省第九區行政督察專員。1933年7月,任贛粵閩湘鄂剿匪軍西路軍(何鍵任總司令)第三縱隊司令官,率陸軍第三十六師、第五十師和三個步兵旅參加對紅一方面軍及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1934年11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駐贛綏靖主任公署(顧祝同任主任)第四綏靖區司令部司令官,率部駐江西修水,領導陸軍第二十六師、第三十三師、第五十八師以及四個旅和一個憲兵團。1935年4月,他獲國民政府任為陸軍中將。

1935年4月10月任湘鄂贛邊區剿匪總指揮部總指揮。1935年10月任武漢警備司令部司令官,1935年11月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1936年7月9日獲國民政府頒國民革命軍誓師十周年紀念勛章。同年11月獲二等云麾勛章。同年11月任豫鄂陜邊區綏靖公署主任。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時,陳繼承夫婦同蔣鼎文、陳誠、萬耀煌等高級將領被扣在西京招待所。12月27日,陳繼承夫婦與被扣留的15個人乘福特飛機自西安返南京。

抗日戰爭

1937年4月,陳繼承接替張治中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蔣介石任校長)教育長,并曾兼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本部教育處處長。抗日戰爭爆發后,陳繼承負責將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本部遷往中國西南,仍任該校教育長,并兼任成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軍官教育隊隊長。

1938年2月,他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事訓練部次長,1939年春兼任四川省黨政軍干部訓練團主任、四川新兵補充訓練總處處長等職務。1939年夏,陳繼承主持組建第十四、第二十五補充兵訓練總處,1942年初分別被改編成陸軍新編第三十三師、新編第三十師。1942年5月,他被免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一職。

此后他在重慶閑居近兩年。1944年春,他經劉峙推薦,任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副總司令。1944年12月,調任川鄂陜甘邊區總司令部總司令等職務。1945年2月,調任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駐湖北恩施。1945年3月,獲一等云麾勛章。1945年5月 20日,他到重慶參加了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執行委員。

第二次國共內戰

抗日戰爭結束后,1945年10月10日陳繼承獲忠勤勛章。后來,他出任第十一戰區第一副司令長官,兼北平前進指揮所主任,在北平主持華北日軍受降。1946年5月,他獲勝利勛章。1946年8月任擴編以后的北平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1946年11月獲美國政府所頒自由勛章。1947年1月獲光華甲種一等獎章。1947年2月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撤銷,他改任保定綏靖公署副主任,兼保定綏靖公署北平指揮所主任、北平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等職務。

1947年12月1日,保定綏靖公署同張垣綏靖公署合并為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傅作義任總司令),陳繼承任第一副總司令,后因同傅作義發生矛盾而被調離。

1948年10月30日,他任南京衛戍總司令部總司令。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下野之后,他調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 1949年春,他先后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廣州、重慶,后來遷居香港。

臺灣生活

1950年5月,陳繼承奉召來到臺灣,仍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務。1952年10月,他退役,此后任臺灣招商局顧問、臺灣交通銀行監察等職務。退休后,他鍛煉身體并練習書法。

1971年12月10日,陳繼承病逝于臺北,葬于臺北陽明山麓,其墓碑為蔣介石親筆題寫。

著作

陳繼承《操典綱領釋義》(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小叢書),1930年10月

陳繼承《青年將校之德性與技術》成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出版社,193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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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金剛指的是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時期共有8位干將是蔣介石最信任的,他們分別是:何應欽、顧祝同、錢大鈞、蔣鼎文、陳誠、劉峙、張治中、陳繼承。“八大金剛”自黃埔軍校始,就追隨蔣介石,在國民黨的黨政軍等方面握有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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