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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

清末時期,為了挽救中華民族危機,一批有識之士開始實施變法,妄圖通過改革來延緩清王朝的衰落。然而,由于當時各種條件的限制和當局的阻礙,這些變法最終還是失敗了。最后,慈禧發動政變,將支持變法的光緒帝囚禁,并將戊戌變法的主要參與者全都逮捕,最后殺害在北京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分別是: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

譚嗣同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譚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其父譚繼洵時任湖北巡撫。 

1870年(同治九年),譚嗣同五歲,時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跡般復活,故名“復生”。 

1875年(光緒元年),譚嗣同10歲時,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 

求學經歷

1877年(光緒三年),譚嗣同在瀏陽與唐才常訂交,他又師從涂啟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后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 

1884年(光緒十年),譚嗣同離家出走,游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陜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 

1888年(光緒十四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維新之始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時年30歲的譚嗣同在家鄉滿懷憂憤,即努力提倡新學,呼號變法,并在家鄉組織算學社,集同志講求鉆研,同時在南臺書院設立史學、掌故、輿地等新式課程。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著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2月,譚嗣同入京,結交梁啟超、翁同和等人。 

創作仁學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譚嗣同旋奉父命,入貲為江蘇候補知府,在從北京去江蘇任職的途中游歷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間,開始創作著《仁學》。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1月17日,譚嗣同寫成其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 

維新志士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2月,譚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的支持下,與唐才常等倡辦時務學堂,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初,譚嗣同創建南學會,辦《湘報》,宣傳變法,抨擊舊政,成為維新運動的激進派。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緒頒布《定國是詔》,決定變法。同年8月,因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推薦,譚嗣同被光緒帝征召入京。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譚嗣同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與變法。 次日,光緒又召見他并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 

光緒皇帝和譚嗣同合影中立者光緒皇帝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謀,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譚嗣同密會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凱于二十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后。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譚嗣同聽到政變消息后并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對勸他離開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英勇就義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譚嗣同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后,

梁啟超譚嗣同于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年僅33歲。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并稱“戊戌六君子”。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 

主要成就

參與變法

譚嗣同一生致力于維新變法,主張中國要強盛,只有發展民族工商業,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制等變法維新的主張,是維新派中的最激進者。早年在湖南舉辦新政,利用時務學堂培養了大量的維新志士;后來參與領導了發生在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的戊戌變法,期間他力輔光緒皇帝推行變法,整頓官制,革除弊政,最后懷著“愿以頸血刷污政”的決心為變法而犧牲,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雖然資產階級的博愛、平等、自由是虛假的,但是他用博愛、平等、自由來沖決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倫常,在舊中國那個史況下,在激烈的反封建專制主義這點上,有它突出的進步性。 

思想體系

譚嗣同身處晚清新舊中西混雜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師友眾多,強調兼收并蓄。 譚嗣同在《仁學》序言仁學界說二十七界說第二十五條中說:“凡為仁學者,于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于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于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來源中包括了經學、理學、佛學、諸子學和西學。經學提倡今文經學,理學提倡王陽明、陸九淵的心學;佛學提倡禪宗、華嚴宗、唯識宗;諸子學提倡莊子、墨子以及明末遺民王船山、黃宗羲等的思想;西學攻格致、算學、社會學。既有唯物主義也有唯心主義,既有自然科學又有社會科學,既有宗教、哲學又有政治思想,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融中西古今之學于一體的龐雜體系。

仁學之論

譚嗣同在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于南京“閑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仁學》是一部將哲學、宗教、科學冶為一爐,自成一體的學術著作,匯聚了譚嗣同短暫一生的學術研究成果。成書五十篇,分為二卷,五萬余字。譚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參加社會革命而慷慨就義,也使得《仁學》成為他的學術絕唱。 

哲學

《仁學》作為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在書中譚嗣同雜糅儒、釋、道、墨各家和西方資產階級自然科學、社會政治經濟學說,形成了獨特的哲學體系。 在《仁學》中,譚嗣同指出世界是物質的原質所構成,其本體是“仁”,世界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稱他的哲學為“仁學”。“仁”是萬物之源;“以太”構成萬物的本質,是“不生不滅”的;宇宙間各種事物只有“變易”,沒有“存亡”,只有“聚散”,沒有“生滅”。 

佛學

譚嗣同對佛教思想進行過系統的研究,并且還進行學佛的實踐,譚嗣同將他的研究、實踐成果納入《仁學》之中。譚嗣同接受佛學,是因為佛學博大精深,并且有著“自貴其心”、積極進取的救世精神。在學術上,譚嗣同認為佛學廣大,“六經未有不與佛經合”,“故言佛教,則地球三教,可合而一。”在譚嗣同看來,佛教積極入世、普渡眾生的精神與“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眾生外無佛法”。《仁學》一書,正體現出以佛法求世法、經世致用,積極入世的經世佛學思想。 

個人著作

譚嗣同代表著有:《仁學》、《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等,后人將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人物評價

綜合評價

新華網:戊戌變法雖然失敗,,譚嗣同也被殺,他的那種愿以頸血刷污政,視死如歸的精神不僅直指清朝政府的腐敗和黑暗,同時也為人民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讓后人永遠去敬仰。 

光明日報:(唐才常、譚嗣同)兩人生前“生同志,死同烈”的誓言,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新浪新聞:同樣是湖南人,同樣是書生救國,稍早的曾國藩走到了傳統“人臣”道路上的最高階段,而菜市口引頸待戮的譚嗣同,則有一種以身殉道的悲壯。這種悲壯,終結了湘學“經世致用”精神在傳統道路上的努力,開創了湖湘志士新的救國之路。 

名人評價

梁啟超稱譚嗣同為:中國為國流血第一士。 

康有為曾經這樣贊揚譚嗣同:挾高士之才,負萬夫之勇,學奧博而文雄奇,思深遠而仁質厚,以天下為己任,以救中國為事,氣猛志銳。

北京西城區政協主席杜靈欣:作為近代中國為改革變法而流血犧牲的第一人,譚嗣同的思想學說得到后人重視,他敢于擔當、勇于奉獻的愛國精神更是時下銳意創新、不斷深化改革需要的一種精神傳承。 

湘潭大學副校長、湖南湘學研究院副院長王繼平教授:譚嗣同是湖湘文化、湘學的產物,是湘學的杰出代表,同時他又弘揚了湘學,促進了湘學的近代轉型。 

軼事典故

劍膽琴心

在瀏陽乃至中國的歷史上,維新志士譚嗣同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偉丈夫,他為戊戌變法慷慨赴義的壯舉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譚嗣同從少年時代起,就有“劍膽琴心”的雅號。 在才常路的“譚烈士專祠”里,曾經有一幅譚嗣同攝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歲,外穿月白色長衫,內著玄色武士裝,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俊目,閃閃似電,有一種立如山岳、傲視死神的凜然正氣。譚嗣同短暫的一生中,兩劍三琴陪伴他度過了不少蒼茫歲月。 

佛學彗星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人被譽為“佛學彗星”,一個是東晉時期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歲,但卻留下一部佛學經典之作《肇論》,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譚嗣同,他活了三十三歲,但卻賦佛學予現代的精神,如果說僧肇是“理論佛學”,那么譚嗣同卻為現代人開拓了“應用佛學”的領域,將佛法精神貫注于現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墻,重現其剛健雄猛的精神。譚嗣同即生于中華大地千百年來未嘗經歷之嚴峻時刻,外辱內亂,蹂躪著流離失所的黎民蒼生,而此間此刻,佛法的悲憫的關懷,體現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舉目所望,誠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種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體用于社會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無差別,勢必成為蒼白的字眼。譚嗣同正是于此種現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荊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鄉鄰撰聯

有湘人余德泉撰寫對聯:“壯矣,維新欲殺賊而未回天,終成國恨;快哉!喋血屹昆侖以昭肝膽,長醒吾民。”正是化用了那首《獄中題壁》的詩意。
  “去留肝膽兩昆侖“中的“去留”可以作死生講,嵇康的《琴賦》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有“曷不委心任去留”,無論生還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也有人認為“去留”不是“去”和“留”兩個對比的意思,而是要留下什么。
  “去留肝膽兩昆侖”是譚嗣同譚公臨刑之前抒發的絕唱。意謂是我生為變法而生,死為變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義膽,像昆侖那樣高聳,譚公生如昆侖,死如昆侖。“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墻作書,問何為,笑曰:作詩耳。” 

親屬成員

父親:譚繼洵(1823—1901),譚繼洵曾任清政府戶部郎中、甘肅道臺、湖北巡撫等職。

生母:徐五緣(?—1876),為其父正室,徐氏出身貧寒,作風勤樸,督促幼年譚嗣同刻苦學習。 

夫人:李閏(1865 — 1925),清朝戶部主事李篁仙之女,李閏在譚嗣同就義后取“忍死須臾待杜根”之意自號“臾生”。 

后世紀念

瀏陽故居

譚嗣同的瀏陽故居,位于湖南省瀏陽市區北正南路98號,始建于明末清初,主體原占地210

譚嗣同故居0平方米,現存建筑面積762平方米,通高8米,大小房舍24間,南北朝向,全木結構,工藝精美,古樸莊重,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風格。故居原為周姓房產,后由譚嗣同的祖父譚學琴買下。1859年(咸豐九年),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中進士,官至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因其官階顯赫,奉旨命名其宅為“大夫第官邸”,因此譚嗣同故居又簡稱“大夫第”。1996年11月,國務院公布譚嗣同故居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4月,故居被定為湖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北京故居

譚嗣同的北京故居即瀏陽會館,又叫“莽蒼蒼齋”,位于北京半截胡同41號,是譚嗣同在朝為官時的故居,他也是在這里被清政府逮捕。瀏陽會館正房五間現仍存,北面兩間為譚嗣同當年所居。 

譚嗣同祠

譚嗣同祠,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是湖南省第一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位于瀏陽市才常路89號,始建于1913年(民國二年),座北朝南,二棟一亭,磚木結構,現設有“譚嗣同生平事跡陳列展”和”戊戌變法紀念展“,并有康有為挽譚嗣同的對聯(復制件)和梁啟超書贈的橫匾:民國先覺(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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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旭

生平

自幼入私塾學律賦,博學強記,聰慧好學。年長曾隨岳父沈瑜慶游武昌,結識贊同維新變法

人士陳寶箴、陳三立父子。1893年回鄉參加福建恩科鄉試,中第一名舉人。1894年到北京參加恩科會試,不中。次年再次赴京參加乙未科會試,又不中,乃入贄于內閣中書。時值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戰敗,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基于國家與民族的嚴重危機,開始投身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維新變法運動。5月2日,與同試舉人“發憤上書,請拒和議”,反對割讓遼東和臺灣。1897年入張元濟等在北京創辦的“通藝學堂”學習,增長了西學才干。1898年1月31日,發起并動員寓京的福建籍維新人士,成立閩學會,與粵、蜀、浙、陜等學會互通聲息,傳播西學。不久,康有為在京組織保國會,他為該會“始倡董事,提倡最力”。6月11日,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朝廷命四品以上各官薦舉人才。翰林學士王錫藩以“才識明敏,能詳究古今,以求致用,于西國政治之學,討論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務,英年卓犖,其才具實屬超群”,將他推薦給光緒帝。9月5日,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四人被授予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在9月5日到14日10天里,上書言事最多,不少變法上諭出自他的手筆。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再次“訓政”,他與譚嗣同等皆被捕入獄。9月28日,被殺害于宣武門外菜市口。時年23歲。

家室

林旭夫人沈鵲應(1877-1900),字孟雅,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代重臣沈葆楨之孫女,沈瑜慶之長女。自幼師從著名詩人陳衍,天資聰穎,現存《崦樓遺稿》(附《晚翠軒詩集》后),存詩29首,詞35首。

從1894年至1898年間,林旭、沈鵲應夫婦師從陳書,言詩論詞,從事詩詞創作。據林紓《劍腥錄》記載,林旭并不擔心自己的生死,只是掛念“嬌妻尚在江表,莫得一面,英烈之性,必從吾死,不期酸淚如綆”。林旭死后,沈鵲應曾寫過一副挽聯,表達心志:“伊何人?我何人?全憑六禮結成,惹得今朝煩惱;生不見,死不見,但愿三生有幸,再結來世姻緣。”據說,她曾經以仰藥、絕粒等方式殉夫,最后還是因哀毀過度,于1900年4月香消玉殞,年僅24歲,無子女。

夫妻二人安葬一處,墓聯云:“千秋晚翠孤忠草,一卷崦樓絕命詞。”

沈鵲應詩選:

《浪淘沙》

報國志難酬,碧血誰收,篋中遺稿自千秋。腸斷招魂魂不返,云暗江頭。

銹佛舊妝樓,我已君休,萬千悔恨更何尤?拼得眼中無盡淚,共水長流。

錢仲聯編選《清詞三百首》時,收入沈鵲應詞兩首。他評論說:“悼夫之詞,不施一些粉飾,全是樸素之詞,為血淚所凝成。”

作品

詩作

《獄中示復生》

青蒲飲泣知何補,

慷慨難酬國士思。

欲為君歌千里草,

本初健者莫輕言。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1898年9月24日),林旭被捕入獄。這首詩是林旭在獄中寫給譚嗣同的。

評論

近代詩評《今傳是樓詩話》中,載有對林旭詩詞的評論,原文如下:

(四八)林旭取徑澀僻

有史以來,年少能詩、卓然可傳者,唐惟李賀,宋惟王逢原。逢原十馀歲,王介甫見其所賦《南山之田》詩,大喜,期許甚至,以其夫人之女弟妻之,年甫二十有八卒,向使克躋中壽,其所詣寧可量耶?近賢如侯官林暾谷旭,卒年僅二十四歲,以詩格論,亦庶幾卓然成家者,而得年反不及兩君,且東市沉冤,遭逢更酷,亦可哀矣。暾谷魁鄉薦第一,年才十九,入都后,才名藉甚,三上公車不售,發憤為歌詩,取徑苦澀幽僻,石遺(詩人陳衍)謂“為春夏行冬令,決非所宜,言為心聲,固有不可掩在耶”。所著《晚翠軒遺詩》二卷,李拔可宣龔輯行,石遺為之序,集中《滬寓即事》云:“獨謠負手誰能喻,百計安心或未賢。”《戊戌寄內》云:“六月長安無一事,借人亭館看西山。”皆極有神理,海藏(鄭孝胥)謂為如啖橄欖,可謂確評。君致命后,海藏挽詩云:“談笑臨刑亦大難,道旁萬眾總執瀾。書生自說君恩重,廿載頭顱十日官。”“樓東詩老暗回腸,客慧空花亦太狂。晚翠軒中人盡去,嘉名端合與孤孀。”兩詩皆海藏未刊稿。君配沈鵲應字孟雅,為濤園中丞(沈瑜慶)之女,亦以能詩名,著《崦樓詩詞集》一卷,君歿后,哀毀逾歲卒。海藏詩所謂“嘉名端合與孤孀”者,蓋不勝惋惜之意矣。

文中括號內為編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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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深秀

個人經歷


深秀,山西聞喜縣儀張村人。生于1849年4月24日(清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二日)。12歲成秀才,21歲中舉,榜列第三名經魁。1871年22歲,入京參加辛未(同治十年)科會試,未中。在京拜師求教,鉆研漢學,力主今文經,尤喜《公羊傳》。

1877——1878年(光緒三至四年),北方冀、豫、秦、晉數省,出現了亢旱,尤以山西為最。山西巡撫曾國荃在奏文中云:“赤地千有余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侵奇災,古所未見。”

山西發生如此嚴重的災荒,居于京城的山西京官和士予,紛紛捐獻銀兩,賑濟家鄉父老鄉親。也有許多人請假返回晉省,或探視家人,或加入賑災的行列,以盡自已的一份責任。1878年春,楊深秀毅然拋棄科舉考試,請假回鄉,團結官紳,興利除弊,組織賑災,此外還續修了《聞喜縣志》。

當時聞喜縣令是陜西鳳翔的陳作哲。他熱烈歡迎楊深秀返鄉。楊深秀以舉人的身份,滿腹的學問,高尚的人品和刑部員外郎的官職,受到官紳和鄉民的特別尊重,成為在他們之中具有影響和號召力的領袖人物。

聞喜縣此次大棱中之賑災,歷時兩年,據光緒版的《聞喜縣志》載:災民達至41500余人。官紳前后捐銀,共21900兩。散放銀米23次。在官紳兩方的努力下,賑災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共救存15810戶,138730人。

災后,楊深秀、潘夢鳳、李潤之等在籍紳士,又共議減少鄉民的驛費負擔。

縣令陳作哲全力支持他們的這一建議。根據全省善后總局刊發的宮保曾公均減差徭章程,裁去一切浮差,計每糧銀一兩,只出錢200文即可。又議新規30余條。蒙省府州各憲批準,1880年8月6日(光緒六年七月初一)起,由公舉正直明事紳耆照新章辦理。是年夏收,“麥大熟,畝率一石。秋苗亦芄芄可愛。民間所生小兒,較往歲且多數倍。至是荒政而蕆事矣”。  1879年(光緒五年)晉撫曾國荃飭令重修《山西通志》,責令各縣先修縣志。縣令陳作哲委托楊深秀主筆。半年之后,新縣志終于修成。楊深秀此次續修《聞喜縣志》,新創了《志斟》、《志補》、《志續》三種體例,共12卷。又于地形圖作一大改革,“廢黜八景,分列四圖,限以棋局文,參以羅經向”,每格縱橫為10里,較為準確。

《志斟》是一種新體例,以舊志“沿革”為例,于原文加以按語,注入新文,增添了新內容。以戴震《汾州志》作參考。又列表,以朝代封國、建置割并,隸屬山水雜地名,各欄簡言填之,“綱目發之,縱橫表之”,十分醒目。

《志補》,為舊志所無,純為新增。如《金石考》,在本縣范圍,分設朝代時期,臚列文物,言明出處,證之以史,考之以文,亦前代所無,也是一種新創體例。此乃以河南武授堂氏《偃師》、《安陽》二志作參考。又如《星度考》亦舊志所無,以科學算法及實測代星野,又表列節氣時刻,皆十分新穎、準確。

《志續》則補充遺漏或續寫前志所無之人物傳記等。新增人物之傳記,亦簡而明。

“作志有三難:一日體例欲精則難;二日考據欲核則難,三日文章欲潔則難。”楊深秀于半年中克服了此三難,續成縣志,“其考據精確,文章雅練不具論,至其體例皆取諸前輩大師”。書成,呈于省憲,獲得好評,是諸縣志中之佼佼者。

1882年(光緒八年)張之洞來山西主政。下車伊始,即大刀闊斧地革弊興利。楊深秀借此契機,聯合地方紳士,向縣令朱光綬建議,為振興大侵之后聞喜縣孱弱的文風,應永遠免除一項許多年來壓在新進生員身上的“公堂禮”攤派。所謂“公堂禮”,就是新進生員每逢歲、科兩試的考棚費和送禮費。這確屬一項弊政。這一建議,得到縣令朱光綬的全力支持。經上司及欽憲批準,同意免去“公堂禮”弊政。河東道臺江人鏡指示將楊深秀等人的呈稟及各憲之面諭,謄寫碑陰、勒之于石。身上的公堂禮重負得以永遠免除,士子們無不拍手稱快。大侵之后,孱弱的文風得以迅速恢復、振興。勒石立碑之時,楊深秀應官紳所請,又專寫了一篇《以里書銀抵新進生公堂禮記》的短文,刻于正面。該文開始,先用一句話點出主旨:“古之為政者,為民興利而已。”一語道出古今人民的心聲,做官為政的標準。該碑立于文廟牌樓前右側。是現存僅有的一件與楊深秀生前有關的石制文物。

曾國荃倡議重修《山西通志》,得到欽差閻敬銘的支持,特聘王軒主持山西通志局,后又加聘楊篤、楊深秀、張鐵生等。

楊深秀于1880年應聘赴省城。當時,福建閩縣人王仁堪任山西學政。王仁堪特聘楊深秀為太原府崇修書院山長。崇修書院原址即今省第一博物館西小院,籌建于1865年(同治四年),1867年正式開學。生童來自晉中各縣縣學優等生。

此外,楊深秀還擔任過省城令德堂書院的協講。

令德堂書院創建于1883年(光緒九年)。于通省擇諸生之高才者人內深造。令德堂與晉陽書院同為全省士子之最高學府,其原址為太原府署后之寶賢堂(今山西省實驗中學),經張之洞奏準籌建,正式開辦于1884年5月(光緒十年四月)。晉陽書院山長王軒,被特聘為令德堂書院之總校主講(山長),楊深秀、楊篤、張鐵生等均被聘為分校兼協講。楊深秀于兩書院中“講《尚書》,主今文家言,極高談雄辯之概,諸生課余請業,竟委窮源循循無倦”。

19世紀80年代的山西已開始改變閉塞的風氣。張之洞于創立令德堂書院的同時,還下令購入南省出版的各種書籍。英人李提摩太以傳教、賑災為名,進入山西,張之洞聘他為顧問,設洋務局,展開建設。雖由于各種原因收效甚微,但總算開了風氣,所有這些都為書院教學聯系實際創造了一定條件。楊深秀于講經中,以春秋公羊學啟迪學生,“勿迷溺于時文”。時文即八股文。勿迷溺于此者,即要從八股文中走出來,學習改制立法。有這些都使學生受到一定影響。太原之劉友風,榆次之劉奮熙皆其高材生。劉奮熙以進士人仕后,兩袖清風,常以圣賢自學自勵,且引天下事為己任。劉友風“雖習舉子業,而究非專以舉子業為心”,后編纂成《晉祠志》。二人皆有其師之遺風。

在光緒《山西通志》的修纂中,楊深秀也付出了辛勞,有重大貢獻。

修志的整個工作是在山西通志局的具體領導下進行的。總纂為王軒,分纂為楊篤、楊深秀、張鐵生等。王軒日與楊篤、楊深秀諸人討論通志之體例,定為六門。即:圖、譜、考略、記、錄等。6門又各詳分為36類。此次修志在山西歷史上是空前的。楊深秀擔任《星度譜》2卷與《古跡考》8卷之分纂任務。

楊深秀所分纂的《星度譜》利用了當時天文、歷法和地理方面的最新科學成就,他本人也有一定的創見。這既反映了他具有的較高科學水平,也體現了他的求實精神。

《古跡考》載于《通志》卷之五十。其主要內容是從上古之唐虞夏商周秦,以迄兩漢魏晉宋元明清,在山西所建國都及城邑之考證。旁及宮室、祠字,陵墓及寺觀等。《古跡考》又為《沿革譜》之姊妹篇。讀過王軒所纂之《沿革譜》,山西之古今沿革,了然成竹在胸,深服其簡明扼要。再讀過楊深秀《古跡考》,山西各處古跡名區,更加粲然入目,有如更上一層樓而覽無數之勝景。

1886年(光緒十二年)冬,楊深秀離并返京,到刑部銷假。1889年春,參加了會試,被取中貢士。接著參加殿試,被置于三甲。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楊深秀深為“甲午之恥”而憤恨而深思,“無由申”之。

1897年山東發生了德國強占膠東半島的嚴重事件,楊深秀被實授為山西道監察御史。他第一疏就極言改革。疏云:

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強。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春,他和康有為加強了聯系,參加領導了保國會和戊戌維新變法運動。變法前夕,他首先上折,請定國是,明賞罰,指出:夫古今為政,未有東西未定,游移兩可者。臣愚謂皇上,仍主守舊則已。若審觀時變,必當變法。非明降諭旨,著定國是,宣布維新之意,痛斥守舊之弊,無以定趨向,而革舊俗也。光緒帝根據此折,終于定下決心,向全國臣民下詔宣布變法。此后,楊深秀每在變法的關鍵時刻,或單獨上折,或聯合他人上折,提出指導性的政策建議、方法或步驟等。這些建議多為皇帝采納,轉成上諭頒行。在百余天中,楊深秀共上奏折計有17件之多。 1898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光緒帝被囚禁,康梁逃亡,變法遭到失敗。楊深秀不顧個人安危,打算前往南苑,說服董福祥軍反正,“動以忠義,俾救主上,反正,則新政大行”。可惜抓捕他的人已到,他從容就捕。在獄中,他高風亮節,激昂慷慨,于壁上留詩三首,以大義激勵來者。其一云:

久拼生死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

自曉龍逢非俊物,何嘗虎會敢徒行。

圣人豈有胸中氣,下士空思身后名。

縲紲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楊深秀9月24日(六月初九日)被捕,三天以后,即被押到宣武門外菜市口(西鶴年堂藥店附近)殺害,時年49歲。他與一同被殺的另外五人被合稱為“戊戌六君子”。楊深秀自擔任御史以來,始終以“澄清天下為己任”。在歷史關頭,為民族大義而獻身。他深信:歷史的前進步伐決不會為清廷反動勢力所阻擋。他堅信:后繼者一定會接踵而來。中華民族崇高的愛國主義犧牲精神,又一次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個人生平

楊深秀(1849—1898)字漪邨,本名毓秀,號孴孴子。山西聞喜人。1889年(光緒十五年)中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1897年底授山東道監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為己任”。次年3月和御史宋伯魯發起關學會,講求變法。4月列名康有為組織的保國會。與康有為過從甚密,不少奏疏是和康有為商量后寫成,或為康有為代擬。6月1日上新政條陳5篇,請明定國是,宣布變法;請厘正科舉文體,廢棄八股,改試策論;請議游學日本章程,派遣近支王公游歷;請籌款譯書。又多次奏劾阻撓變法的守舊大臣。曾對文悌說:“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業其人,我則為駱丞矣!”(胡思敬:《戊戌履霜錄》卷四)被文悌告發。戊戌政變時被捕,遇害。遺著有《雪虛聲堂詩鈔》、《楊漪邨侍御奏稿》、《聞喜縣新志》。

楊深秀(1849年–1898年9月28日),號孴孴子,字漪村或儀村,山西聞喜人。清末維新變法人士。光緒進士。精通中西數學。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后授山東道監察御史。1898年3月,與宋伯魯等在北京成立關學會,又列名保國會。6月上疏請定國是,彈劾禮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許應骙阻撓新政事。維新派湖南巡撫陳寶箴被人脅制時,他上疏辯護。戊戌政變中,不避艱危,援引古義,請慈禧撤簾歸政,遂遇害,為“戊戌六君子”之一。

12歲:錄為縣學附生

光緒八年:張之洞聘為令德堂(用以教全省士以經史考據詞章義理之學)院長

光緒十五年:進士,當上刑部主事,累遷郎中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山東道監察御史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因為俄羅斯要求中國割讓旅順及大連灣,上疏請聯合英國、日本拒俄,那時的人都知楊深秀國學根底深,卻不知他也明了世界局勢,均感驚服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

和徐致靖先后上疏請更改文體,不采用八股文。被盈廷、禮部尚書許應骙多番阻撓上書請設譯書局、派皇室游歷各國、派遣留學生等建議,均采納面試京朝官,每日見20人,試用當中人才,罷免老庸愚不通時務的人,引起不滿幫助、贊揚實行新政者,為他們上書或辯白,如湖南巡撫陳寶箴被守舊黨彈劾,為他剖辨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奪回政權。其后楊深秀詰問皇上被廢的原因,要慈禧撤簾,當然是螳臂當車,下獄。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和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問斬,合稱戊戌六君子貢獻

個人成就

賑災

1877—1878年(光緒三至四年),北方冀、豫、秦、晉數省,出現了亢旱,尤以山西為最。山西巡撫曾國荃在奏文中云:“赤地千有余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侵奇災,古所未見。”山西發生如此嚴重的災荒,居于京城的山西京官和士予,紛紛捐獻銀兩,賑濟家鄉父老鄉親。也有許多人請假返回晉省,或探視家人,或加入賑災的行列,以盡自己的一份責任。1878年春,楊深秀毅然拋棄科舉考試,請假回鄉,團結官紳,興利除弊,組織賑災,此外還續修了《聞喜縣志》。

當時聞喜縣令是陜西鳳翔的陳作哲。他熱烈歡迎楊深秀返鄉。楊深秀以舉人的身份,滿腹的學問,高尚的人品和刑部員外郎的官職,受到官紳和鄉民的特別尊重,成為在他們之中具有影響和號召力的領袖人物。

聞喜縣此次大棱中之賑災,歷時兩年,據光緒版的《聞喜縣志》載:災民達至41500余人。官紳前后捐銀,共21900兩。散放銀米23次。在官紳兩方的努力下,賑災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共救存15810戶,138730人。

減少驛費負擔

災后,楊深秀、潘夢鳳、李潤之等在籍紳士,又共議減少鄉民的驛費負擔。

縣令陳作哲全力支持他們的這一建議。根據全省善后總局刊發的宮保曾公均減差徭章程,裁去一切浮差,計每糧銀一兩,只出錢200文即可。又議新規30余條。蒙省府州各憲批準,1880年8月6日(光緒六年七月初一)起,由公舉正直明事紳耆照新章辦理。是年夏收,“麥大熟,畝率一石。秋苗亦芄芄可愛。民間所生小兒,較往歲且多數倍。至是荒政而蕆事矣”。

重修縣志

1879年(光緒五年)晉撫曾國荃飭令重修《山西通志》,責令各縣先修縣志。縣令陳作哲委托楊深秀主筆。半年之后,新縣志終于修成。楊深秀此次續修《聞喜縣志》,新創了《志》、《志補》、《志續》三種體例,共12卷。又于地形圖作一大改革,“廢黜八景,分列四圖,限以棋局文,參以羅經向”,每格縱橫為10里,較為準確。

志斟

《志斟》是一種新體例,以舊志“沿革”為例,于原文加以按語,注入新文,增添了新內容。以戴震《汾州志》作參考。又列表,以朝代封國、建置割并,隸屬山水雜地名,各欄簡言填之,“綱目發之,縱橫表之”,十分醒目。

志補

《志補》,為舊志所無,純為新增。如《金石考》,在本縣范圍,分設朝代時期,臚列文物,言明出處,證之以史,考之以文,亦前代所無,也是一種新創體例。此乃以河南武授堂氏《偃師》、《安陽》二志作參考。又如《星度考》亦舊志所無,以科學算法及實測代星野,又表列節氣時刻,皆十分新穎、準確。 

志續

《志續》則補充遺漏或續寫前志所無之人物傳記等。新增人物之傳記,亦簡而明。

“作志有三難:一日體例欲精則難;二日考據欲核則難,三日文章欲潔則難。”楊深秀于半年中克服了此三難,續成縣志,“其考據精確,文章雅練不具論,至其體例皆取諸前輩大師”。書成,呈于省憲,獲得好評,是諸縣志中之佼佼者。

1882年(光緒八年)張之洞來山西主政。下車伊始,即大刀闊斧地革弊興利。楊深秀借此契機,聯合地方紳士,向縣令朱光綬建議,為振興大侵之后聞喜縣孱弱的文風,應永遠免除一項許多年來壓在新進生員身上的“公堂禮”攤派。所謂“公堂禮”,就是新進生員每逢歲、科兩試的考棚費和送禮費。這確屬一項弊政。這一建議,得到縣令朱光綬的全力支持。經上司及欽憲批準,同意免去“公堂禮”弊政。河東道臺江人鏡指示將楊深秀等人的呈稟及各憲之面諭,謄寫碑陰、勒之于石。身上的公堂禮重負得以永遠免除,士子們無不拍手稱快。大侵之后,孱弱的文風得以迅速恢復、振興。勒石立碑之時,楊深秀應官紳所請,又專寫了一篇《以里書銀抵新進生公堂禮記》的短文,刻于正面。該文開始,先用一句話點出主旨:“古之為政者,為民興利而已。”一語道出古今人民的心聲,做官為政的標準。該碑立于文廟牌樓前右側。是現存僅有的一件與楊深秀生前有關的石制文物。

曾國荃倡議重修《山西通志》,得到欽差閻敬銘的支持,特聘王軒主持山西通志局,后又加聘楊篤、楊深秀、張鐵生等。

楊深秀于1880年應聘赴省城。當時,福建閩縣人王仁堪任山西學政。王仁堪特聘楊深秀為太原府崇修書院山長。崇修書院原址即今省第一博物館西小院,籌建于1865年(同治四年),1867年正式開學。生童來自晉中各縣縣學優等生。

書院協講

此外,楊深秀還擔任過省城令德堂書院的協講。

令德堂書院創建于1883年(光緒九年)。于通省擇諸生之高才者人內深造。令德堂與晉陽書院同為全省士子之最高學府,其原址為太原府署后之寶賢堂(今山西省實驗中學),經張之洞奏準籌建,正式開辦于1884年5月(光緒十年四月)。晉陽書院山長王軒,被特聘為令德堂書院之總校主講(山長),楊深秀、楊篤、張鐵生等均被聘為分校兼協講。楊深秀于兩書院中“講《尚書》,主今文家言,極高談雄辯之概,諸生課余請業,竟委窮源循循無倦”。

傳播新思維

19世紀80年代的山西已開始改變閉塞的風氣。張之洞于創立令德堂書院的同時,還下令購入南省出版的各種書籍。英人李提摩太以傳教、賑災為名,進入山西,張之洞聘他為顧問,設洋務局,展開建設。雖由于各種原因收效甚微,但總算開了風氣,所有這些都為書院教學聯系實際創造了一定條件。楊深秀于講經中,以春秋公羊學啟迪學生,“勿迷溺于時文”。時文即八股文。勿迷溺于此者,即要從八股文中走出來,學習改制立法。有這些都使學生受到一定影響。太原之劉友風,榆次之劉奮熙皆其高材生。劉奮熙以進士人仕后,兩袖清風,常以圣賢自學自勵,且引天下事為己任。劉友風“雖習舉子業,而究非專以舉子業為心”,后編纂成《晉祠志》。二人皆有其師之遺風。

山西通志的修纂

在光緒《山西通志》的修纂中,楊深秀也付出了辛勞,有重大貢獻。

修志的整個工作是在山西通志局的具體領導下進行的。總纂為王軒,分纂為楊篤、楊深秀、張鐵生等。王軒日與楊篤、楊深秀諸人討論通志之體例,定為六門。即:圖、譜、考略、記、錄等。6門又各詳分為36類。此次修志在山西歷史上是空前的。楊深秀擔任《星度譜》2卷與《古跡考》8卷之分纂任務。

楊深秀所分纂的《星度譜》利用了當時天文、歷法和地理方面的最新科學成就,他本人也有一定的創見。這既反映了他具有的較高科學水平,也體現了他的求實精神。

《古跡考》載于《通志》卷之五十。其主要內容是從上古之唐虞夏商周秦,以迄兩漢魏晉宋元明清,在山西所建國都及城邑之考證。旁及宮室、祠字,陵墓及寺觀等。《古跡考》又為《沿革譜》之姊妹篇。讀過王軒所纂之《沿革譜》,山西之古今沿革,了然成竹在胸,深服其簡明扼要。再讀過楊深秀《古跡考》,山西各處古跡名區,更加粲然入目,有如更上一層樓而覽無數之勝景。

返京

1886年(光緒十二年)冬,楊深秀離并返京,到刑部銷假。1889年春,參加了會試,被取中貢士。接著參加殿試,被置于三甲。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楊深秀深為“甲午之恥”而憤恨而深思,“無由申”之。

1897年山東發生了德國強占膠東半島的嚴重事件,楊深秀被實授為山東道監察御史。他第一疏就極言改革。疏云:

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強。

戊戌維新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春,他和康有為加強了聯系,參加領導了保國會和戊戌維新變法運動。變法前夕,他首先上折,請定國是,明賞罰,指出:夫古今為政,未有東西未定,游移兩可者。臣愚謂皇上,仍主守舊則已。若審觀時變,必當變法。非明降諭旨,著定國是,宣布維新之意,痛斥守舊之弊,無以定趨向,而革舊俗也。光緒帝根據此折,終于定下決心,向全國臣民下詔宣布變法。此后,楊深秀每在變法的關鍵時刻,或單獨上折,或聯合他人上折,提出指導性的政策建議、方法或步驟等。這些建議多為皇帝采納,轉成上諭頒行。在百余天中,楊深秀共上奏折計有17件之多。1898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光緒帝被囚禁,康梁逃亡,變法遭到失敗。楊深秀不顧個人安危,打算前往南苑,說服董福祥軍反正,“動以忠義,俾救主上,反正,則新政大行”。可惜抓捕他的人已到,他從容就捕。在獄中,他高風亮節,激昂慷慨,于壁上留詩三首,以大義激勵來者。其一云:

久拼生死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

自曉龍逢非俊物,何嘗虎會敢徒行。

圣人豈有胸中氣,下士空思身后名。

縲紲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

犧牲

楊深秀9月24日(六月初九日)被捕,三天以后,即被押到宣武門外菜市口(西鶴年堂藥店附近)殺害,時年49歲。

戊戌六君子

他與一同被殺的另外五人被合稱為“戊戌六君子”。楊深秀自擔任御史以來,始終以“澄清天下為己任”。在歷史關頭,為民族大義而獻身。他深信:歷史的前進步伐決不會為清廷反動勢力所阻擋。他堅信:后繼者一定會接踵而來。中華民族崇高的愛國主義犧牲精神,又一次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政治活動

楊深秀,字滿材,號孴孴子,山西聞喜人。“少穎敏,十二歲錄為縣學附生,博學強記。”同治初,以舉人入貲為刑部員外郎。光緒十五年考中進士,旋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97年12月30日)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居官清廉,剛正不阿,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十分關心。在他當京官的時候,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尤其是德國武裝侵占膠州灣事件,對楊決秀刺激至深,使他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動,行動上積極向當時代表時代前進潮流的維新派靠攏。楊深秀在被授于山東道監察御史的第二天,即向光緒皇帝上了《時事艱危,謹貢芻議折》,闡明了“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存”5的道理。這封奏折在朝廷的官吏中間,引起了不小的轟動。這是在膠州灣事件之后,光緒從維新派方面直接聽到的最早的變法呼聲,比康有為《請大誓臣工開制度新局折》要早看到兩個多月。原先,人們只知道他精通“舊學,”號稱“山西通儒,”可是從這封奏章中,人們卻看到楊深秀不僅通達“中學”,而且對世界形勢、五洲大事均有深刻而獨到的見解。正因為此折提出的變革祖宗成法的問題至關重要,因此,它很快被軍機大臣們依照慣例,送交慈禧過目。據清官軍機處檔案記載:“本日御史楊深秀奏,時勢艱危,謹貢芻議折,奏旨存。謹將楊深秀折恭呈慈覽;”

楊深秀提出的變法維新主張,在渾渾噩噩、日以奔兢利祿為事的官吏中間是非常罕見的;挽救世變,開通風氣,擺脫瓜分厄運等共同的奮斗目標,使他與維新派走到一起。在百日維新前夕,楊深秀即與康有為等人頻相往來,過從甚密。由于他們的政治主張相同,因此,楊深秀便利用身居臺諫之便,多次代遞康有為的上書。但是,關于楊深秀最早在什么時間以御史名義代遞康有為的條陳,晚近學者的許多說法都不確切。最早在梁啟超編寫的《楊深秀傳》中,是這樣敘述的:

“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君始入臺,第一疏即極言地球大勢,請聯英日以拒俄,詞甚切直。”8之后,《清史稿》中的《楊深秀傳》沿襲梁說,亦認為光緒二十四年“帝俄脅割旅大事起,楊即上疏力請拒之。”這種說法一直流傳至今。

其實,梁啟超所記,無論是此折所上時間,還是上書的原因都是錯誤的。前人記戊戌變政事,多據耳聞目睹追憶書之,往往似是而非,諸多訛誤。據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宮中檔記載,楊深秀以御史身分代康有為上的第一個奏折是《請聯英國,立制德氛,益堅俄助折》,該折于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1日)遞上。這是楊深秀擔任山東道監察御史之后所上的第二個奏折。

楊深秀之所以要遞上這奏折、是因為德國在出兵強占膠州灣之后,又通過外交途徑,向清政府提出六條無理要求,其中包括所謂懲兇、賠款以至于罷斥已調任四川總督的李秉衡等等。以光緒為首的帝黨,對德國的苛刻要求感到束手無策,十分為難:倘若不允德使之求,深恐由此激成事端;如允諾德使請求,又怕各列強援引最惠國條例,“一國發其端,各國繼其后,”紛起效尤。因此,光緒派翁同和等總署大臣與德國駐華大使海靖反復商榷,討價還價,“駁結舌敝唇焦”,9仍是“計無所出”。10與此同時,以慈禧、李鴻章為首的親俄勢力,自“三國干涉還遼”之后,與沙俄簽訂了出賣民族權益的“中俄密約,”“輸以鐵路大利,”一心倚俄,他們幻想依賴俄國勢力,平息這場危機。  

這封奏折暴露了維新派的許多糊涂認識和錯誤觀點。他們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認識不清,還不懂得“東山老虎吃入,西山老虎也吃人”的道理,甚至把擺脫民族災難的希望,寄托于一些帝國主義列強。當然,這并非楊深秀一個人的缺陷,它幾乎是所有維新派的通病,譚嗣同和康有為甚至主張以新疆、西藏等“邊遠之地”的主權,換取某些列強的援助。這些都和維新派的階級與時代的局限性緊密相關,也和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知識分子的軟弱性直接聯系。

但是,應該看到,楊深秀的這種建議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也還有著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首先,楊的主張帶有明顯的反帝性質。面對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的瓜分中國的狂濤惡浪,他挺身而出,力主堅拒德請,反對將膠澳租讓德國,以杜絕各國“踵其后而瓜分”之弊端,這是楊深秀的出發點。其次,楊揭露了沙俄的侵略本性,反對慈禧一伙一味依賴俄國的做法。盡管他在此折中提出的聯合英日的主張是非常幼稚的,實際上也根本行不通,然而,這種主張卻是針對“西后及恭邸(即恭親王奕)畏俄甚”19這種特殊的政治局勢而提出的。面對如此嚴重的危迫局面,慈禧和奕等清政府的當權派非但不能銳志更張,奮起保衛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反而奉行“更主倚俄”20的政策,大量出賣中國主權,使中華民族的權益遭到嚴重損害。因此,遭到楊深秀等人的非議。但是,由于沙俄侵吞旅大等陰謀,尚未完全暴露,維新派對沙俄的抨擊并非十分嚴厲,楊折一面揭露它與德國“深謀堅約,”一面還主張“益堅俄助。”后來,隨著沙俄的侵略嘴臉暴露得愈來愈充分,維新派對它的揭露亦愈來愈徹底,指責“俄為虎狼之國,日以吞并為事”,“稍倚其力,必干預其政”,強調“欲變法自立者,宜早為計,欲保國自立者,宜勿依人”。

總之,楊深秀在百日維新前夕的活動,反映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為了摸索救國救民的道路,經歷了艱難而又曲折的歷程。他們對帝國主義列強的認識,還停留在低級的感性認識的階段。

人物評價

楊深秀的主張體現了其深謀遠慮:八股文的弊端在中國已經積累了幾千年,想一朝掃除,決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只能循序漸進,才有可能徹底根除八股制度。由于楊深秀提出了這些改革的措施,因而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嫉恨和排擠。楊深秀在此后又上書朝廷,請求選擇通才召見試用,把那些老弱庸愚之人全部罷免掉。此書一上,朝中的守舊大臣更對他恨之入骨。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成效顯著,但湖南守舊黨卻與之為難,紛紛上書彈劾陳寶箴。朝中大臣唯有楊深秀一人為陳寶箴剖辯,陳寶箴因此才能得以重新施行新政。戊戌政變后,維新派被朝廷緝捕,京中人人恐慌,沒有人敢與清廷守舊黨相對抗。楊深秀卻不畏清廷之殘暴,毅然上書質問光緒皇帝被廢的原因,援引大義,切陳國難,要求慈禧太后撤簾歸政,因此而被捕入獄。在獄中寫成詩作十幾章,愴懷皇帝,憂念外患,那種忠誠的氣節,溢于言表。楊深秀為官清正廉潔,取與之間,一絲不茍。做御史時家里仍然很窮,衣食有時都供應不上,只有靠詩文自給,雖然如此,卻不曾稍改其志。在京城住了二十年,惡衣惡食破車老馬,生活艱苦,對自己要求很嚴,高尚的氣節無與倫比,有古君子的風范。

個人著作

有《楊漪村侍御奏稿》、《虛聲堂詩抄》、《聞喜縣新志》。

墓地

“戊戌六君子”就義時,楊深秀49歲,楊銳41歲,劉光第39歲,譚嗣同33歲,康廣仁31歲,來自福建侯官的“才子”林旭,年僅24歲。

一代風流倜儻的志士仁人,以天下為己任,舍生取義,臨大節而不辱。

他們手無寸鐵,甚至可說是手無縛雞之力,但他們有的是滿腔熱血,一片丹心,甘愿為國家民族捐軀灑血,冒死不辭。他們真是將自己的人生的極致,義無反顧地涌入了歷史的大波。至今思之,令人無限感慨,唏噓不已。

儀張村就在新開的二級路旁側,儀張村到了。

楊深秀墓在村邊不遠的地方,熱心的縣文博館館長張英雋先生,很快領到了那里。墓丘完全可以用“荒涼”兩個字來概括。一座并不高大的圓土堆,用石塊圍砌著,寂寞地立在一片果園中。果園里間作著小麥,成熟的麥子正待收獲,金黃耀眼。若不是墓丘前面有一塊上書“戊戌志士楊深秀之墓”的碑石,誰會相信這土堆會屬于名震中外的一代英杰。

“六君子”血濺菜市口時,何等的陰森恐怖。楊深秀的尸體,是他的大兒子黻田在山西同鄉的幫助下收殮回來的。縫了八大針才將頭顱與身體連綴。也是在山西同鄉的幫助下,黻田將父親的靈柩運回了聞喜老家。深秀在京還有一小妾,當時京城里盛傳是自縊了的,其實是在混亂中逃離了京城,以后又輾轉回到聞喜,與黻田的妻兒生活在一起。為官清廉的楊深秀,家無余財,生前沒有積蓄,又遭抄斬的滅頂之災,是回鄉后草草安葬了的,豈敢鋪排,也鋪排不起。當時只怕是連一塊碑石也未曾豎立。楊深秀雖身為御史,生前兩袖清風,死后一不黃土,盜墓賊當然是無須光顧的了。

親緣關系

楊深秀有三個兒子:黻田、墨田、孤田。大兒子黻田,戊戌變法時是隨父親留居京城的。據《清史稿》記述:楊深秀寫成了“抗疏”,要讓慈禧歸政光緒,“方疏未上時,其子黻田苦口諫之,深秀厲聲喝之退”。生性懦弱、謹慎的黻田,是被父親淋漓的鮮血喚醒了的,此后思想激進,擁護辛亥革命,曾出任民國后的聞喜縣長,后終老故鄉。

在儀張村,問起楊深秀的后人,陪同的張英雋先生說,黻田先生的老伴還在呢,于是相隨前去探望。

儀張是個大村,新房與舊宅參差,磚墻和土圍毗連。七拐八繞,八卦陣似的,終于找到了一處院落,黻田先生遺孀林風雪老人的住地。

這是一座極其破舊的農家小院,你很難想象,這座銹磚土墻比一般農家還要寒酸的小院,竟會是楊深秀后人的居所。林風雪老人,河北束鹿人,嫁與黻田在這里已生活六、七十年。

老人94歲的高齡,歷盡風雨雪霜,如今病骨支離,生活不能自理,但記憶清晰。現由她的大女兒去域在家侍奉。去域也已76歲,退休前為運城高專教師。

在儀張故里,還有楊深秀的三兒子孤田的后人。依照楊深秀給他的孫輩名字的取字,他的孫子、孫女的名字分別為:去域、去塵、去壅、去坷、去垢……史書上說楊深秀以“澄清天下為己任”,他孤傲高潔,獨立不遷,從給子孫的取名上,也可以看出他寄望后輩力除社會污垢坎坷,為國成才,澤及蒼生的拳拳之情。

楊深秀生前還曾留有《楊漪村侍御奏稿》、《雪虛聲堂詩鈔》等著述,可惜至今未能整理出版,深為憾事。

當今,在這個經濟洶涌,快餐文化盛行的年月,若要進入一個追求學術、追求真理的境界,遠比進入“戲說”什么歷史故事和人物之中,要困難得多,也枯燥得多,更不要去奢談什么憂國憂民了。

歷史上的那些曾留下熱血和生命,那些曾令人肅然景仰、滌蕩著靈魂的身影和足跡,有多少已被記憶的塵土所覆蓋,被時光的風雨沖刷得蹤跡依稀而少有人問津了。物質的誘惑,像一條恣肆汪洋的河流,卷載著人們漂流而去。

但對聞喜并不悲觀。所謂“花落春猶在”,這塊古河東大地上的豐厚的人文積淀,仍在向世人展示著它昔日的輝煌。這塊曾經產生過裴氏家族、楊門義杰的土地,仍然是人們解讀何以在歷史上崛起一個名門望族和俊杰義士的最翔實、最原始的“文本”。幸存在這里的地上和地下的文物古跡,也正在吸引著愈來愈多的學者和游人。裴家的德業文章,楊公的驚世壯舉,不僅是聞喜奉獻給中國的一筆財富,同時也是聞喜現代化經濟文化建設的人文源頭和根基。

聞喜畢竟是值得欣喜的。聞喜正聞雞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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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銳

人物簡介

初露頭角

楊銳出身于四川綿竹書香門第,幼承父兄教養,少年時代即開始顯露頭角。參加院試時,張之洞將楊銳與其兄楊聰二人比為蜀中當代的蘇軾和蘇轍。畢業于尊經書院,年最少,嘗冠其曹。優貢朝考考取知縣。及長,入已升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幕府,任職期間以其卓越的才華與高尚的品格深得張之洞的敬重,成為其重要幕僚。 15年中,凡送呈朝廷的奏疏與重要文獻,大多出自楊銳之手。 

光緒十年(1884年),法軍侵犯越南諒山和中國滇桂邊境,楊銳力主援越抗法,并促成張之洞起用退職愛國老將馮子材為廣西軍關外軍務幫辦,率軍出關,奮起反擊,打敗法軍三路進攻,重傷法軍司令尼格里,并攻占涼山。捷報傳來,楊銳滿懷激情,代張之洞草擬了《廣軍援桂奏稿》,此稿成為近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獻。

光緒十一年(1885年),楊銳在順天鄉試中,考取內閣中書,獲章京記名,協編《大清會典》,書成后晉升內閣侍讀。楊銳身入政壇以后,即義無反顧地投入救國活動。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中,和議傳出,楊銳深切憤慨,而慈禧卻在此時要辦六十大壽,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太監寇連才阻諫被殺,無人再敢直言勸阻。獨有楊銳激勵御史王鵬運進諫并代王作疏上奏,奏疏中有“齊頃公敗于鞍,七年不飲酒食肉,越勾踐敗于會稽,二十年臥薪嘗膽”之句。慈禧看后甚為惱怒,要恭親王奕訢將其充軍,奕訢回答:“言官無邪。”方得免。

甲午戰敗以后,1895年4月17日,中國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對此全國人民非常憤慨。在京1300多名應試舉人發動“公車上書”。楊銳作為年輩較早的京中名士帶頭參加。“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這年8月底,楊銳同文廷式、康有為等18人在京發起組織以振興中華、開通民智為主要上的的“強學會”。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多次向光緒帝上書都被守舊派作梗阻撓,光緒都未看到。康有為又來北京準備再向光緒陳述救亡自強之策,楊銳日夕與康籌劃,為之宣揚,并在都察院一位官員高燮曾面前極力稱贊康有為的變法主張,將主要內容予以條陳,高燮曾上疏向光緒推薦。 

百日維新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張之洞推薦楊銳應征經濟特科。6月11日,光緒帝發布“明定國是”詔,決心變法自強。繼“明定國是”詔以后,光緒帝不斷發出“行新政”的詔書,甚至一日數令,傾瀉而下,決心變法維新。由于當年是戊戌年,史稱戊戌變法。

9月1日,楊銳在積極推行變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戊戌變法失敗后被革職)的推薦下,受到光緒帝的召見,向光緒極言興學、練兵、用人等救亡之策,光緒以其所言切實中肯,甚為滿意。接著又召見了劉光第、譚嗣同、林旭三人。9月5日加四人四品卿銜,參預新政,當時有關新政的詔書全由四章京代皇上草擬。加上一些守舊衰謬大臣已失去光緒帝的信任,因此,當時的四大章京頗有實權,按梁啟超的說法是“名為章京,實為宰相”。“明定國是”詔發出以后,在清廷內部以光緒帝為首的維新派與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展開了激烈斗爭,北京城內政治形勢十分緊張。

變法維新的口號喊了

兩月多,但各地巡撫總督見清廷實權仍在慈禧之手,大多數都持觀望態度。為了打破困境,8月30日光緒帝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這些無所事事的衙門和充滿著尸位素餐的官員,裁撤了湖北、廣東、云南三省的巡撫(因這三省既有總督,又有巡撫)。

禮部主事、維新派人士王照上疏建議光緒帝和慈禧太后游歷日本諸國,以考察各國情況,從而開拓眼界。這一建議,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骙并不贊同,因此不肯向上傳達這個建議,阻撓王照上疏。光緒得知后勃然大怒,因為按照新政的改革措施,部院大臣是不能阻撓各級官吏上書的,他認為這是守舊大臣公開挑戰新政。為了立威,光緒帝在9月4日下令將懷塔布、許應骙、堃岫、徐會灃、溥颋、曾廣漢等阻撓變法的六堂官全部罷免。史稱“禮部六堂官事件”。這是清代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懷塔布立馬通過自己的妻子將此事告訴了西太后慈禧,慈禧認為光緒處罰過重,立即表示反對。慈禧還沒來得及有所行動,光緒便在第二天擢升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四人為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行走。

9月13日,光緒帝根據康有為的建議,準備開懋勤殿以代替軍機處,并召李端棻、徐致靖、宋伯魯、梁啟超等8人共議新政,同時,康有為還在光緒皇帝面前保薦梁啟超為懋勤殿顧問。這一舉措無異于宣告維新派開始正式與守舊派奪權,這是慈禧決不允許的。9月14日,當光緒帝赴頤和園請求慈禧批準成立懋勤殿時,慈禧明確表示了她的態度,對光緒帝施加了壓力。 

危機應對

光緒帝回宮以后,次日召見楊銳時發了一道密詔,其內容是:“近來仰窺皇太后圣意,不愿將法盡變,并不欲將此輩荒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并且隨時有幾諫之事,但圣意堅定,終恐無濟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不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侯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這份密詔雖然表現出皇帝的焦急不安,但在指名“妥速籌商”的,是四位軍機章京。并未包括康有為,康有為充其量也只能列入“諸同志”之中,證明在此時皇帝心中,他決非不可或缺的股肱。而且光緒帝此時只想找到一個能夠避免政變、同時又能夠讓改革繼續下去的方案,并不想得罪慈禧。很明顯這不是一封告急文書,“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將舊法盡變,盡黜昏庸之人”這一假設,皇帝只是在咨詢 “良策”,并未要求展開救援行動之類。況且他還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圣意”。

9月17日,光緒帝預感大禍臨頭,再次發出密詔,這一次的密詔是發給康有為的。盡管實際權力都掌握在以慈禧為首的守舊大臣手中,但康有為還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袁世凱。就在這一天,當楊銳秘密地將光緒帝寫給他的第一份密詔的抄寫本交給康有為,并讓他想出妥善的方法時,康有為將密詔改成了如下內容:“朕唯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慮,不勝企盼之至。特諭。”康有為將兩份密詔(包括被篡改的那份)交給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看后,眾人相對痛哭了一場。康有為決定讓譚嗣同連夜勸說袁世凱,讓他起兵勤王,并前往頤和園逼迫慈禧徹底交權。并說事成以后立即升任袁世凱為直隸總督。狡猾多詐的袁世凱,當面并不拒絕,兩天以后立即向榮祿全盤交待了譚嗣同夜訪的情況。榮祿急乘專車趕到北京,同懷塔布等人面見慈禧,密謀至半夜方散。慈禧傳旨說皇帝生病不能辦事,由她“臨朝訓政”。 

不屈被殺

24日凌晨,楊銳在繩匠胡同寓所被捕,與譚嗣同、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同時關押刑部監獄。28日,楊銳與以上五人同時遇害于北京菜市口,年僅41歲。 現有“楊銳廣場”位于四川省綿竹市人民公園內。 

變法失敗后,康有為從日本流亡到美國、歐洲,聯想

到楊銳已經被殺,死無對證,他便將自己篡改的假密詔公之于天下,欺騙外國人和華僑,處處打著保皇的旗號騙取集資大肆揮霍。當慈禧得知這份假詔后,誤以為光緒對自己有謀害之心,立刻勃然大怒,將光緒終生囚禁在瀛臺,直到死也沒有原諒他。

康有為自認為死無對證,沒想到有一個人卻對此事洞若觀火。戊戌變法后,與康有為同樣逃亡日本的維新人士王照曾經在一則筆談中揭露康有為篡改密詔的真相:“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詔,非皇上之真密詔,乃康所偽作者也。皇上密諭章京譚嗣同等四人謂‘朕位今將不保,爾等速為計劃,保全朕躬,勿違太后之意’云云。此皇上不欲抗太后以取禍之實在情形也。另諭康有為祗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無令其舉動之文也。”

王照雖知道真相,苦于沒有直接證據,直到1909年宣統改元后,楊銳的兒子楊慶昶將密詔原件上交都察院,當時章炳麟執掌京畿,他將密詔原件轉呈光緒帝的弟弟攝政王載灃,康有為篡改密詔的真相從此大白于天下。 

人物評價

《清史稿》:百日維新,中外震仰,黨爭遽起,激成政變。(楊)銳、光第、嗣同、旭及深秀、廣仁同日被禍,世稱“六君子”,皆悲其志。

代表詩作

【臘月十五夜月】

錦官城里暫停鞍,紅粉樓頭獨倚闌。

一十二回明月夜,可憐都向客中看。

軼事典故

1898年9月24日,楊銳被捕,關在了刑部

楊銳書法大牢。張之洞知道后,急電盛宣懷,請順天府尹夔及戶部尚書、協力大學士王之韶營救楊銳。同時他致電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提出楊銳是有湖北巡撫陳寶箴保薦,與康沒有關系;在給翟鴻的電文中,請他找王文韶、剛毅幫忙。在9月27日晚,他還致電在天津的榮祿,表示要親自為楊銳作保。但是剛毅由于楊銳說他剛愎無知,而且阻撓變法導致沒有成功,反而在慈禧面前鼓煽:“此輩多殺幾個何惜?”西太后異常的厭惡變法,對“康黨”勢不兩立。9月28日,她就將被捕的譚嗣同、康廣仁、劉光弟、林旭、楊銳、楊深秀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處死,史稱“戊戌六君子” 

史籍記載

《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四·列傳二百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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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光第

人物生平

早年仕途

劉光第幼年時,父死家貧,母親王氏在艱難竭蹶中,咬牙送子讀書。雖然家里窮得每天只能買三文錢豆渣作菜,但她仍對劉光第督學極嚴,劉光第亦發憤讀書,往往是三更回家

,雞鳴即起。光緒六年(1880年),二十一歲的劉光第參加縣考,為案首(童子試第一名),得到縣官陳錫囹的賞識和幫助,得以繼續攻讀,游學于成都錦江書院。二十三歲中舉人,二十四歲中進士,授刑部廣西司主事。

劉光第在刑部供職達十余年。此間,他在北京南西門外修復了一座廢圃和幾間舊舍作為寓所。那里風景誘人,屋外柳樹下有一醴泉,泉水清澈如珠,蜂蝶翩翩而至,環境十分幽靜。劉光第居此期間,除上班例行公事外,不交往權貴,不應酬筵席,常是閉門讀書,埋頭著作。在刑部任職十多年,京中知道他的人還很少。當時刑部受賄成風,劉光第卻從不接受,而且辦事十分謹慎,一絲不茍。一次,刑部司寇因受賄某案.要他“枉法之”,遭到拒絕,因而得罪了上司,失去升官的機緣。這使劉光第看清了朝政的腐朽。

力推變法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變法維新運動,經過兩年多的醞釀逐漸走向高潮。康有為發起成為以救亡圖存為宗旨的“保國會”,劉光第偕同友人楊銳等欣然前往參加。四月十三日(6月11日),光緒帝在維新派的推動下,下詔“明定國是”,命康有為參贊新政,開始變法。七月,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器識宏遠,廉正有為”,向光緒帝保薦劉光第。在召見時,劉光第向光緒帝力陳“國勢艱危,與中外積弊,非力矯冗濫,無以圖治”的變法主張,對論詳直,為光緒帝所賞識。次日,光緒帝授予劉光第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行走,與譚嗣同、楊銳、林旭合稱“軍機四卿”,參與維新新政,總攬朝廷的納諫大權。

這時的軍機處,實際上成了變法維新的參謀部。當時光緒帝變法之心甚切,下詔求言,廣開言路。因此,每日上奏的條陳多達數百起。劉光第與譚嗣同同值一班,整日批閱奏文,擬出處理意見呈光緒帝裁奪。在維新派的輔佐下,光緒帝頒布了“裁官、汰冗、節費、練兵、改科舉之舉,弛八旗之禁”等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教育諸方面一系列詔書,以“決去雍弊”,使得“民心大振”。

無力回天

維新變法觸犯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利益,朝廷內部斗爭加劇。劉光第目睹“國脈一絲懸鬼手”的朝局,深感“親貴握權,母后掣時”的嚴重性。他一方面憎恨以慈禧為首的守舊勢力,欲擺脫“當關老虎”,希望變法盡早獲得成功;一方面又想在激烈的政治漩渦中潔身自好。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就曾談到由于自己居官清廉,不接受官場風行的“炭別’一類賄賂,而在爭權奪利的朝廷中處境困難的事。他說,軍機處官員每年可分銀五百兩(貪婪者遠不止此),而他不愿分一文,往年倒賠之數尚小,現在“每年須于賠五百金”。又談到在為軍機處領班的親王做壽時,同僚們都去祝賀,惟他不往。他早有“罷去返鄉井”的打算,只是苦于無錢,而“現在皇上奮發有為,改圖百度”,變法尚有一線希望,自己又受到信住,因此“急切不忍去耳”。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湖南守舊黨曾廉給康有為。梁啟超羅織了很多罪狀,謂之“叛逆”,上書請殺。光緒帝交譚嗣同按條駁斥。譚嗣同表示愿“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劉光第在一旁見了,也挺身而出,在譚嗣同的駁語后寫上“臣光第亦請先坐罪”。對于這事,梁啟超后來專門談過。他說;“裴村之在京師,閉門謝客,故過從希焉。南海先生則未嘗通拜答,但于保國會識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嗚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

慷慨就義

光緒二十三年(1898年)八月初六(9月21日),由于袁世凱的出賣,慈禧太后采取突然襲擊,將光緒帝軟禁起來,并用皇上的名義發布詔書,開始大肆搜捕和屠殺維新派。三天后,劉光第在軍機處被捕人獄。他堅信自己的事業是正義的,神態自若。翌日,在京做官的四川人聯名“具疏”,要求釋放劉光第、楊銳等人。刑獄因獄詞未具,欲審不能,見此著了慌。

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未加審訊,慈禧就下即行處斬之命。劉光第提出強烈抗議:“未訊而誅,何哉?”在去刑場的路上,他嘆息說:“吾屬死,正氣盡!”臨刑時,他又一次提出質問:“祖制雖強盜臨刑呼冤,當復訊。吾輩縱不足惜,如國體何?如祖制何?”監斬者無言以對。文質彬彬的劉光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顯得異常頑強堅定。劊子手強按他跪下;他崛立不從,“神氣沖夷,譫定如平日”。受刑后,頭被砍了,身軀還“挺立不化’。圍觀的群眾莫不為之驚心動魄,有的甚至拿出香蠟紙燭為他招魂。

劉光第死后,鄉人把他的靈柩寄放在蓮花庵內,外省來吊唁的人數以百計,京城的吊唁者更多。人們都說“劉君不死”,看到他家十分窮困,紛紛捐款贈物,其中有個不知名的吊唁者,留下銀子百兩而暗暗離去。

文學成就

劉光第自幼喜愛文學,著有《衷圣齋文集》和《衷圣齋詩集》。“衷圣齋”為劉光第自命之名。經后人增補,共收錄有包括家傳、墓志、游記、雜感等在內的散文54篇,詩歌260首。據說劉光第常常是“積稿逾尺厚”,他自己生前也說“新詩滿竹樹,未肯與人傳”,可知其作品散佚者甚多。

劉光第最喜讀杜甫、韓愈的詩,也擅長于作詩,其風格在韓、杜之間,題材以詠誦自然風光和感慨時事為多。他熱愛故鄉。巴蜀的津渡、幽林、古松、寺閣,以及生長在那里的蜻蜓、松鼠、八哥等,都成了他歌詠的對象。他留下的描寫號稱天下獨秀的峨眉山的詩就有四十余首,其中《峨眉最高頂》寫道:“白龍地上走輕雷,萬瓦如霜日照開。詩客人天爭秀骨,神僧埋地結真胎。三秦鳥道衣邊接,六詔蠻云杖底來。南北風煙通一氣,雪山西望是瑤臺。”他漫游過許多地方,在他的眼底,瑰麗的山河就是祖國的化身,而祖國河山,處處使他激動。面對大好河山被帝國主義的侵略所蹂躪,他的心在痛哭。他在《上鮑爵帥春霆時方大修第》詩中寫道:“將星耿耿鐘夔岳,時局艱難待枕戈。臣子傷心在何處?圓明園外野煙多。”深沉地表達了在祖國危難之際的一顆與祖國同呼共吸的“臣子”之心,他的《夢中凡》《遺憤》等詩,既對國外反動派的侵略本性以無情揭露,又對導致祖國倍受凌辱的國內反動勢力以詛咒,無不洋溢著他的拳拳愛國之心。

治學嚴謹

劉光第治學嚴謹,“醇粹嚴肅”。為文學昌黎,說理透徹,“氣骨森辣”,文筆洗練犀利。他還書法學顏真卿,練得一手好字,“時輩難于抗手”。

人物軼事

當劉光第的靈樞運回四川船過三峽時,沿江人民結隊相送,各碼頭紛紛燃香設供,臨江祭奠。沿岸纖夫,自動幫助拉船,有時多達兩百余人。由瀘州轉沱江,到達他的家鄉富順趙化鎮,家鄉人民家家執香祭奠,人人戴孝痛哭。從全省各地趕來吊唁的人,絡繹不絕。公祭文中有這樣的話:“漢唐遺穢,邦國其懷!溝壑能填,白刃已蹈。”意即:慈禧真像呂后、武則天那樣亂國亂政,殺戮忠良,而為了正氣,志士仁人甘愿灑熱血拋頭顱斗爭下去。在那樣的時代下,一個小鎮的人民能這樣自發地為劉光第舉行盛大的追悼會,敢說敢言,既是四川近代史上的壯舉,也充分表明“劉君不死”。

墳墓

劉光第墓,原在趙化鎮羅漢寺,1984年,經自貢市人民政府批準,將劉光第先生骨殖遷葬于縣城五府山革命烈士陵園后部,供后人憑吊。由趙樸初為劉光第墓題寫了墓碑。

代表詩作

夢中

夢中失叫驚妻子,橫海樓船戰廣州。五色花旗猶照眼,一燈紅穗正垂頭。

宗臣有說持邊釁,寒女何心泣國仇。自笑書生最迂闊,壯心飛到海南陬。

望峨嵋山

插天菡萏是疑非,萬古名山布跡歸。香象渡河騰白足,澹峨江影照青衣。

寸心塵外尋煙客,一笑云端見王妃。綽約何人說冰雪,始知莊叟意深微。

人物評價

梁啟超為之作傳,康有為作挽聯,稱“孤旌特表六人中”。而其他人士,亦予其高度評價:“政府寮友見者,謂君子于政事無新舊畛域,斟酌最平允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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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廣仁

典籍記載

康君傳

康君名有溥,字廣仁,以字行,號幼博,又號大廣,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厲鷙,明照銳

斷,見事理若區別白黑,勇于任事,洞于察機,善于觀人,遂于生死之故,長于治事之條理,嚴于律己,勇于改過。自少即絕意不事舉業,以為本國之弱亡,皆由八股錮塞人才所致,故深惡痛絕之,偶一應試,輒棄去。弱冠后,嘗為小吏于浙。蓋君之少年血氣太剛,倜儻自喜,行事間或跅弛,逾越范圍,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場,

使之游于人間最穢之域,閱歷乎猥鄙奔競險詐茍且闒冗勢利之境,使之盡知世俗之情偽,

然后可以收斂其客氣,變化其氣質,增長其識量。君為吏歲余,嘗委保甲差、文闈差,閱歷宦場既深,大恥之,掛冠而歸。自是進德勇猛,氣質大變,視前此若兩人矣。

君天才本卓絕,又得賢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發論往往精奇悍銳,出人意表,聞者為之咋舌變色,然按之理勢,實無不切當。自棄官以后,經歷更深,學識更加,每與論一事,窮其條理,料其將來,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資為謀議焉。

膠州、旅順既失,南海先生上書痛哭論國是,請改革。曰:“今日在我國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則惟當變科舉,廢八股取士之制,使舉國之士,咸棄其頑固謬陋之學,以講求實用之學,則天下之人如瞽者忽開目,恍然于萬國強弱之故,愛國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歷年所陳改革之事,皆千條萬緒,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當以全副精神專注于廢八股之一事,鍥而不舍,或可有成。此關一破,則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蓋當是時猶未深知皇上之圣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見,鄉會八股之試既廢,海內志士額手為國家慶。君乃曰:“士之數莫多于童生與秀才,幾居全數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革鄉會試而不變歲科試,未足以振刷此輩之心目。且鄉會試期在三年以后,為期太緩。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變童試、歲科試,立刻施行然后可。”乃與御史宋伯魯謀,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請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國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來,行愚民之政,壓抑既久,人才乏絕,今全國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國之事,改革甚難有效。今科舉既變,學堂既開,阿兄宜歸廣東、上海,卓如宜歸湖南,專心教育之事,著書譯書撰報,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

時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優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

既而天津閱兵廢立之事,漸有所聞,君復語曰:“自古無主權不一之國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雖天亶睿圣,然無賞罰之權,全國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滿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當出京養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為之,凡人見孺子將入于井,猶思援之,況全國之命乎?況君父之難乎?西后之專橫,舊黨之頑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猶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義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復曰:“阿兄雖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學,欲發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眾生者,他日之事業正多,責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經華德里筑屋之下,飛磚猝墜,掠面而下,面損流血。使彼時飛磚斜落半寸,擊于腦,則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華德里飛磚之類也。今日之事雖險,吾亦以飛磚視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計也。”自是君不復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陳奏,有所興革,君必勸阻之,謂當俟諸九月閱兵以后,若皇上得免于難,然后大舉,未為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賜賚,必詣宮門謝恩,賜召見焉。南海先生先后奉命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局,又以著書之故,賜金二千兩,皆當謝恩,君獨謂“西后及滿洲黨相忌已甚,阿兄若屢見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變,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后,上書極少,又不覲見,但上折謝恩,惟于所進呈之書,言改革之條理而已,皆從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決意不出都,俟九月閱兵之役,謀有所救 護,而君與譚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辦譯書,以君久在大同譯書局,諳練此事,欲托君出上海總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詔,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詔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戀闕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與復生、卓如及諸君力謀之。”蓋是時雖知事急,然以為其發難終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獨留,遂及于難,其臨大節之不茍又如此。君明于大道,達于生死,常語余云:“吾生三十年,見兄弟戚友之年,與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計其數矣。吾每將己身與彼輩相較,常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復生觀,故應做之事,即放膽做去,無所掛礙,無所恐怖也。”蓋君之從容就義者,其根柢深厚矣。

既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谷、錢維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猶愈于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于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后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后,無繼者也。”君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鳴呼烈矣!

南海先生之學,以仁為宗旨,君則以義為宗旨,故其治事也,專明權限,能斷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嚴于辭受取與,有高掌遠蹠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時士大夫皆以豪俊俯視之。當十六歲時,因惡帖括,故不悅學,父兄責之,即自抗顏為童子師。疑其游戲必不成,姑試之,而從之學者有八九人,端坐課弟子,莊肅儼然,手創學規,嚴整有度,雖極頑橫之童子,戢戢奉法惟謹。自是知其為治事才,一切家事營辨督租皆委焉。

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孫武令,嚴密縝栗,令出必行,奴仆無不畏之,故事無不舉。少年曾與先生同居一樓,樓前有芭蕉一株,經秋后敗葉狼藉。先生故有茂對萬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愛護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則君所鋤棄也。先生責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亂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檢其閣上舊書整理之,以累世為儒,閣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舉而付之一炬。先生詰之,君則曰:“是區區者尚不割舍耶?留此物,

此樓何時得清凈。”此皆君十二三歲時軼事也。雖細端亦可以見其剛斷之氣矣。君事母最孝,非在側則母不歡,母有所煩惱,得君數言,輒怡笑以解。蓋其在母側,純為孺子之容,與接朋輩任事時,若兩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過。其事為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輕許可,及其既任,則以心力殉之;有過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蓋光明磊落,肝膽照人焉。

君嘗慨中國醫學之不講,草菅人命,學醫于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術。欲以移中國,在滬創醫學堂,草具章程,雖以事未成,而后必行之。蓋君之勇斷,足以廓清國家之積弊,其明察精細,足以經營國家治平之條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國以沒。其所辦之事,則在澳門創立《知新報》,發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設譯書局,譯日本書,以開民智;

在西樵鄉設一學校,以泰西政學教授鄉之子弟;先生惡婦女纏足,壬午年創不纏足會而未成,君卒成之,粵風大移,粵會成,則與超推之于滬,集士夫開不纏足大會,君實為總持;

又與同志創女學堂,以救婦女之患,行太平之義。于君才未盡十一,亦可以觀其志矣。君雅不喜章句記誦詞章之學,明算工書,能作篆,嘗為詩駢散文,然以為無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蓋皆以余事為之,故遺文存者無幾。然其言論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言人所不敢言。蓋南海先生于一切名理,每僅發其端,含蓄而不盡言,君則推波助瀾,窮其究竟,達其極點,故精思偉論獨多焉。君既歿,朋輩將記憶其言論,裒而集之,以傳于后。君既棄浙官,改官候選主事。妻黃謹娛,為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語余云,二康皆絕倫之資,各有所長,不能軒輊。其言雖稍過,然幼博之才,真今日救時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蓋為兄所掩,無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與幼博之持義,適足以相補,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為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篤摯,惟復生與幼博為最。復生學問之深博,過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條理,過于復生,兩人之才,真未易軒輊也。嗚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兩君者可復得乎?可復得乎?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時余適自湘大病出滬,扶病入京師,應春官試。幼博善醫學,于余之病也,為之調護飲食,劑醫藥,至是則伴余同北行。蓋幼博之入京,本無他事,不過為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于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戊戌六君子”被殺真相

“六君子”當年被殺的罪名是與康有為結黨 所謂“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殺害的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等六人。此六人均與當年之維新運動有關,其中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四人乃光緒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軍機章京;楊深秀乃山東道監察御史;康廣仁乃康有為之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達殺害“六君子”之上諭,稱:“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處斬,派剛毅監視,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次日,內閣所奉朱諭將“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體化。朱諭稱: “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發指。……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舉人梁啟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并嚴拿懲辦。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系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楊銳等每于召見時,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儻語多牽涉,恐致株連,是以未俟復奏,于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 

官場

認為八股文有害人才的發展,因而每次應試都放棄作答,20歲后曾在浙江當小吏,其后曾當保甲差、文闈差。在戊戌變法中,康廣仁勸其兄康有為:“八股已廢,力勸伯兄,宜速拂衣,雖多陳無益,且恐禍變生也……弟旦夕力言,新舊水火,大權在后,決無成功,何必冒禍……”。又在致何易中的信中指出:“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地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弟私竊深憂之,故常謂但竭力廢八股,俾民智能開,則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廢,力勸伯兄宜速拂衣,雖多陳無益,且恐禍變生也。”

變法失敗,六君子下獄論死,廣仁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他對譚嗣同說:“今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我輩死,中國強矣。”

被廚子出賣的康廣仁

康廣仁比較溫和穩健,不如梁啟超那般激進,他最激烈的改革意見是主張廢除八股文考試,考近代科學。對于維新變法,他曾經勸康有為:“阿兄回廣東或上海,梁啟超去湖南,專心辦教育,著書立說,激勵文人的愛國心,培養眾多實用人才,三年后必有一定的成就,然后再來推行變政,救中國大行改革,才可能有希望成功。”康廣仁在給朋友的信中也表達過對維新變法的看法:“阿兄規模太大,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少……而皇上又無權,怎么可能成功呢?”1898年9月21日(農歷八月初六),康有為、梁啟超等4人正在北京南海會館打牌,清軍大隊人馬向會館撲來。鄰院有個廚子看到清軍,知道是來抓康氏兄弟的,趕忙跑來通風報信。梁啟超得信,立即起身,塞了一把銀子給廚子,匆匆離去,因而脫險。 

康廣仁也給了廚子錢,并換上了廚子的衣服。但是,他臨走前又猶豫不決,二返其院,于是發生了變故。清軍包圍了南海會館,康廣仁自家的廚子(非報信的那位廚子)—因為前兩天康廣仁因故打了他一下,正懷恨在心,看到大隊清兵和康廣仁彷徨的樣子,知道清軍是來抓他的,便趁機報復,向清軍告發了他,康廣仁因而被捕。因為康廣仁秘密出入宮廷充當康有為和光緒之間聯絡員的角色,所以慈禧深恨他,9月28日那天,第一個被殺的就是他。由于宮外男人秘密出入宮廷是皇室的丑聞,所以在正式的官方通報之中,并沒有提到康廣仁的這一大“罪狀”。 

少年軼事

十六歲時,不喜歡帖括而不喜歡學習,被父親和兄長責怪,便自薦當小孩的老師。別人以為他在玩,便試試他,找來八九名小孩做其弟子,上課時甚為莊重嚴肅,更自創學規,令頑皮驕橫的小孩都很聽話。其他人才知道他有辦事能力,便委托他負責不少家事。他令出必行,奴仆都很怕,因此沒有事辦不成。

康有溥將他居住的樓前的芭蕉鋤走,康有為斥責他不仁,康有溥說那芭蕉沒有用,只會煩擾人。

康有為叫康有溥檢查、整理閣上的舊書,康有溥竟將數代傳下的帖括一把火燒掉。康有為問他原因,他反問康有為是否這些區區的東西也不能放棄,并認為留下那些東西,那座樓就不會清凈。

以上各事,可見康有溥為人剛斷。

墓葬之謎

康有為胞弟康廣仁作為戊戌六君子之一,其壯懷激烈可與譚嗣同比肩,其見識甚至超過康有為。

英雄血濺京華后,清政府將他們的遺體棄市3日,遂拋向郊外。從此,康廣仁的遺骨葬于何處,成為一大懸謎。有的說,被百姓厚葬于京郊;有的說,被維新派余黨遷葬于上海……

經康有為在大陸的兒媳,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龐蓮老人的講述并求證有關史料,終于弄清了康廣仁的墓址。

當時,康廣仁家人及維新余黨,在一個凄風苦雨的夜晚,將他的遺骸偷運至香港,默默掩埋。康有為之母及元配夫人張云珠逃往香港居住后,便十幾年如一日,守護著康廣仁的墳塋。1913年8月9日,康母去世,康有為由日本奔喪歸港,是年12月1日,康有為租“海明”輪,運母與弟靈柩回廣東南海縣老家,淺葬母與弟于銀塘鄉之后岡。

康有為疼愛這位英年慘死的幼弟。他無論住在上海新閘路辛家花園,還是住在愚園路“游存廬”,經常肅立在奉有康廣仁遺像的“三本堂”前,久久地凝視乃弟的英俊形象。

康有為到上海生活,常常感到對不起淺葬故鄉的母與弟。1914年,他最寵愛的三太太何旃理病逝,悲痛之余,他決定將母、弟遷葬,與三太太同葬在一處山明水秀的勝跡。康有為曾多次游覽江蘇的大茅山,此乃道教圣地,林木森森,濃蔭蔽日,峰壑泉流,渾然天成。康有為晚年迷信風水堪輿之學,他見大茅山集偉岸與靈秀于一爐,遂出重金請風水先生,一同上山尋找最佳的陵寢地。最后,他們選定大茅山積金峰下的青龍山,認為此山有龍首龍尾,坐北朝南,狀似巨龍騰飛,乃吉祥之處。1920年6月16日,康有為攜全家披麻戴孝,扶著3具至親的靈柩,在吹鼓手、道士那悲愴、沉郁的號角和誦經聲中,完成了葬禮。是時,康有為在親人墓前涕淚交加,長跪不起。

1927年早春,康有為做七十大壽前夕,突然心思變化,常常念叨人以葉落歸根為好,表示要將3位親人的遺骨從大茅山遷回故鄉厚葬。在以后的許多年中,康有為的幼子康同凝(龐蓮丈夫,1978年去世)一直想完成父親的遺愿,可惜天不假年。然而,因康氏后人絕大部分在海外,都沒有精力去完成遷葬之事。

康有為3位親人的墳冢地處偏僻,“文革”中又被扒毀,如今,康廣仁墓葬大茅山的史實連當地人也不清楚了。唯康母墓前的半截殘碑,被大茅山的道士移至印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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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的犧牲,最終還是激發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被欺凌已久的中國人民開始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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