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儒林四杰”包括虞集、揭傒斯、黃溍、柳貫,四人都是元代著名的散文家。“四杰”攝于儒學,文章多宣揚倫理道德,推崇儒家經術。各人文章特色不同:揭文敘事嚴整,語簡而當;黃文結構謹嚴,掾據精切,柳文長于議論,事詳而詞核。虞集文章最負盛名。
虞集祖籍仁壽(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為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孫,其父虞汲曾任黃岡尉,宋亡后,徙臨川崇仁(今屬江西省)。其母親是國子祭酒楊文仲之女。祖輩皆以文學知名。虞集于南宋咸淳八年二月二十日(1272年3月21日)生于湖南衡陽,正當宋末,兵戈擾攘,為避戰亂,隨父遷居江西崇仁二都(今石莊鄉)。
虞集自幼聰穎,3歲即知讀書,4歲時由母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傳》及歐陽修、蘇軾名家文章,聽畢即能成誦。9歲時已通曉儒家經典之大旨。14歲時師從著名理學家吳澄,對儒學世界觀有了進一步認識。元朝統一全國后,虞集先在江西南行臺中丞董士選府中教書。
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虞集至大都(今北京市)。
大德六年(1302年),被薦入京為大都路儒學教授。不久,為國子助教。他以師道自任,聲譽日顯,求學者甚多。
皇慶元年(1312年),元仁宗即位,虞集任太常博士、集賢院修撰。他上疏論學校教育問題,多有真知灼見,為仁宗所賞識。
延祐六年(1319年),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集賢修撰。
泰定元年(1324年),為國子司業,后為秘書少監。
泰定四年(1327年),他與王約隨從泰定帝去上都,用蒙語和漢語講解經書,上都大臣為其博古通今所折服。泰定帝時,升任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他建議京東沿海土地應讓民開墾,筑堤以防潮水涌入。這既可逐年增加稅收,又使數萬民眾得以在京師周圍聚集,增強保衛京師的力量。這些主張雖未被采納,但后來海口設立萬戶之計,就是采用其說。文宗在登位之前,就對虞集有所了解,登基后,即命其為奎章閣侍書學士。文宗有旨采輯本朝典章制度,仿效“唐、宋會要”,編修《經世大典》,命虞集與平章事趙世延同任總裁。后趙世延離任,由虞集獨專其責。虞集嘔心瀝血,批閱兩載,于至順二年(1331年)全書編纂而成,共計880卷,是研究元朝歷史的重要資料。書成后,文宗命他為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他以眼疾為由乞外任,未被允許。直到文宗及幼君寧宗相繼去世,才得以告病回歸崇仁。
至正八年(1348年)五月二十三日(6月20日),虞集病逝于家。謚“文靖”,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為仁壽郡公。
虞集學識淵博,能究極本源,研精探微。精于理學,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他認為道德教化是國家治本的大事,選用人才必須為眾所敬服。主張理學應貫穿于雅俗之中。為元代中期文壇盟主,詩文俱稱大家。文多宣揚儒家傳統,倡導理學,歌頌元室。詩風典雅精切,格律謹嚴,深沉含蓄,縱橫無礙。其詩歌風格于精切典雅中見沉雄老練,體裁多樣,長于七古和七律,與楊載、范梈、揭奚斯齊名,人稱“虞、楊、范、揭”,為“元詩四大家”之一。一時朝廷宏文高冊,多出其手。在其詩作中,有不少作品涉及撫州故土的山水風土人情。
詩
虞集素負文名,宋濂在《柳待制文集》序言中說:“天歷以來,海內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烏傷黃公晉卿及公(柳貫)四人而已。識者以為名言”。宋犖《漫堂說詩》云:“元初襲金源派,以好問為大宗,其后則稱虞、楊、范、揭”。又如沈德潛《說詩晬語》云:“虞、楊、范、揭四家詩品相敵。中又以漢廷老吏為最。”
虞集說:“仲宏(楊載)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范梈)詩如唐臨晉帖,曼碩(揭傒斯)詩如美女簪花(一作“三日新婦”),而他自己的詩如“漢廷老吏”。據說揭傒斯聽到這種評論,頗不高興,因為揭的詩寫得是相當典重的。虞集詩歌內容表現出較強的民族意識。他在《挽文丞相》一詩中,對寧死不屈的南宋忠臣文天祥充滿了哀悼,以至有人這樣說:“讀此詩而不泣下者幾希!”文字亦流暢宛轉。另有《從兄德觀父與集同出滎州府君,宋亡隱居不仕而歿,集來吳門省墓,從外親臨邛韓氏得兄遺跡有說:“我因國破家何在,居為唇亡齒亦寒”,不知為誰作也?撫誦不覺流涕,因足成一章,并發其幽潛之意云》一詩,也流露同樣思想感情。在《趙千里小景》詩中,他說“殘云野水三百年”,也有憑吊宋亡的意思。虞集生二歲而宋亡,但由于元代民族關系緊張,以至在作品中表露出民族意識。
虞集有些詩還寫及了民生疾苦,如《次韻陳溪山□履》、《杞菊軒》等。此外,他對元統治者推行的民族仇殺政策,頗表不滿。他更多的詩是贈答應酬、內容空泛的作品。虞集生長在社會和平安定時期,他 的詩詞一般都寫得清和淡遠。一派承平氣象,如《無題》詩表現一種朦朧的境界,《聞機杼》則呈現雅淡的畫面,《臘日偶題》、《聽雨》、《宮詞》等給人一種安詳幽靜印象。虞集的詩風格嚴峻,聲律圓熟。
詞
虞集工詞,一生所寫詩詞文章逾萬篇,但其詞作今僅存二十多首,大都敘述個人閑愁情思,缺乏社會生活內容,景物描寫亦平平無特色,惟《風入松》“畫堂紅袖倚清酣”引人注目,其中有句說:“杏花春雨在江南”,勾畫江南景物,令人神往。杏花春雨本用陸游詩意而加以翻新。據說和他同時的詩人陳旅、張起巖都很欣賞這首詞,而當時機坊還把它織在羅貼上,作為藝術品供人賞玩。
虞集所作散曲,今僅存《折桂令》一首,前人頗為稱頌。元陶宗儀《輟耕錄》謂“雖一時娛戲,亦過人遠矣”。吳梅《顧曲麈談》云:“先生(虞集)文章道義,照耀千古,出其余緒,尤能工妙如此,詢乎天才,不可多得也,此種‘短柱’句法,自元迄今,和之者絕少,唯明徐天池《四聲猿》中,曾一仿之,后不一見也”。王季烈《螾廬曲談》評價說:“虞學士集之《折桂令》詠蜀漢事云云,通篇用‘短柱格 ’,語妙天成。”
虞集的散文多數為官場應酬文字,頌揚權貴,倡導理學。當時宗廟朝廷的典冊,公侯大夫的碑銘,多由他撰寫。但也有一些書信傳記文章,表現了作者的思想性情。如《陳□小傳》寫宋代進士陳□守常州以身殉城的事跡,褒揚其忠義。又如《答劉桂隱書》對劉氏不出仕,十分稱賞,贊揚劉"霜降冰涸而松柏后凋,沙礫汰除而黃金獨耀"。這里對忠于趙宋王朝的人物的歌頌和他在詩歌中流露的民族意識是相通的。
虞集還有一些散文表現他的政治理想和對社會人情物理的深刻體會。《海樵說》著重闡明“大烹以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的道理,《醫說賜易晉》強調醫生應有仁愛的心腸,等等。
虞集的書法在當時也很有名,頗得晉朝人韻味。傳世作品有行書《白云法師帖》為其晚年之作。書法行筆環縈,字若連綿,法度險峭,勁健古雅。如王世貞所言:“用筆若草草,而中自遒勁。”《墨緣匯觀·法書卷》、《三虞堂書畫目》有著錄。
著有《道園學古錄》、《道園類稿》各50卷,《虞文靖公詩集》(又曰《虞伯生詩》)。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為利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說》,以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玨,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為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余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于諸生中,得孛術魯翀、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修官致仕。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為禱于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啟曰:“南岳真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
集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于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集與弟盤,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游,授受具有源委。
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為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佚。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為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為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為賢。
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后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位,責成監學,拜臺臣為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為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太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為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義甚悉,集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嘆息,益信儒者有用。
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謂當治其源。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于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嘗對左右嘆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爾。”會晏駕,不及用。
英宗即位,拜住為相,頗超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于上,遣使求之于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方省墓吳中,使至,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于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圣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后再為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
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天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于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圣學者未易于盡其要,指時務者尤難于極其情,每選一時精于其學者為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為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后得以無忤,其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嘆焉。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為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御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為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為矣。事遂寢。其后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
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集仍兼經筵。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籍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孑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于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災之余,正君子為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于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有敕諸兼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
時宗藩暌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于廷,集被命為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群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為問,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閑,無益時政,且媢嫉者多,乃與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等進曰:“陛下出獨見,建奎章閣,覽書籍,置學士員,以備顧問。臣等備員,殊無補報,竊恐有累圣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聰明,其于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難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于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
有旨采輯本朝典故,仿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裁。集言:“禮部尚書馬祖常,多聞舊章,國子司業楊宗瑞,素有歷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可共領典;翰林修撰謝端、應奉蘇天爵、太常李好文、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照磨宋纟茲、通事舍人王士點,俱有見聞,可助撰錄。庶幾是書早成。”帝以嘗命修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績,《大典》令閣學士專率其屬為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跡參訂。翰林院臣言于帝曰:“實錄,法不得傳于外,則事跡亦不當示人。”又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跡,承旨塔失海牙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丐解職,不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
御史中丞趙世安乘間為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向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也。時世家子孫以才名進用者眾,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間之。既不效,則相與摘集文辭,指為譏訕,賴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傷,然集遇其人,未嘗少變。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為營都王,使貴近阿榮、飐飐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營國公,集具稿,俄丞相自榻前來索制甚急,集以稿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為所紿,即請易稿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
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為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折之于至當不止,其詭于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忤物速謗,終不為動。光人龔伯璲,以才俊為馬祖常所喜,祖常為御史中丞,伯遂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為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為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
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鄰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璲后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
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敕,即家撰文,褒錫勛舊、侍臣。有以舊詔為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為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
集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盤,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采,以筦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后進,雖少且賤,如敵己。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于濱死,亦不以為德。張珪、趙世延尤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
家素貧,歸老后食指益眾,登門之士相望于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茍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為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愨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愨愧嘆而去。其束修羔雁之入,還以為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
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歷乾淳風烈。嘗以江左先賢甚眾,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后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別為《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為文萬篇,稿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盤同辟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于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子四人,安民,以蔭歷官知吉州路安福州。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卿者。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
揭傒斯,字曼碩。豐城市杜市鎮大屋場人,元代著名文學家、史學家。與虞集、楊載、范梈同為“元詩四大家”之一,又與虞集、柳貫、黃溍并稱“儒林四杰”。
揭傒斯幼年家境貧苦。其父揭來成是宋朝的一個“拔貢”,母親黃氏。5歲從父就讀,刻苦用功,晝夜不懈,十二三歲博覽經史百家,至十五六歲時已是文采出眾,尤其擅長詩詞、書法。年紀差不多的人,均敬佩他,拜他為師。
揭傒斯青年時期,遠游湖南、湖北,講學謀生,直至39歲。一些名公顯宦很器重他,湖南宣慰使趙琪素把揭看作“知人”,說他將來必為“翰苑名流”。湖南憲使盧摯、湖北憲使程鉅夫也非常賞識他。程鉅夫稱揭傒斯為“奇才”,把自己的堂妹許配給他為妻。
元皇慶元年(1312年),程鉅夫(字文海)在朝做官,其公館設在宮廷門前。揭傒斯常居館內少出,執主賓之禮十分謹慎,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程鉅夫的肺腑親戚。那時元代開國遺老尚在,聽說程公有佳客,都想見識見識。程鉅夫只得引見。他們從交談中發現,揭傒斯論文時意象飛動,氣勢豪放,論政時騁議馳辯,理正辭嚴。大家認為揭傒斯才華橫溢,是國家棟梁之材,紛紛向朝廷推薦。知中書李益,看了揭傒斯寫的《功臣列傳》,贊嘆不已,“這才是修史書的名手筆啊!別人修史不過是謄抄其它版本的史書而已!”。程鉅夫的莫逆之交,深受元廷敬畏的集賢大學士王約(字彥博)力薦說:“與傒斯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當無施不可。”
元延祐元年(1314年),揭傒斯由布衣授為翰林國史院編修。三年(1316年),升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四年(1317年),遷升為國子助教。六年(1319年),朝廷提升揭傒斯為“奎章閣”供奉學士。不久,又提升為侍講學士,主修國史,管理經筵事務,為皇帝擬寫制表。當時提升不能超過兩級,可是揭傒斯卻連進四級,直至二品“中奉大夫”,實為罕見之事。
元天歷二年(1329年),圖帖睦耳在“奎章閣”內聚集功臣于弟和皇親國戚子孫就學,要揭傒斯擔任授經郎。“奎章閣”設在興圣殿西,揭傒斯每日早起,步行最先到達,從學的公子王孫共同商議;集資為老師買一匹好馬。揭傒斯聽說后,自己隨即購置一匹馬,反復讓人看,然后又把馬賣了,以此舉表示自己不愿牽累別人。在揭傒斯門下求學而入朝做官的人,后來大都成為國家的重臣。他們之中很少有求人聲援的,都不貪圖功名利祿。揭傒斯任投經郎時,圖帖睦耳(即元文帝) 經常來到閣中咨訪,與揭傒斯交談,(揭傒斯)每次都對答如流。至順元年(1331年)預修《皇朝經世大典》,皇帝看到揭傒斯寫的《秋官憲典》,驚訝地說:“這不是唐律嗎?”又看到《太平政要》四十九章,更是愛不釋手,把它放在床頭,經常閱看。并把《太平政要順》發給文武百官觀賞,說:“這是我們的揭曼碩所寫的,你們都得好好看看!”皇帝不直呼傒斯其名,而以“曼碩”喚之,以示親重。
元至正三年(1343年),揭傒斯以70歲高齡辭職回家。走到中途,皇帝派人追上,請揭傒斯回京寫《明宗神御殿碑文》。寫完后,他又要求回家。丞相問揭傒斯:“方今政治何先?”揭答:“養人。”丞相再問:“養
人為何在先呢?”再答:“人才,當他的名望還沒有顯露時,休養在朝廷,使他全面了解國家政務,一旦用他的時候,他就會自覺地施展本領啊!這樣就不會出現因缺乏人才而誤大事的后患啊!”丞相欽佩,奉旨留下他編修遼、金、宋三史,任總裁官。丞相問揭傒斯,“修史以何為本?”答:“用人為本。有學問能寫文章而不懂歷史的人不能用,有學問能寫文章且懂歷史但缺乏道德的人也不能用,用人的根本應當把‘德’放在第一位。”并經常與同事說,“要想知道寫史的方法,首先必須明白歷史的意義。古人寫史,雖小善必錄,雖小惡必記。不然的話,何以規勸人們棄惡揚善?”故此,他自己毅然執筆撰稿,孜孜不倦。凡朝政之得失,人事之功過,均以是非衡量,不隱惡,不溢美。對根據不足的事物,必反復考證才寫上,力求準確無誤。至正四年(1344年)七月四日(8月12日),《遼史》修成,呈送皇帝,得到獎賞,并勉勵他早日完成金、宋二史。揭傒斯深知皇帝對自己的信任,唯恐力不從心,難以完成。他吃住都在修史館中,每天天剛亮便起床,至深夜不歇,廢寢忘食。那年盛夏,揭身染傷寒,仍伏案修撰。七月戊戌(十一)日(8月19日)以身殉職。朝中官員得悉揭傒斯去世的噩耗,都趕到史館哭悼。第二天(8月20日),中書出公鈔2500緡,率先為他辦理喪事。樞密院、御史臺、六部等,也送了賻金。這時,有外國使節來到京城,燕勞史局以揭公故,改日設宴接待。皇帝為他嗟悼,賜楮幣萬緡治喪事,并派官兵以驛舟送揭傒斯靈柩到故鄉安葬。揭傒斯死后葬于富州富城鄉富陂之原(秀市鄉水洲村對面山坡上)。追封為豫章郡公,謚號文安。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有傳。
揭傒斯有兩子一女,長子揭被,次子揭廣陽,女揭楊湘。
揭傒斯在外為官,念念不忘故鄉。豐城本不產金,官府聽信奸民商瓊迷惑之言,招募300戶人家淘金,以商瓊為總領。豐城人只好散往外地采金獻給朝廷,每年上交自4兩增至49兩。商瓊死后,300戶淘金人幸存不多,生存者也貧困不堪。上司責成豐城當局交不出黃金就用勞役來抵償,豐城許多人因此流離失所,家破人亡。揭傒斯從堂孫處獲悉此事,向朝廷詳述實情,獲準徼免,縣人感其恩德。
揭傒斯性格耿直,好善嫉惡,表里如一。聽到某郡縣有廉潔奉公、愛護百姓的官吏,講話、寫文章時,必定旁引曲喻,稱道廉吏的行為,宣揚廉吏的品德。聽到某官吏貪贓害民,則必定在議論時批評這個官吏,并規勸他。有一次,一個郡侯以權勢要部下百姓送禮做壽,并請揭傒斯撰文記他的德政。揭傒斯痛斥說:“你的所作所為怎么樣?我能違背民意違背自己的心愿為你粉飾、阿諛奉承?”此人幾經賄賂都以失敗而告終。而遇到善良的人求助,揭傒斯總是熱情地幫助他們。有一個客人為求他寫文章,送給他酬金,揭傒斯寫好了文辭,對客人說:“錢你拿回去自己用吧,你的心意我已收下了。”
揭傒斯從青年時代起就憂國憂民,寫了不少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臨川女》一詩描寫一個世代為人傭耕的貧農盲女,由于父死家貧,母兄無力養她,忍痛要將她趕出門外的悲慘情景:我本朱氏女,住在臨川城。五歲父乃死,天復令我盲。母兄日困窮,何以資我身?一朝聞密盲,與盲出東門。不見所向途,但聞風雨聲。我母為之泣,我鄰為之嘆。我母本慈愛,我兄亦艱勤。所驅病與貧,遂使移中情。《楊柳青謠》中寫道:“連年水旱更無蠶,丁力夫徭百不堪。惟有河邊守墳墓,數株高樹曉相參。” 揭傒斯步入仕途之后,寫了大量頌圣、應制、贈譽之作,條理清晰,體制嚴整,闡述明達。《上李秦公書》說:“夫士志為上,時次之,位次之。農不以水旱怠其耕,商不以寒暑輟其負販,故能致千金之產,登百谷于場,況士之志于道者乎!不逢于今,必顯于后。有其時,有其位,道行于天下,天也。無其時,無其位,道不行于天下,亦天也。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明,不敢計其時與位也。……學富而得廣,志勤而行實。不以摧困折辱而易其節,不以富貴顯榮而改其度。天下之士,莫不厲其志、修其道,以待時之用已。”《與尚書右丞書》中說:“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獨立無輔也。森木之林,鳥獸群聚者,眾材咸濟也。是故自用無明,專欲無成,得眾者昌,寡助者亡,此賢愚同知,古今一軌也。懸千金之賞,不患無徙木之人,市千里之骨,何憂無絕足之馬?果能推誠折節,激昂鼓舞,則士必樂為用。士樂為用,何功不成?忠以出之,信以行之,忠信之人,天必佑之。”
揭傒斯是元代一大才子,為文簡潔嚴整,為詩清婉麗密,虞集稱其“如美女簪花”。即便社會地位、生活環境改變之后,對下層人民的疾苦并未忘懷,形諸詩文的仍然不少。在《送劉以德赴化州學政序》中有“旬宣之道未盡,廉恥之化未興,詬病之風未除,職教之徒臃腫腆腮”之句。在《送吏部段尚書赴湖廣行省參政二十韻》詩中寫道“五嶺纏妖欞,三湘困繹騷。罷氓貧到骨,文吏細吹毛。麟鳳饑為腰,鷹鹋飽在僚。”《千頃堂書目》載有《揭文安公集》五十卷,明初已缺十三卷。尚存古代全集本有三種:《四庫全書》本(十四卷)、《四部叢刊》本(十四卷,又補遺詩一卷)、《豫章叢書》本(十八卷)。1985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編輯出版了《揭傒斯全集》。
揭傒斯的《漁父》、《高郵城》、《楊柳青謠》、《秋雁》、《祖生詩》、《李宮人琵琶引》等詩,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現實社會生活不合理的現象。尤其是《秋雁》詩,別有寄托,寫出了當時民族間的矛盾。誠如《至正直記》說:“揭曼碩題雁,蓋譏色目北人來江南者,貧可富,無可有,而猶毀辱罵南方不絕,自以為右族身貴,視南方如奴隸,然南人亦視北人加輕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誚。”揭傒斯還有一首《女幾浦歌》,用民歌體描寫大孤山下的船民,不管風浪如何險惡,總是無所畏懼,表現了勞動人民的剛毅勇敢。
揭傒斯的散文多宣揚封建倫理思想,但也有一些可讀的作品。如《與蕭維斗書》、《送李克俊赴長興州同知序》,都認為“獨善其身”不是一個政治家的風度。《浮云道院記》、《胡氏園趣亭記》,反映出一種封建時代文人的閑適情趣。歐陽玄《豫章揭公墓志銘》說,揭傒斯“文章……正大簡潔,體制嚴整。作詩長于古樂府,選體、律詩長句,偉然有盛唐風”。
揭傒斯善書法。朝廷典冊、元勛銘辭,多出其手。法書肇伏羲氏,愈變而愈降,遂與世道相隆污。能考之古猶難,況復之乎,……思見圣人之治,法書之復,其在茲乎。然天下之期復于古者,不止法書也,而于是觀也,則盛氏之書,其復古之兆乎。(《中國書畫全書》)存世書跡有《千字文》、《雜書卷》等。
【寒夜】
疏星凍霜空,流月濕林薄。虛館人不眠,時聞一葉落。
【秋雁】
寒向江南暖,饑向江南飽。莫道江南惡,須道江南好。
【別武昌】
欲歸常恨遲,將行反愁遽。殘年念骨肉,久客多親故。
佇立望江波,江波正東注。
【和歐陽南陽月夜思】
月出照中園,鄰家猶未眠。不嫌風露冷,看到樹陰圓。
天清照逾近,夜久月將遠。墻東雙白楊,秋聲隔窗滿。
【自盱之臨川早發】
扁舟催早發,隔浦遙相語。魚色暗連山,江波亂飛霧。
初辭梁安峽,稍見石門樹。杳杳一聲鐘,如朝復如暮。
【山水卷】
稍稍云木動,藹藹煙峰亂。遠浦引歸橈,雙崖臨絕岸。
方思隱淪客,欲結漁樵伴。水闊山更遙,幽期空汗漫。
【黃尊師高軒觀鵝因留宿】
開軒南岳下,世事未曾聞。落葉常疑雨,方池半是云。
偶尋騎鶴侶,來此看鵝群。一夜潺湲里,秋光得細分。
【衡山縣曉渡】
古縣依江次,輕輿落岸隈。鳥沖行客過,山向野船開。
近岳皆云氣,中流忽雨來。何時還到此,明月照沿洄。
【重餞李九時毅賦得南樓月】
娟娟臨古戍,晃晃辭煙樹。寒通云夢深,白映蒼祠莫。
胡床看逾近,楚酒愁難駐。雁背欲成霜,林梢初泫露。
故人明夜泊,相望定何處?且照東湖歸,行送歸舟去。
【寄題馮掾東皋園亭】
時雨散繁綠,緒風滿平原。興言慕君子,退食在丘園。
出應當世務,入詠幽人言。池流淡無聲,畦蔬蔚蔥芊。
高林麗陽景,群山若浮煙。好鳥應候鳴,新音和且閑。
時與文士俱,逍遙農圃春。理遠自知簡,情忘可避喧。
庶云保貞和,歲暮委周旋。
【廬山】
香爐峰色紫生煙,一入京華路杳然。云碓秋閑春藥水,雨犁春臥種芝田。
書憑海鶴來時寄,劍自潭蛟去后懸。忽報歸期驚倦客,獨淹微祿負中年。
【夏五月武昌舟中觸目】
兩髯背立鳴雙櫓,短蓑開合滄江雨。青山如龍入云去,白發何人并沙語。
船頭放歌船尾和,篷上雨鳴篷下坐。推篷不省是何鄉,但見雙雙白鷗過。
【夢武昌】
黃鶴樓前鸚鵡洲,夢中渾似昔時游。蒼山斜入三湘路,落日平鋪七澤流。
鼓角沈雄遙動地,帆檣高下亂維舟。故人雖在多分散,獨向南池看白鷗。
【送詹尊師歸廬山】
香爐峰色紫生煙,一入京華路杳然。云碓秋閑舂藥水,雨犁春臥種芝田。
書憑海鶴來時寄,劍自潭蚊去后懸。忽報歸期驚倦客,獨淹微祿負中年。
【漁父】
夫前撒網如車輪,婦后搖櫓青衣裙。全家托命煙波里, 扁舟為屋鷗為鄰。
生男已解安貧賤,生女已得供炊爨。天生網罟作田園,不教衣食看人面。
男大還娶漁家女,女大還作漁家婦。朝朝骨肉在眼前,年年生計大江邊。
更愿官中減征賦,有錢沽酒供醉眠。雖無余羨無不足,何用世上千鐘祿。
【大饑行】
去年旱毀才五六,今年家家食無粟。高囷大廩閉不開,朝為骨肉暮成哭。
官雖差官遍里閭,貪廉異政致澤殊。公家賑粟粟有數,安得盡及鄉民居。
前日殺人南山下,昨日開倉山北舍。捐軀棄命不復論,獲者如囚走如赦。
豪家不仁誠可罪,民主稔惡何由悔。
【高郵城】
高郵城,城何長?城上種麥,城下種桑。昔日鐵不如,今為耕種場。
但愿千萬年,盡四海外為封疆。桑陰陰,麥茫茫,終古不用城與隍。
【曹將軍下槽馬圖】
曹霸畫馬真是馬,宛頸相摩槽櫪下。卓犖權奇果如此,豈有世上無知者?
朱絲不是凡馬韁,天閑十二皆龍驤,曾從天子平四方。
畫圖仿佛余驪黃,華山之陽春草長。
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一月一日(11月27日),雖時值初冬,但婺州義烏稠城,天氣晴和,陽光燦爛,顯得格外溫暖。清澈澄碧的繡湖之水,在日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輕風掠過湖面,又泛起層層漣漪。就在這冬暖如春的美好日子里,一男嬰在繡湖之畔的院落里呱呱墜地,全家人歡欣不已。他,就是后來名垂史冊的元代“儒林四杰”之一、著名史官、璀璨耀眼的一代文星黃溍。
黃溍之父黃鑄,母童氏。先祖黃中輔,傳承其舅父宗澤的精神,剛正耿直,正氣凜然,為南宋有口皆碑的志士。據《文獻公全集》補遺卷之十一《桂隱先生小傳》所載,南宋紹興中期,秦檜篡權柄國,在和議達成之后,他每日里驅使文人墨客吟詩作賦,以歌頌所謂“太平中興”之美。倘若有人說“奸臣當道”,就立即捕之殺之,士大夫中的不少人害怕得縮進了頭。但黃中輔高風亮節,奮不顧身,憤然作樂府詩題寫太平樓。詩日:“快磨三尺劍,欲斬佞臣頭。”他這一勇敢之舉,險遭不測之禍,但也被人們傳為美談。秦檜死后,過了一些年,朝廷將授官黃中輔,但他未受命就去世了。黃溍生性聰穎,天資絕人,且相貌俊秀,得人喜愛。他從小就循規蹈矩,好學不倦,孜孜以求,平日里無事決不隨便出門玩耍。先生教授的《詩經》、《尚書》,過目不忘,熟讀成誦。他學習寫作,長進很快,幾百字的文章,一揮而就。久而久之,黃溍的文章在當地出了名,并不斷傳揚開去。
一日,13歲的黃溍所寫的《吊諸葛武侯辭》一文,被學問淵博的山南先生看到了。他細細閱讀后,倍加贊嘆,說:“我們義烏,當今以文辭著稱者,唯喻良能、喻良弼兄弟倆(官塘鄉喻宅人)。這孩子稍加培植,不就可以和兩喻相匹比了嗎?”這位山南先生,原名劉應龜,義烏青巖劉人,曾任月泉書院山長、杭州學正,宋末隱居石門山。于是,山南先生就收黃溍為學生,傳道授業,使他長進不少。
20歲時,黃溍游學杭州,受教于南宋的遺老巨公和一些飽學之士。這時,風華正茂的黃溍,猶如遨游在知識的海洋,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益聞近世文獻”。
從杭州回到義烏后,黃溍詩興勃發,遂與隱居浦江仙華山的詩人方鳳交游,吟詩作賦,互相唱和。在共同的愛好和志趣中,他們互相切磋,互相啟發,既增進了學問,也增進了友誼,當然也寫下了不少美麗的詩篇。
50余年后,黃溍還寫下不少詩篇,懷念已逝的方先生。其中一首云:
仙華幾千仞,峻絕臨紫清。
天壇瑤草合,石穴陰風生。
踆踆杖履來,眷眷丘壑情。
幸有一夔足,雅歌續遺聲。
當時,“以文名于四方”的黃溍,淡泊名利,“絕無仕進意”。但不少了解他的友人卻竭力薦舉,希望他出仕為國出力。元大德五年(1301年),25歲的黃溍,被舉為教官。兩年后,又舉為憲吏。可是不久,黃溍仍退隱于家,沉湎于寫詩作文。
元延佑元年(1314年),朝廷恢復了貢舉之法,以便選拔延攬人才。對早就出了名的黃溍,縣吏就催促他參加考試。當年,省試《太極賦》,黃溍以楚聲為之,詞作擺脫陳言,卓然不凡,成為試場中的上乘之作,被人傳誦。翌年(1315年),滿腹經綸、才氣橫溢的黃溍廷試中選。但讀卷官以黃溍“詞近激”為由,張榜時僅為三甲末第,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同年四月二十二日(5月25日),授官臺州路寧海縣丞。
寧海縣,位于浙東沿海,瀕臨鹽場,鹽業興旺。可是,一些鹽戶有恃無恐,以為他們不隸屬于縣衙門,因而不受管束,肆意妄為,殘害百姓。而當地的一些官吏受這些鹽戶的賄賂收買,也不主持公道,聽之任之,使得這股惡勢力更加肆無忌憚,橫暴尤甚。
黃溍到任后,察訪社情民意,見此情景,深惡痛疾,并毫不遲疑,對為非作歹者一律繩之以法,絕不寬容。此時,黃溍的下屬官吏,有的憂心忡忡,深怕受到報復,因此,就小心翼翼地告訴黃溍說:“這伙人背后有人撐腰,惹不得!”這勸說當然出于好心,認為黃溍初來乍到,還是明哲保身要緊。可黃溍沒有卻步,他斬釘截鐵似的回答道:“官可以不當,百姓的事不能不管。”他仍然執法如山,對地方惡霸嚴懲不貸。幾經努力,惡焰漸消,百姓終得安寧。
在懲治這些害人蟲的嚴峻斗爭中,有許多動人的故事。有一后母與一和尚通奸,并用毒藥謀死親夫,反誣被親夫的前子所殺,而前子將被定罪。聽了前子的叫屈聲,黃溍脫下官服,打扮成平民,深入暗訪,查明實情,終于使案情真相大白。冤案昭雪,好人得救,兇手受懲,全縣百姓拍手稱快,莫不嘆服,對黃溍欽敬不已。
當時,寧海縣內還有一些惡少參加盜竊集團,圖謀搶劫,縣衙得到舉報,懸賞緝拿。可地方上的大姓豪強,為了謀取賞格,不憑證據,胡亂舉報,并據此抓來一批“嫌疑犯”。但由于沒有真憑實據,遠難斷案,致使久拖不決。黃溍為此多方調查,一一細細審理,公正斷案,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縱壞人,其間被免除死刑的就有10余人。
朝廷派大員到各地考察,得知黃溍既能干又清廉,政績顯著,便提升他為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石堰西場監運,并委以整頓吏治。黃溍任勞任怨,秉公辦事,懲治了鹽場不法之亭戶。這一來,紀綱大振,百姓信服,鹽場為之一清。
延佑六年(1319),黃溍改任紹興路諸暨州判官,后又奉省撤監稅杭州。當時的諸暨,“其俗素稱難治”,積弊深重,棘手難題較多。黃溍到任后,一不畏難,二不大意,審時度勢,對癥下藥,重點擊破,終于變難治為易治。
官府巡海船,按照慣例,三年就得更新,費用由官府支出,但不敷之數,須由百姓補足。于是,一些貪官借機向百姓伸手斂財,以多收少付的辦法,中飽私囊。對這一敲詐老百姓的陋政,黃溍變革向例,節省開支,杜絕貪污,把多余的錢退還給老百姓,從而減輕了人民負擔。百姓領了這筆退還的錢,歡呼聲不斷,稱黃溍是清官。
當時,還有一些不法之徒,互相勾結,以偽鈔擾亂社會,脅攘民財。而一些地方官吏又任其欺詐,不管不聞。這些不法之徒就更加膽大妄為,致使偽鈔泛濫成災,殃及鄰近的新昌、天臺、寧海、東陽等縣,株連數百家,百姓遭害,情景很慘。府長官令黃溍查處此事。黃溍通過查問,明白了真相,掌握了充分的證據,使得有關人員低頭認罪。瀆職的官吏被除名,不法之徒受到了懲罰,那些無辜被株連者也得到解脫,老百姓也不再受偽鈔的禍害了。可其間有一個“捕盜卒”,暗地把偽鈔藏匿良民家,而后又向官府“揭發檢舉”,并糾集近百個惡少手持棍棒,沖向這良民家搜查,氣勢洶洶,企圖大敲竹杠,以發橫財。此時,正好黃溍下鄉后回城,同這伙人相遇于郊野。黃溍見此情景,頓生疑竇,他便反問道:“州府弓卒定額僅30名,哪來這許多人?”“捕盜卒”瞠目結舌,無言以對。黃溍便喝令“縛送子州!”這群惡少見勢不妙,慌忙作鳥獸散。這良民終于免遭了一場災禍。
有一盜賊被關在錢塘縣獄內,可他賊心不死,暗中勾結一游民,指使這游民賄賂收買了獄吏,于是,獄吏便私下放了這盜賊。而這獄吏利令智昏,又如法炮制了假文告,并打發這盜賊做向導,先后逮捕了20余人,以此威脅百姓,索取錢財。黃溍得知這一情況,深入察訪,掌握了全部實情。他就召見了這獄吏,并理正詞嚴地告訴他:“緝捕盜賊,應當慎重對待,認真商議。”他又嚴厲地指出,今天手持這文書的人,又不是本州州民,情況更是可疑。為查清實情,黃溍命手下人將獄吏、剛放出的盜賊以及剛被抓來的20余人,全部套上枷鎖,送往錢塘縣獄。后經縣獄審理,受冤枉被抓的20余名普通百姓全部釋放,獄吏和那盜賊得到了懲罰。那20余名無辜百姓感激涕零,把黃溍奉若神明。
黃溍任州縣官,歷時20余年。他始終以“父母官”自律,體恤民間疾苦,躬身為百姓辦事。平日,唯以清白為始,除奉給之外,不收受任何非分錢財。他常常因生活費用欠缺而變賣家產,以資彌補。他如此一絲不茍,兩袖清風,而又政績卓異,嘉惠地方,難怪深受百姓的愛戴和稱頌了。
作為黃溍的得意門生、元末著名文學家、后為“明代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曾經這樣記述人們爭先誦讀先生黃溍詩文的情景:“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于庭,力麾而不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登門求教者,實在是絡繹不絕。
寫了《琵琶記》的元代杰出戲曲作家高則誠,永嘉瑞安人。他不辭遠道跋涉,慕名前來義烏拜黃溍為師。耳濡目染,高則誠在創作思想上,受黃溍影響很深。只是高則誠自有志趣,嗜讀雜書,喜交民間藝人,搜集民間傳說故事,對儒家經典卻不太專注用心。黃溍認為這是舍本逐末,不利造就,于是,諄諄誡勉,要他正道直行。但高則誠性之所好,難易改變,因此,學習未屆期滿,就告辭歸去。離開那天,高則誠起了個大早,匆匆上路。黃溍上樓走進高則誠居室,但見人去樓空,惘然若有所失。正惆悵間,忽見壁櫥上遺有高則誠文稿,拿過一看,是《琵琶記》劇本草稿。黃溍初初翻閱,見那文詞淹博,意義精工,讀了大為驚奇,連連驚嘆,日:“奇才,奇才!”黃溍愛才心切,急忙偕一書僮,上路追趕高則誠。
路上,天忽然下起雨來,黃溍也不停步。走到東陽南桃巖之后,見有一涼亭。黃溍偕書僮進去,正好見高則誠也在此躲雨。黃溍非常高興,即遣書僮去附近小店買來酒菜,為之餞行。師生雖借著涼亭石凳對飲,但倆人興奮異常,格外痛快。黃溍惜才如命,更是親自斟酒。他還三次舉杯,一為高則誠的才華橫溢干杯,二為《琵琶記》的詞情并茂干杯,三為預祝高則誠的更大成就干杯!雨霧天晴,斜陽下師生依依握別。
據傳,這涼亭古名“峰回亭”,俗稱“山背亭”。自黃溍在此餞別高則誠的故事發生后,乃改稱為“三杯亭”,寄寓三次干杯而別。此為后人傳作佳話。
至順二年(1331年),黃溍應召進京入朝,調任翰林應奉、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后升翰林直學士,斷斷續續共20年。
至正元年(1341年),黃溍任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1341年),朝廷命黃溍編修遼、金、宋三史,但因母親病故未赴。守孝滿后,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
至正六年(1346年),中書右丞相朵爾直班和中書左丞相太平力薦,黃溍拜為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至正八年(1348年),黃溍官升侍講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事。這一年,他受命編修《后妃功臣列傳》,為總裁官。黃溍學生王袆就在史館中,侍奉老師,白天共討論,同執筆;晚上則聯榻擁衾,共同探討史學精蘊。黃溍憑著他卓越的史才、豐富的史識,特別是高尚的史德,秉承《春秋》筆法,裁定國史尊重史實,從不曲意奉迎,務使成為信史,真可謂是“筆削無所阿,史書留人間”。
黃溍為知制誥時,揮動如椽大筆,奉圣旨起草國家大詔令、大制作,以及記述勛賢者的銘文。當時,朝廷內像黃沿這樣的大手筆,不過二三人,因此,特別受到器重。于是,四海之內,上門求文拜師者絡繹不絕。
黃溍還為經筵官,走上了“御前講席”,給皇帝講解經史。元順帝曾對朵爾直班說:“文臣年老,黃溍正宜在朕左右。”他博學多才,精通歷史,講述為民治國安邦之道,鞭辟入里,皇上聽得如醉如癡,深得教益。皇上高興地對他說,卿竭其誠智,為寡人開導治國之道,實在得益匪淺。皇上為此曾多次以金織紋緞獎賞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黃溍在講授中,總是以歷史為鑒,運用歷史上興衰的生動事例,陳述仁民愛物之道理。這無異給皇上敲起了警鐘,勸導他實施仁政。就這樣,黃溍在朝時,先后給皇上授課32次,這在經筵官中是很少有的。
元代設立國子學,為當時官立最高學府。國子博士,即國子學的教授官。黃溍為國子博士,給弟子授課,從來沒有以師道自尊,擺先生架子,弟子們也深感他平易近人,有如對待同輩朋友。當時,國子學想要增設“禮殿配位”四個。依禮大臣配位當坐東朝西。而學官中有人提議,座位應左右分置,以分高下。對此,同列不敢提出異議,而黃溍獨一人出面,制止了此事,終于沒有左右分坐。在這樣寬松和諧的師生關系中,前來求學的弟子們都懷著更加恭敬的心情,發奮學習,其中不少人學業有成,進入仕途,成為當代的名人。如宋濂、王袆、傅爍、金涓、朱廉、傅藻,都是黃溍的門生。
黃溍還曾三度出任浙江等省的鄉試主考官,又奉旨為廷試讀卷官。不論是在鄉試考舉人中,還是在廷試考進士中,黃溍都以伯樂之心,慧眼識才,努力甄拔后學。
黃溍為人正直,為官清廉。他在京師斷斷續續20年,始終鐵骨柔腸,挺立朝廷。他“足不登巨公勢家之門”,不攀附權勢,不阿諛顯貴,光明磊落,一身正氣。當時才德之士,莫不欽佩,異口同聲稱贊他道:“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塵不染。”
黃溍精通儒學,也奉行儒教。他特別孝順父母,拳拳之心始終如一。他67歲時,還不到引退年齡,但他時時想到在老家的年邁的母親,就迫不及待地向皇上呈上了納福侍親的請求,并徑自南下還鄉。至正九年(134年)四月,黃溍再次向皇上遞呈奏章,請求辭官還鄉,不等圣旨下來,他又徑自而行。皇上聞此,立即派遣人馬追趕,一直追到武林驛(今浙江杭州),終于把黃溍請回京師,并官復原位。
晚年,黃溍更篤于孝道。每月初一、十五,不論酷暑嚴寒,必去瞻拜先人之墓。他還竭力搜集先世遺文,并精心研讀,補綴成篇。
至正十年(1350年)四月,黃溍年已七十有四,終于告老還鄉。他南歸故里后,悠然生活在稠州鄉村田野間。但他依然勤治學,嚴修身,到老不懈怠,尤其是吟詩作賦,意趣不減當年。他“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其間所作之《秋懷五首》,借景抒情,表達了黃溍遲暮之年的心情,也反映出憂國憂民的情懷:
天末云猶去,山中歲欲徂。周流吾道在,嘆息古人無。
野鵲疑秋樹,新駒怯瞑途。
蒼茫念同志,微薄條為儒。(之一)
對酒高天豁,登樓落日曛。
亂蟬悲暮葉,老雁赴長云。
落拓嵇中散,棲遲鄭廣文。
身名竟如此,碌碌竟何云。(之二)
稍稍秋河落,娟娟宿露微。
天清江不息,野通樹相依。
回首狂歌數,經心昨們非。
流螢無思極,巧入絳帷飛。(之三)
仰古嗟無及,關情極可哀。
禰生才見忌,賈傅值為災。
世肯憐樗櫟,吾曾悔草萊。
小詩聊戲耳,何乃倂生精。(之四)
風雨仍搖落,江山且滯留。
懶從生事拙,閑惜壯心休。
弱蔓榮欹石,空槎臥洑流。
興懷到微物,世故劇悠悠。(之五)
歸隱而置身民間的黃溍,對百姓的生活耳聞目睹,有著深切感受。“風雨仍搖落,江山且滯留”。這是對元朝后期社會現實的真實寫照。當時,統治階級昏庸腐敗,民族矛盾激化,階級壓迫和剝削加劇,社會經濟停滯不前,廣大人民過著悲慘的生活。黃溍雖然做過官,但他出污泥而不染,即使在退出官場以后,仍然關心國計民生,并以凝重沉郁的詩筆,抒發了他對世道的無限感慨。
黃溍為人操行孤潔,他的不少散文,如《上憲使書》,表現出作者介立不阿的性格。《柳立夫傳》頌揚了一位光明正直、不計酬勞、盡力救死扶傷的醫生。《賈論》描述商賈活動場所,百貨聚集,買賣交易,貨真價實,唯利是圖。這種市井之事,為土大夫所鄙賤,然而士大夫一個個“飾虛懷枵”以取得高官厚祿,不講真才實學,品行不如商賈。文章認為這是一種不公平的現象,其實貴人反不如賤人直心爽性。《說水贈蔣春卿》以水喻人,“持涓滴以相波瀾”。雖然大材小用,但總算付出一點自己的力量,不靠弄虛作假生活。此類散文針對現實,觸及了當時社會上的一些弊病。他有一篇《陸君實傳后敘》,記述陸秀夫、張世杰等人事跡甚詳,流露了對宋末忠臣義士憑吊之情,這在他的詩《過謝皋羽墓》、《有感》、《鳳凰山》、《宣和畫木石》中也都有所表現。
黃溍晚年心緒漸歸于平復,如他在《贈月江術士》詩中說:“坐閱人間六十年,始知我命不由大。千江一月無分照,枝北枝南影自偏。”人間不平事看多了,請命也無用,感慨甚深。
平時,黃溍平易近人,從不以高官自居,同時,也嚴以律己,絕不濫用自己的威望。親友如有非分之請托,他總是婉卻。一些貪鄙鉆營之徒,想通過他的薦引,謀取一官半職,他也是堅決拒絕,并告訴他們:“國家設置官爵,為的是選拔賢能,為國效力,為民造福,難道可以當作私產授受。而助長貪鄙者的利欲嗎?”有些庸俗之輩譏他不近人情,他只是一笑置之。
黃溍一生,仕途上并無多大崎嶇,但他沒有驕縱之氣,始終純樸坦率,從不故意做作。與他相交的人,也受到感染,“鄙吝頓消”。他生性剛烈,疾惡如仇,見到不平事,面對奸詐人,他便勃然大怒,好像弦急霆震,不稍寬容。但他又胸懷坦蕩,不抱成見。如果把不平事公正地解決了,奸詐者有所悔改了,轉瞬間他就煦如陽春。他生活儉樸異常,雖居高位,但從不奢靡,貴而能貧。日常生活,蕭然不異于平民。他清心寡欲,正當“強壯之年”歲時,“即獨榻于外,給事于左右者,二蒼頭(仆人)而已。”
至正十七年(1357年)閏九月五日(10月18日),黃溍逝于稠城繡湖畔自家住宅內,終年81歲。噩耗傳開,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朝廷追贈他為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并追封他為“江夏郡公”,謚“文獻”。學生宋濂、王袆、金涓、傅藻等,都來相治后事。是月十八日(10月31日),同先他一年而卒的夫人王氏合葬于縣城東北3華里的崇德鄉東野之原,在今賓王路南側,孝子祠附近。碑碣己不存,墓址依然存在。
黃溍一生勤奮好學,筆耕不輟,著作頗豐。據《元史》記載,有《日損齋稿》33卷、《義烏縣志》7卷、《日損齋筆記》1卷。在《四庫全書》中,
有《黃文獻集》10卷,乃明人刪本。今存《金華黃先生集》43卷,其中初稿3卷,為其未及第時作,臨川危素所編次。續集40卷,為其登第后所作,門人宋濂、王袆編次。集中行狀、碑銘、墓志、世譜、家傳達22卷之多,其中拜住、也速帶兒、答失蠻、合刺普華、劉國杰、董士恭、董守簡、揭徯斯等人的神道碑,王都中、韓性、許謙、袁易、楊仲弘等人的墓志銘以及《答祿乃蠻氏先塋碑》、《馬氏(月忽難)世譜》等,均可補史傳之闕,對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史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在由同里后學陳坡校訂,于清代咸豐元年(1851)重印的《黃文獻公全集》中,卷一為五言古詩共219首;卷二為七言古詩,共221首;卷三為賦、策問、雜著,共56篇;卷四為跋,共119篇;卷五、卷六為序,共56篇;卷七為記,共55篇;卷八、卷九為墓記和墓志銘,共78篇;卷十為碑文,共25篇;卷十一為補遺和附錄,共38篇;此外,還有《日損齋筆記》一卷。
從藝術性上看,黃溍所作詩文,文辭嚴簡。《元史本傳》稱:“溍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以至精,剖釋經史,疑及古今,國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蚊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宋濂在《黃文獻公文集》之序中寫道:先生“以文字為職業者,殆三十年,精明俊朗,雄蓋一世,可謂大雅弗群者矣。今之論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整然不亂。至先生之獨得者,焉能察其端倪哉?”黃溍的詩文,不論說理記事還是抒情,都文采斐然,倍受當代和后世文人學士的贊頌。王袆稱之為“一代之儒宗,百世之師表。”
黃溍所寫的賦《學軒贊》,以平實質樸的文字,論述了學習的重要,言簡意賅,啟人深思。文曰:“器必琢而后成,道必學而后知。”為此,黃溍在文中大聲疾呼:“請為學軒之贊,亂以心齋之詩。”
在黃溍所寫的墓記和墓志銘中,總是以人物生平事跡為依據,肯定和褒獎人物的優良品格,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讀后感人至深。他所寫的序或跋,切中肯綮,給當時不少文人的作品作了評論,并闡發了寫詩作文的道理。
作為一代惺惺耀眼的文星,黃溍的詩作文詞優美,感情真摯,意境深邃,富于哲理。其中不少詩篇,以現實主義的手法,反映了當時勞動人民的生活情景,表達了普通老百姓的心聲。更有一些詩篇,詩人激情昂揚,為老百姓大聲疾呼。其中《覽無次山春陵行有感近事追和其韻以寓鄙懷》一詩云:
惟王始建官,民命有所司。奈何問流殍,束手無一施。
屬者秋夏交,上狀殊酸悲。
赤日紛按行,人馬同時疲。
連阡見標榜,不救饑與羸。
仍聞恣鞭箠,慘忉傷膚皮。
檢核須再三,供帳常恐遲。
哀哀鬻兒女,貿貿行安之。
感茲欲無訴,既往何由追。
尚慚噢咻恩,稍緩租稅期。
云胡有倉卒,征斂更相隨。
但將充其數,肯復計爾貲。
肉食不自鄙,謂我非敢知。
棲棲甔石儲,剝割無或遺。
言是鄰壤兇,藉此敷恩慈。
寧知是州人,俟死無他為。
出語余喘息,行步須扶持。
猶個比樂土,疾苦喘謂誰?
俯首州縣閑,遣責自其宜。
況迫大府令,聯絡飛符移。
豺狼方在郊,鷹隼宜用時。
區區狝狐兔,政爾何增虧。
吾賤不及議,為君陳苦辭。
這首詩以逼真的描摹手法,記錄了官府收繳租稅,致使百姓窮苦不堪,以至賣兒鬻女的悲慘情景。詩人難抑悲憤之情,坦然直白:“吾賤不及議,為君陳苦辭!”細細研讀,這詩同杜甫的《兵車行》,真有異曲同工之妙,寫出了封建社會中勞動人民的痛苦。
還有許多風景詩,歌頌祖國山水,寫得玲瓏剔透,精美之至。如:
過永康桃巖立石平如削,飛云近可梯。
莫窮千古勝,但惜眾山低。
靈草經春長,珍禽隔樹啼。
人言舊朝土,感事有留題。
靈 源
(金華北山紀游八首之一)
偶為山中游,通過云關宿。
蒼燈閃初夜,雨氣蒸深屋。
時間清梵音,窈渺松林曲。
八詠樓
懷古荒碑在,登樓晚望賒。
秋陰垂野薄,江勢抱城斜。
天地悲游子,冰霜感歲華。
紅塵吹短褐,歸興及清笳。
黃溍的散文,運筆如行云流水,敘事中間以議論,理從事出,熨貼自然,給人啟迪,給人智慧。其中一些篇章,針砭時弊,揭露官場黑暗,鞭笞偽善之徒可謂入木三分。
列入《黃文獻公文集》三卷雜著部分的《賈論》,其實是一篇散文。文章開頭,以濃艷的筆觸描寫了“賈區”即市場的繁華景象,“吳之鹽蜀之布會稽之美箭,代之名馬,至于漆枲卮茜筋膠藥物之眾,無不叢聚區別”。接著,又寫了經營珍貴商品的艱險,“而貝現丹銀,重淵邃谷怪珍之產,又皆篝火腰組,冒百死之禍,乃能奪而出諸虎豹蚊龜之宅”。可是,商賈為獲取厚利,總是“役傭工,費舟車,遑遑顫顫,心計目察”。但在當時,“市井事”總是被“士大夫所共賤鄙而羞以污齒牙也”。于是,作者尖銳而深沉地提問:“今之稱為大人君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文章指出,有好多所謂士大夫者,雖自詡為“貴人”,卻不求真才實學,不為百姓謀福利,而只知“飾虛懷枵”,鉆營高官厚祿,生活腐化,道德敗壞,反不如商賈的誠實無欺,直心爽性。文章說,“號呼以望售者,何憧憧耶?償人之直,而能無德色者,又幾人耶!”在封建社會里,黃溍能如此重視商賈,并拿士大夫同他們作對比,給予公正的評論,實在難能可貴。
黃溍的《勸農文》,立意鮮明,闡述了農業的重要,提出了如何盡地力奪豐年的問題。文章一開頭,就大聲疾呼:“古之有民社者,未嘗不以農事為先。”那么,如何戰勝旱澇,減少災荒呢?文章引述了魏文候使李悝改地造田的史實,提出了“欲盡地力者,亦在乎盡人力而已”的觀點,認為“勤則歲增”、“不勤則歲減”。作者還聯系他當時為官的諸暨州情,希望“率而子弟,竭其四肢之力,以從事于南畝”。這樣,“將見富歲之人,費減益增,蓄積既多,縱有旱澇,可無乏食之慮”。黃溍還提出獎勵那些農業生產上有成就的人,以增強百姓對農業生產的責任心。可見,黃溍為官一任,心系百姓,在發展農業生產上是盡心盡責的。
《說水贈蔣春卿》,以綺麗蘊藉的文詞,豐富的聯想和淋漓盡致的描繪,盡情地贊美了水的秉性。然后,筆鋒一轉,以水喻人,愿人們“持涓滴以相波瀾”,即使大材小用,也要真心誠意,為國為民貢獻一份力量。
黃溍是位書法高手。他從小練習書法,宗薛稷而自成一家,形成了醇雅俊逸的風格。他看到歷代書法家的真跡,總是如獲至寶,細細研習。他一生中,為不少碑、帖、石刻、墓志銘、題詞作跋,其中有:《跋李北海永康帖》、《跋蘇公父子墨跡》、《跋崇國公墓志銘》、《跋朱張二先生帖》、《跋韓合公真贊》、《書肯齋李公遺墨后》、《跋荊公帖》、《跋米元暉帖》、《跋宋諸公遺墨》、《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題東坡歸鐘繇書》、《跋米南宮帖》、《跋胡氏家藏公犢》、《跋蘭亭五字損本》、《跋蘇黃二公帖》、《跋晦菴先生帖》、《跋和靖先生帖》、《跋蘭亭序》、《跋御書明良二大字》、《跋御書慶壽二大字》、《跋御賜永懷二字》、《跋宋諸公遺墨》、《跋來兩朝遺墨二首》、《跋米元章書蘭亭序》、《跋歐陽文忠公帖》、《跋乾淳四賢墨跡》、《跋嶧山碑》、《跋館本十七帖》、《跋林和靖詩》、《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跋范文正公與尹舍人帖》、《跋東坡書秦少游龍井題名》、《跋默成潘公帖》、《跋靜修先生遺墨》、《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跋溫公通鑒草》,等等。
黃溍還是一名畫家。他善畫山水,筆近王蒙。其傳世作品有至正七年(1347)作的《梅花書屋圖》軸,紙本設色,筆墨蒼古,氣勢渾厚。
在這些跋文中,黃溍不僅記述了這些墨寶的事由、內容,也對其書法作了論評,可見其書法造詣之深。黃溍在《題東坡歸鐘繇書》中寫道:“古者臨書,多取其意,而不專求其形似。予所見唐人臨二王書,無不然,非獨蘇公此帖為然也。今之善為形似者,可謂極天下之工矣,豈古人之智巧未足以臻此耶!”這學習書法之訣巧,說得多么精到。
正是這樣,當時人們都很想得到黃溍的墨寶,即使是小小片幅,寥寥數字,也必珍藏,并以之為榮。元末明初的文學家陶宗儀在所著《書史會要》中稱:“溍淹賅經術,書宗薛公晉而自成一家。危(素)承旨嘗云:‘吾平生學書,所讓者黃晉卿一人耳’。”黃溍的書法真跡,存有《與德懋札》、《兔穎帖》、《跋蘭亭閣》等,有的收在《三希堂法帖》,成為書法史上不可缺少的閃光一頁。至今,在北京北海公園古樓內,還能看到黃溍留下的真跡。 至正十三年(1353)秋,由黃溍主持修訂的《義烏縣志》完成,共7卷。
600多年來,黃溍一直為后人所傳誦、所敬仰。在義烏稠城,先后建有多處紀念祠亭。但歷經滄桑,多已面貌全非,有的已蕩然無存。原建于高墈巷的黃大宗祠,氣象恢宏,雕梁畫棟,石柱挺立,蔚為壯觀,具有民族風格。此祠已被現代化建筑所替代,為稠城鎮第一小學校舍。位于原朝陽門外的“二賢祠”,為合祀黃溍和南宋志士黃中輔而建,“前襟濠水,后帶金山,秀淑之氣,籠而有之”。此洞已于1943年日寇侵凌義烏時被焚毀。只有坐落于驛墈巷的“浙東望族祠”(今稱“黃大宗祠”)尚保持原貌,有義烏書法院暫設于此,并常開設書畫展覽。
黃溍,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溍。溍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于四方。中延祐二年進士第,授臺州寧海丞。縣地瀕鹽場,亭戶恃其不統于有司,肆毒害民;編戶隸漕司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溍皆痛繩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顧也。民有后母與僧通而酖殺其父者,反誣民所為,獄將成,溍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奸偽,卒直其冤。惡少年名在盜籍者,而謀為劫奪,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賞格。初無獲財左驗,事久不決,溍為之疏剔,以其獄上,論之如本條,免死者十余人。
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石堰西場監運,改諸既州判官。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責足于民。有余,則總其事者私焉。溍撙節浮蠹,以余錢還民,歡呼而去。奸民以偽鈔鉤結黨與,脅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往新昌、天臺、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數百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下溍鞫治,溍一問,皆引伏,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遣之。有盜系于錢唐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其來為向導,逮捕二十余家。溍訪得其情,以正盜宜傅重議,持偽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唐,誣者自明。
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交,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世。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于左右,同列不敢爭,溍獨面折之,事乃止。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溍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落致仕,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升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階自將仕郎七轉至中奉大夫。幾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為前官。久之,始得謝南還,優游田里間,凡七年,卒于繡湖之私第,年八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曰文獻。
溍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巨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塵弗污。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溍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于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稿》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
同郡柳貫、吳萊,皆浦陽人。貫字道傳,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于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郁舂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儒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與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為儒林四杰。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三卒。
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也,輩行稍后于貫、溍。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迫扣之,萊瑯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眾驚以為神。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裊山中,益窮諸書奧旨,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誤》,皆未脫稿。
萊尤喜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為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貫平生極慎許與,每稱萊為絕世之才。溍晚年謂人曰:“萊之文,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也。
吾縱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哉!”其為前輩所推許如此。萊以御史薦,調長薌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謚曰淵穎先生。
柳貫(1270年~1342年),元代文學家。字道傳,自號烏蜀山人,婺州浦江(今屬蘭溪橫溪)人,博學多通,為文沉郁春容,工于書法,精于鑒賞古物和書畫,經史、百氏、數術、方技、釋道之書,無不貫通。官至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系元代著名文學家、詩人、哲學家、教育家、書畫家,是元代“儒林四杰”之一,元代散文家虞集、揭傒斯、黃溍、柳貫并稱“儒林四杰”。
據《元史列傳第68·黃溍傳》記載:“貫,字道傳,……與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為‘儒林四杰’。”
元大德4年(1300)察舉為江山縣教諭,數年后升遷為昌國州學正。延祐6年(1319)任國子助教,旋升博士。先后從學者數千人,業成而仕,后多知名,其中最為著名者當為宋濂、危素、王褘、戴良等。
泰定元年(1324)擢升為太常博士,凡朝廷大典,必酌以古今而論定,人皆服其精審。泰定3年(1326),出任江西儒學提舉,秩滿歸鄉杜門不出十余年,收徒授學,讀書著述,沉潛于理學。
至正元年(1341),朝廷重用,起用為翰林院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至正二年(1342)11月初九病逝于京城大都(今北京)。
柳貫官僅止于五品,祿不超過千石。但在當時文壇上影響不小,他的詩寫得古硬奇逸,意味雋永,受到廣泛尊崇,有人稱他是“文場之帥,士林之雄”。
明代“開國文臣之首”宋濂正是柳貫最得意的門生,宋濂曾這樣記述柳貫的學問及自己與老師的關系:“(柳貫)讀書博聞強記,自禮樂、兵刑、陰陽、律歷、田乘、地志、字學、祖譜及老佛家書莫不通貫……濂雖不敏,受先生之教為深。”
柳貫著名的文集有《金石竹帛遺文》10卷、《近思錄廣輯》3卷、《字系》2卷、《柳待制文集》20卷、《待制集》、《字系》、《近思錄廣輯》、《金石竹帛遺文》傳世。
柳貫的詩寫得古硬奇逸,意味雋永,《山橋》一詩,可為代表。他自己說:"詩成置我江西社,菟苑梁園隔幾春。"可見他是崇拜江西詩派的。在《自題稿卷》中,他說:"何庸夸險絕,吾實厭神奇。"對江西詩派又有點不滿。他有幾首描寫海濱鹽民生活的詩,如"即今黔首為生蹙"(《偶題》),"鞭血淋淋地亦腥"(《過宿長蘆書所感》),對于苦難中的人民寄予同情。
柳貫的文名比他的詩名大,他的散文雄渾嚴整,長于議論,事詳而詞核,見稱于時。不過他的散文多為墓銘碑表、興學修橋等應用文字,抒寫性情的不多。只有少數文章如《答臨川危太樸手書》,文字明白曉暢,信筆而書,情真意切。他評論當時社會風氣說:"比數十年,學者大抵有自利之心,而志日益卑,道日益遠。"談及當時文壇說:"緣飾淺末,足以雄夸于制作之林,而為獵取名爵之資。"這些言論,切中時弊。柳貫還有一些題跋文字,短小自然,比起碑銘文字活潑,不失為一些好的小品文。
虞集、揭傒斯、黃溍、柳貫四人都才華橫溢,一生著作頗豐。其中有《挽文丞相》、《金人出塞圖》、《女兒浦歌》、《金石竹帛遺文》等等著作廣為流傳